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方芳失望不是因為她愛中國，而是其精緻的利己主義下沒有一絲道德的糖衣包裹(ZT)

錢鍾書曾經說過，這個世界上有一種圍城，外面的人想進去，裡面的人想出來。這樣的圍城今天也成了兩岸的寫照，一邊絕望的底層人民冒着生命危險泅水投奔自由，另一邊的中上層商賈優伶，不顧指責與謾罵也要表達對「祖國」的愛。

最近，他們中又有了新成員，享有「台灣綜藝一姐」之稱的主持界前輩方芳，正式宣誓她對一個曾經與之對峙了大半輩子政權的赤子之心，她甚至想以長輩的身份，來教訓那些不想被統一的「小孩」兩巴掌，引發台灣輿論一片譁然。

我們明白自從去（2021）年底中共強化對演藝圈的管理，推出持證上崗等舉措後，一些登陸晚、名氣不大的明星，如果不能像某劉姓藝人那樣無厘頭式的愛國，很快就會淹沒在後浪輩出的中國演藝圈。但是，中國文化歷來強調守節，尤其對一位長者來說，已經經歷了那麽多的過眼繁華浮雲，應該早就不像一些年輕人那樣對蠅頭微利或是蝸角虛名滋滋以求而不顧晚節。

我們也知道方芳作為一位台灣的演藝前輩是備受大家尊敬的，她在參與人氣綜藝節目《康熙來了》時，蔡康永、小S和其他一眾嘉賓出於恭維也好，對她做出了下跪的姿勢來表達崇敬之情。她作為一位比筆者年長許多的長者，筆者也沒有資格去指責她，只是想從一位遊子信念的角度，去分析這一可能越來越普遍的現象。

每一位像方芳一樣的台灣外省第二代，可能都有一部龍應台式的大江大海，他們的父輩有的被國民黨強擄過來，有的或許為了逃離中共的清算，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回鄉遙遙無期，故土情愫難以排解。

方芳曾經在影片中飽含深情地說：「從小到大我填的表格就是籍貫安徽省全椒縣，住址台灣省桃園縣。父親一生都希望能帶她回家鄉。」

筆者相信她的這番表白，感情應該是真摯的。但是她可能誤解了其父的遺願，她父親眷念的更多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鄉，而不是希望她在天安門廣場前向一個與其對峙了一輩子的政權的旗幟致敬。

方芳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是她政治認同的自由，在台灣和其他國家生活的不少華人也是如此，並不是離經叛道。她說的也是比很多大陸人更標準的北京官話，而沒有明顯的台灣口音，她如果不提及自己的身份，很多人大概率把她認作中國人。

她也多次強調自己是安徽全椒人，但是筆者逐一翻看她從去年11月以來在抖音發布的所有影片，截至寫稿前，沒有發現一篇是關於回鄉尋古的，也許她家當年的老宅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她魂牽夢縈的故鄉早已物是人非。她在影片中提及更多的是圖騰式的祖國，而非故鄉具體可感知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

中國人歷來習慣大談家國情懷，認為家和國密不可分，儒家更是將家國思想推崇到極致，主張忠君愛國，有國才有家。中國文人的家國情懷總是表現為國破家亡，「家祭無忘告乃翁」式的悲壯，好像皇帝的國沒了，你的家也跟着沒了。事實真的如此嗎？北宋靖康之恥，徽欽二宗北俘行牽羊禮，不過是他們屢次失信於人的自作自受，他們倒台了，不過是皇帝輪流做，連他手下的大臣們都是隨時準備跳船，封建國的滅亡和普通老百姓何干？

西方的家國觀念，尤其是美國這樣的聯邦制的家國觀念和中國是截然不同的。國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從小的共同體發展而來，一開始是幾戶家庭組成的定居點，然後發展成社區，再經共同協商成立負責公共事務的市議會、州議會，後來隨着州的共同事物增多，需要一個協調機構，聯邦式的國家就此誕生了。

你如果生活在美國、加拿大、紐西蘭這樣的聯邦制國家，你很少聽到有人動不動把愛國放在嘴邊，他們提到更多的是自己的小共同體：社區，但是這也不意味着他們不愛國，因為愛國更多是一種責任。

筆者也發現一個有趣現象：一戶澳洲、紐西蘭人家的門口如果懸掛的是國旗，那麽這戶人家大概率是新移民，相反，那些懸掛某某球隊隊旗的人家，大概率是生活幾代的居民，有時還會熱情地和你暢談他喜歡的球隊。

國家在社會學家艾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看來是一種具有集體良知的精神圖騰，但是它在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看來，是一種共同意志和集體契約，不過涂爾幹認為，如果沒有相互的信任關係，契約是無法成立的。如果對照這一標準，今天中國是一個遵守契約和人與人相互信任的國家嗎？如果是的話，你可以一如既往去愛那個國。

方芳在一則影片中自豪地表示：「我是11月23日去申報的，12月24日我已經領證了，我現在跟大家一樣，也是有中國公民身份證的人了。」

聽到這樣一段話，不禁讓人產生一種認知的錯亂。方芳從小在台灣接受的教育是「我們是堂堂正正中國人」，這個中國不應該是中華民國嗎？中華民國從法理上來講也是中國。

據筆者所知，目前台灣人手持的還是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如果方芳也把中華民國當作合法政權的話，難道以前拿的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不是中國身份證嗎？

方芳無畏的愛國表白和霸道的教育小孩論，傳到自己出生成長的台灣，無疑又掀起了兩岸統戰和反統戰的激烈對峙，不少台灣人痛批這群人背骨，不應該享受台灣健保。在筆者看來，他們本來就是一群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不單單台灣有這樣的人，中國也有。

我認識一些台灣偏統一的朋友，就不只一次向我炫耀他們如何「叄足鼎立」，因為他們不僅可以雙重國籍，暢通美加澳，也可以回台享受健保，還可以去大陸拿台胞證和居住證，最後總是少不了一聲「嘿嘿」。

當然，他們能夠「叄足鼎立」，既是他們自由選擇的意志，也是他們個人實力使然。我們這些隨時說一句話都會被自己的母國來一巴掌的國際棄子，不會去羨慕和嫉妒他們，他們也無可厚非。但是，

我深信上帝不會讓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好處占盡。據說，方芳最近也想讓其在美國的兒子回來報效祖國。

一個人可以有利己主義，因為今天全球資本主義能夠蓬勃發展也有賴與於此。貪婪的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屹立不倒，得益於它還能仰賴一些道德原則來安撫幽靈。

我們對方芳的失望，不是因為其愛中國，願意做中國人，恰恰是其精緻的利己主義下沒有一絲道德的糖衣包裹。人最大的道德，就是不要一邊吃着烤肉，還要往別人傷口上撒鹽。

方芳如果真愛中國，愛她的同胞，我們不要她像父輩一樣「反共抗俄」，「叄民主義統一中國」。我們希望她能將在台灣享受到的自由民主分享一些給她的同胞，為中國人爭取說話的權利作一個表率，不要遇到中國同胞連「中華民國」都不敢講。

還記得，當年國民黨的大佬訪問大陸，登陸的第一個地點必然是中山陵，因為那裡長眠的是他們的精神導師，以示他們不忘初心。儘管國民黨的政客們近年來飽受海內外親共媚共的指責，但是筆者不認為他們所有人都是背棄初心的，畢竟在一個民主的政體，他們需要面對部分選民的壓力。

筆者認為，台灣人不是不可以去中國發展，也不是不可以愛中國。但是你們的愛能不能不要那麽熾烈，有時沉默也是一種道德，周杰倫沒有那麽深的愛國情懷，他依然受到中國年輕人喜愛。我真不建議方芳們那麽快就奔向天安門前的五星紅旗致敬，去看看祖輩魂牽夢縈的故鄉吧，或許是中山陵和總統府，毛澤東紀念館也好。

作為一個出生於大陸的中國人，我也建議中國人去台灣旅遊，不要去什麽故宮這些在中國到處都有的封建強權的政治圖騰，去看看余杰筆下的台灣民主地圖吧，你們知道蔣渭水紀念公園、鄭南榕紀念館嗎？筆者始終不覺得，方芳真正的敵人是台獨，中國最大的恥辱是台灣獨立。

還記得魯迅筆下的阿Q逢人便說自己也姓趙，結果被趙老太爺聽到，賞了他一個巴掌，「你也配姓趙？」

-------------------分界線----------------------

蔡嘉凌：歡迎來看看 邀請姚明+方芳(ZT)

1943年在捷克種下那棵銀楓樹的，是被納粹囚禁在「泰雷津集中營」的一位女老師厄瑪‧勞夏（Irma Lauscher）（右上）和一群孩子共同種下的。

1939年，德國納粹政府在捷克的西部建立魁儡政權——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1941年，納粹政府的「親衛隊國家安全部」（RSHA）把保護國的要塞城泰雷津（Terezín／Theresienstadt）改造成猶太人集中區（ghetto），開始對猶太人宣傳泰雷津是個自治的城鎮，可以在此舒適生活，直到戰爭結束。因此，許多猶太人是付錢或者簽署放棄財產文件來換取進入泰雷津的門票。這些猶太人包括：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猶太退伍軍人，知識份子，作家，藝術家，作曲家，精神領袖、社會賢達、半猶太人、和雅利安人（Aryans）結婚者、富有的老人，以及孩童。

在「泰雷津猶太人集中區」（Theresienstadt ghetto），有一座教堂、一所學校、一個廣場、約有200間房子和14個大型營房。來到這裡，男人、女人和小孩立刻被分開，住在不同的營房，一個小房間至少住30個人。原本只容納7,500人的營區，竟住進了約6萬人，而每個人的食物和飲水都是配給的。於是，在擁擠、骯髒、營養不良和疾病蔓延的情況下，每天有近130人死亡的情況。而為了不讓外人看見驚人的死亡人數，於是在營區里蓋了個火葬場。

納粹黨和希特勒於1933年掌權後，開始建立了一系列監禁所，逐漸發展成集中營。這些地方不人道對待囚犯的情況，外界略有所聞。所以，1942年，當「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ICRC）知道「泰雷津猶太人集中區」的存在後，就想透過運送藥品過去來了解營區情況。當然，被拒絕了。不過，他們沒有放棄努力。

1943年，「德國的紅十字會」去探看「泰雷津猶太人集中區」後，交給「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一份報告，形容「泰雷津猶太人集中區」過度擁擠，裡面的人有營養不良的情況。本來已懷疑「泰雷津猶太人集中區」是集中營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就更積極爭取要探訪營區。最後，「親衛隊國家安全部」不再拒絕，打算利用機會澄清西方國家的質疑。

於是，1944年，美化運動開始！

首先，粉刷房屋，屋子前都種點漂亮的花。然後，假的咖啡屋來個幾間，在假的商店櫥窗里放上新鮮農產品，再送來新鮮麵包。同時，老的、病的、營養不良的人，約7,500人，送去奧斯威辛的比克瑙滅絕營（Birkenau extermination camp），讓營區看起來不那麽擁擠。而有知名度的人和丹麥猶太人，讓他們住進私人房和較好的房子。最後，參觀客人來訪前，挑選出一些看起來健康的孩子，讓他們在街上玩遊戲、踢足球。參觀客人來了，一些孩子則為他們表演歌劇。8小時的參觀，完全依安排路線進行。

參觀結束，「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參觀代表在報告裡讚揚「泰雷津猶太人集中區」，說營區裡的人比其他「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即營區外）的百姓過得更好！

「泰雷津猶太人集中區」就是當年納粹用來欺瞞國際社會的模範營。然，這個集中營，共囚禁過14萬4千名猶太人，其中有1萬5千名是兒童，有8萬8千人被運往「奧斯威辛集中營」，最後倖存的孩子不到200人。

因NBA球星坎特（Enes Kanter Freedom）對運動員喊話，要大家抵制今年的中國北京冬季奧運會（2/4～10），他表示，運動員應該選擇「道德而不是金錢」，結果引來姚明的溫情呼喚，他邀請坎特到中國看看，以便「對中國有更加全面的認識」。

坎特立刻回應，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他感謝姚明的邀請，他真的很想去中國看看，但能否參觀到維吾爾強迫勞改營、被強姦酷刑折磨的當地女子，以及能否目睹北京當局為了掩蓋證據，強摘器官的同時銷毀屍體的畫面？並且希望能與彭帥自由對話。」他還提問，「此行能否訪問西藏，了解北京是如何剝奪藏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他還希望訪問香港和台灣，見證一座曾經高度自由的城市的消亡和一個民主社會的繁榮。」

看來，中國政府不必像當年的德國納粹，要趕緊費心美化一下「新疆再教育營」，因為他們邀請的客人已經知道營區內真實的情況和中國政府的真面貌。

關於中國政府的真面貌，在這個禮拜，我有簡潔明了的新領會：方芳＋姚明＝中國政府。對內，以及對於他們認定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以「出手教訓」為治國之道，此為方芳也。對外，進行大外宣，並積極邀請外國人士來參觀又大又美又文明先進的模範城，認識美好的新中國，此為姚明也。

好吧，身為好客的台灣人，我也來邀請姚明來紐約市看看。在美國打過NBA的姚明恐怕會對我說，抱歉，我已經去過紐約市了，感謝你的邀請。

不，姚明，我要帶你去看看的東西，你一定沒看過，請你一定要來。

2021年12月2日上午，紐約市公立「炮台公園小學」（Battery Park City School，PS/IS276）的一群學生，在師長的帶領下，到對街的「猶太遺產博物館」（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A Living Memorial to the Holocaust）的門口前，雀躍盼望等待一株他們要負責照顧的小樹的到來。

孩子們等待的這株小樹是一棵銀楓樹（Silver Maple）的分株，來自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的「新希望農場」（New Hope，Pa.，farm）。農場主人是羅傑‧波莫蘭茲（Roger Pomerantz）醫師，亦是知名猶太裔慈善家。在這座農場裡，有七株銀楓樹都是來自同一母樹。母樹生長在捷克（Czechoslovakia），在1943年1月被種下，那天是猶太教的植樹節（Tu Bishvat）。

猶太人慶祝植樹節的習俗，一是吃季節新出的農產品，或盛產於以色列的「七物」（希伯來文Shivat Haminim，Seven Species），包括：小麥、大麥、葡萄、無花果、紅石榴、橄欖、椰棗（date）。另一個慶祝習俗則是種樹。

1943年在捷克種下那棵銀楓樹的，是一位女老師和一群孩子，他們不只沒有「七物」可以吃，連銀楓樹苗都是拜託求來的，因為他們是被納粹囚禁下的猶太人。那位女老師叫做厄瑪‧勞夏（Irma Lauscher），她與學生們所待的就是「泰雷津集中營」。

1943年，在猶太教的植樹節前夕，勞夏老師決定教導學生們一門重要的課程：「即使是一無所有的人，仍可以做許多事情。」於是，她拜託一位比較有同情心的警衛，請他找株樹苗給她。隔天，警衛把一株4英尺高的銀楓樹苗藏在長靴里，成功帶進營區。然後，她與學生們一起把小樹苗種在孩子們的住宿區里。她告訴孩子們，樹需要陽光和水才能生長，要求他們每天將自己的一些水分給小樹。

不過，「泰雷津集中營」不只是納粹用來欺瞞國際社會的模範營，還是把猶太人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滅殺的中轉營，因此，這是一個一直有人進來與離開的地方。然而，孩子們很認真看待照顧小樹的責任，而新來的孩子也都承接起照顧小樹苗的任務，所以，即使最後，曾在這待過的1萬5千名兒童，最後倖存的孩子不到200人，這株小樹苗卻因為孩子們的犧牲奉獻與責任感而活下來。

勞夏老師也倖存下來。生前，她要求死後要葬在那棵樹下。1985年，她過世的時候，那棵銀楓樹已有30英尺高，不過，2006年時，被一場洪水所摧毀。所幸，二戰結束後，它的種子和枝條就陸續被繁殖在英國的諾丁罕（Nottinghamshire）和諾斯伍德（Northwood）、耶路撒冷、芝加哥、費城、舊金山等許多城市。

去年12月初，那棵銀楓樹又落腳於全世界最大的猶太人海外聚集地——紐約市，種在下曼哈頓的「猶太遺產博物館」（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A Living Memorial to the Holocaust）的門口前，對街的「炮台公園小學」的學生們承接下照顧它的責任。

姚明，我想帶你去看看的，就是這棵有名的「孩子們的樹」（Children's tree）。我不確定你與方芳們是否能夠欣賞，但你們必須知道，這世界永遠會有人確保「孩子們的樹」可以永存延續。

(以上均轉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