本文在展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變異”問題之前，先分析一下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再到“蘇，中共產主義陣營”之間的連貫問題。黑格爾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用通俗的敘述就是“人類歷史是一個理性的進化過程，類似一台機器，齒輪接齒輪往前行，在前行的過程中每一個節點，產生矛盾和衝突，推進了這個歷史向前，而人類的精神也是一個冷酷無情地包括自我衝突和鬥爭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泛指各個領域，小到內心大到整個社會包括戰爭。”馬克思是黑格爾理論的信奉者，他生活在歐洲工業革命之中期，他是將黑格爾理論完全狹義化，他把黑格爾理論引進了《資本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必將被共產主義社會所取代”，於是推出了著名的五個社會理論。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展示了任由資本對勞動強食弱肉的發展，而最終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資本大廈倒塌的結局。歐美發達資本主義之所以最終倖免於這種悲慘下場，並不是像有些說的那樣是馬克思的分析有問題，而在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本身在不斷進行經濟關係調整，不斷地創造長治久安的經濟機制。馬克思當時分析的那一組充足條件不再充足，自然發展的後果出現新局。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現今的發達國家，遠遠不是經典意義內涵上的資本主義，儘管人們在稱謂上沒有改變。無疑黑格爾，馬克思將機械運動這一物理概念毫無遮掩地引申到人文領域。正如歷史發展所推演的，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又將馬克思理論廣義話，變成了“人類一切歷史就是階級鬥爭史”這一全無邏輯外延的肯定句。再進一步拓展到，既然鬥爭可以促成歷史向前發展，那麼可以通過“加速”達到目的。這就回歸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本質就是“主動”而為之。希特勒的“納粹主義”通過種族滅絕想達到他所認為的人種純潔，而一九四九年前後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躍進”等運動就是刻意地人為地去推動社會實現共產主義，以及八十年代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主動的”推行制度來改變人口結構。儘管兩者走的路線是不一樣的，但本質上的邏輯是極為相似，那就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民國時代的胡適先生是第一個將“社會達爾文主義”引進了中國文學，他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發表於《新青年》文章，提倡改良中國文學。拋棄傳統的文言文而全面推行白話文寫作和交流，得到了當時陳獨秀先生，魯迅先生的合力支持。這篇名為《文學改良芻議》和第二年發表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其主要內容就是，徹底放棄文言文寫作，“文須廢駢，詩須廢律”，文章“不講對仗”“不避俗語俗句”“不用典故”。胡適先生的倡議在中國引發了轟動，對之後的新文學運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越來越多的人用白話文寫作。僅一九一九年一年，全國出現了四百多種白話報刊。一九二零年，民國教育部通令全國一二年級的國文一律改用白話文。陳獨秀先生在《答適之》一文中，明確站在胡適先生的立場，“今人猶有鄙夷白話小說為文學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皆文學正宗，而駢文律詩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聞此言而卻走者矣”。夏志清教授在他的《現代中國小說史》說，“文學革命開始於一九一七年胡適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胡適把整個中國文學的遺產重新估價了，他以前沒有幾個學者敢像他那樣公然表揚小說的價值，聲稱水滸傳、西廂記足可與離騷、莊子、史記相提並論。他還以史學家和批評家的身份，指出一種他個人極為欣賞的藝術信仰：宣揚人道的寫實主義。他信奉的是小心求證的精神，是現實的樂觀主義者。”“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學改良主張抬頭，發展出一個“極為恐怖”的歧路，那就是在中國自由派和共產黨知識分子所掀起的“漢語拉丁化”思潮。該思潮提倡以拉丁字母取代漢字，行文不用漢字，直接用拉丁字母書寫。這和後來趙元任先生所發表的“漢語拼音”規範漢語讀音和普及是兩回事。儘管反對“文字拉丁化”的力量中有梅光迪、辜鴻銘、吳宓、林紓等重量級人物，陣勢不可謂不強，然而還是敵不過胡適、陳獨秀、劉半農。未幾交鋒，學衡派便速敗。就文化而言，“破壞”與保守爭鋒，總是前者占便宜，因為破壞者總會以 “將來可以建設更好”為誘餌。 漢字革命也不例外，結果自然是西風襲來百花殘。消滅漢字的呼聲持續到二十世紀，這個歧路之所以後來行不通，不是這個思潮不強烈，而是漢字本質的“大方廣”是別的語體說不能承載的。

   改良中國文學和漢語構成的最基本本質就是“現在使用的肯定比過去要好，先進。”中國文學源頭由“詩經，楚辭”被“漢賦，姘文”取代，“漢賦，姘文”被“唐詩”取代，“唐詩”被“宋詞”取代，“宋詞”被“元曲明清小說”取代，這一過程就是“強者戰勝弱者”的進化過程。那麼白話文，自由體詩歌的推廣也是“與時俱進”的進步。筆者認為這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新文化運動之際，侵入文學語言的一個變異。這一變異的正面是，讓普通百姓階層廣泛地接觸各種文字媒體，推廣新時代思想，民國時期的一批知識分子赴日留學，也從日本由明治維新變革所發展起新漢字詞彙融入漢語。而反面是讓姘文，律詩，詞的創作出現了無可挽回的斷層。可是多少年過去了，當人們品讀古代文學時，只能自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的複雜回味。詩經楚辭依然是中國文學的巔峰，就說最通俗的“成語”大部分都來源於詩經。中國漢語自古可閱可吟，而當今最前衛的網絡語言，短如詞彙組合，讀來如“鬧市騒音”般味如嚼蠟。

        “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時“變異”到了經濟領域，經濟學界稱之為“市場達爾文主義”，當全國上下逐漸接受了所謂“市場萬能論”時，人們奔着市場經濟去，將一切希望都放在市場上，仿佛市場無所不能，甚至到了將“全國醫療體制”靠市場來調解運行。特別是在市場化進程中，那种放任市場機制肆意發展的主張，更是為改革失誤埋下了禍根。市場沒有了邊界，市場沒有了糾偏，便為市場弱肉強食打造了現代化平台。特別是當着權力資本介入之後，弱肉強食慘劇不斷上演。中國式資本原始積累，不僅重演了英國歷史上那最殘酷的一幕，大量失地農民，下崗工人，走私，逃稅，而且權力資本的參預而令暴發戶們譜寫了用最短時間完成原始積累的荒誕歷史。在勞資關繫上，演繹着資者更強，勞者更弱的悲慘故事。勞資之間的強弱不平等天生俱來，問題是中國在微觀與宏觀環境，經濟政策導向，管理方向與力度並沒有在發展中加強勞動方應有權利，沒有支持經濟弱勢群體，政策的結果是推動着強者更強弱者更弱。城鄉關繫上，不是令兩者的差距更小，而是愈益加大。少數人掌握了絕大多數財富，多數人卻掌握着少數財富，筆者認為必須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因為它從基本面上給出了經濟生活中埋藏衝突與矛盾的權威判斷，它與構建和諧經濟社會是背道而馳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市場式的弱肉強食，在西方發達國家主要表現為公平競爭下的弱肉強食，而中國的“市場達爾文主義”是不平等競爭造成的弱肉強食，它因權力資本的介入變得更殘酷、更慘烈。

        筆者贊同盛洪先生在其《個人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一文中的諸多觀點，他在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新的個人主義是值得研究的。不過新的人類文明僅僅在個人主義中是找不到答案的，因為人性具有二重性，作為個體，他天生俱來個人性、自私性，在社會行為中實現為個人主義，但同時，作為社會成員，他又擁有社會性、利他性，在社會行為中實現為群體主義。當然，如此抽象而又複雜的問題，遠不是幾句議論能說明問題的。它需要長篇大論，而又不是本文的任務。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達特曾說過“如果沒有不斷的反對、抗議和改良的傳統，以美國所處的時代和位置，其制度就會成為純粹的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大約不會發展成現在這樣出色的生產和分配的制度，單是看一下稅收制度的歷史，就可以提示我們，在把社會開支讓那些最能承受的人去負擔這一點上，自由主義傳統給我們帶來多大好處。”促使一個社會的興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於如何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顯然，在曾經是最適宜“社會達爾文主義”生長土壤的美國，這一主義都不能成為唯一的主導原則，何況在權利資本參與的所謂“自由競爭”的“市場達爾文主義”在中國經濟領域的“肆虐”橫行，“改革開放”遠沒有完成。

        筆者借用達爾文在《人類的起源，進化》中名言結束本文，“無知者比有知者更自信，只有無知者才會自信地斷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