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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姆·尼科爾斯（Tom Nichols）是資深的軍事安全專家，The Atlantic 的特約作家，時事通訊Peacefield 的作者。他每天經歷着和我們一樣的憤怒和悲傷。看看他如何理解強大的西方對普京侵略的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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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冷靜

--普京的暴力可能還會變得更糟

但美國人不應該支持危險的敵對行動升級

湯姆·尼科爾斯

    幾天前，我在鏡頭上看到烏克蘭的母親們，她們驚慌失措地哭着，試圖將她們的孩子從那個偏執的獨裁者把美麗的城市變成的現在戰區中撤離。我又望望坐在離我幾英尺遠的妻子，見她的眼中湧出淚水。我頓時感到如此的無助，幾乎說不出話來。

    一夜又一夜，我直瞪瞪地盯着電視，我憤怒悲傷得像要癱瘓。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在發生災難性的戰略誤判後，現在陷入了可能是歐洲現代歷史上最大的軍事失誤。在絕望的情況下，他正在不分青紅皂白使用大規模暴力，顯然是採用了俄羅斯傳統的軍事模式。他毫無理由的侵略正在迅速升級為一場罪惡的戰爭。

    這場戰爭會變得越來越糟。最初幾天的音像信息傳遞出的還只是普京意識到他即將輸掉這場戰爭的開始，即使他以某種方式通過夷平整個城市而“取得勝利”，這樣的結局也改變不了。

    我是如此地憤怒，我希望有人在某個地方做點什麼。我教軍事和國家安全事務已經超過 25 年了，我知道當 40 英里長的武裝力量包圍一座城裡的防禦者時會發生什麼。我希望文明世界的所有力量，當然普京是不在其中的，一齊來消滅入侵勢力並拯救烏克蘭人民。

    不光我，其他人也有這樣的衝動。最近幾天，我聽到了西方社會各種各樣的干預的建議，包括前北約盟軍最高指揮官菲利普·布里德洛夫將軍和俄羅斯持不同政見者加里·卡斯帕羅夫等人，都支持在烏克蘭設立禁飛區。社交媒體上更是充斥着要求派遣美國軍隊去對抗入侵的俄羅斯人的呼聲。

    然而，我仍然建議要謹慎和克制，而且我也知道許多美國人無法理解這一立場。我們的憤怒是人類正義情緒的自然流露，呼籲採取行動的要求也是如此。但情緒永遠不應該支配政策。正如喬·拜登總統在國情咨文中強調的那樣，我們必須盡我們所能幫助烏克蘭抵抗侵略並加強北約，但我們不能捲入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我知道這樣說來很容易。我人不在基輔，不用費盡心力讓我的孩子安全，更不是在看着俄羅斯人一步步接近我的城鎮。當我寫完這篇文章時，我會去安撫我的妻子，並在安靜的街道上的溫馨的家中坐下來與她共進晚餐。

    倡導干預的公眾人物和普通選民也和我一樣，此時正在舒適的辦公室或家中，他們可以通過使用諸如禁飛區等冷靜委婉的詞語來表達他們堅決的態度，然而這背後的意思是“戰爭”。這樣的情況，在歷史上已經不是第一次，我們處在一種別無選擇，只能袖手旁觀，看着獨裁者謀殺無辜者的境地。

    有些情況下，我們是不願意承擔干預的成本。在另外一些情況下，我們被核對抗的巨大風險嚇倒了。冷戰期間，我們沒有在 1956 年的匈牙利或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與蘇聯人正面交鋒。我們也沒有在蘇聯人 1979 年入侵阿富汗後派兵將他們趕出阿富汗。 在阿富汗，我們提供物質援助以增加侵略者的占領成本，我們成功地幫助當地居民對蘇聯戰爭機器造成嚴重傷害，但到蘇聯人認輸時，有數十萬阿富汗人死亡，數百萬人成為難民。

    在 1990 年代，我們姑息盧旺達和前南斯拉夫所犯的戰爭罪行和種族清洗達到了可怕的程度。最近，敘利亞政權在一場奪走超過 50 萬人生命的戰爭中對平民使用化學武器，美國選擇袖了手旁觀，而我曾多次論證，對這場災難進行全球性的軍事干預應該是正當的。我們曾經刻意避免過多批評俄羅斯在車臣的戰爭，現在對中國對維吾爾人的罪行也採取同樣的態度。

    我在這裡回顧這一連串的恥辱行為，不是為了讓烏克蘭人被遺忘，而是提醒我們所有人，這不是我們見過的第一次人道主義暴行。我估計，我們必須在歐洲進行戰鬥，並承擔所有風險的那一天可能會到來，而且比我們預期的要快。如果我們要捲入一場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全球戰爭，它需要建立在比純粹憤怒更有意義的計算基礎上。 記住，這場戰爭需要所有 30 個北約國家的投票同意，而目前的情況是作為一種遙遠的可能性都達不到。

    另外，我們應該記住，美國實際上正在採取行動幫助烏克蘭並反對俄羅斯。西方的制裁不可明天就拯救基輔或其他烏克蘭的城市，但它們正在削弱俄羅斯的經濟，並削弱普京在政治和物質上尋求更大戰爭的能力。我們正在與世界其他國家合作，為烏克蘭人提供軍事援助，只要俄羅斯人在他們的國家，他們就會一直進行抵抗。

    更重要的是，我們正在向烏克蘭周邊的盟友派遣更多部隊。如果普京指望速戰速決，沖向西方，他的好夢就破滅了。短期內他會在地面上獲勝，但最終，如果他還在掌權的話，他能帶着他的軍隊完好無損地離開烏克蘭，就算他幸運。

    事實上，不讓我們的情緒控制我們的另一個理由是，普京可能從自己的慘敗中拯救自己的唯一方法是誘使西方發動攻擊。美國或任何其他北約國家與俄羅斯軍隊發生直接衝突，是在俄羅斯國內國外對普京的最好幫助。普京可以利用這場衝突來團結他的人民，並威脅對北約進行常規和核攻擊。他將成為俄羅斯國內的英雄，烏克蘭將被遺忘。

    想到這一切，我一直在重溫 1991 年發生的那件事。當時我在國會山擔任已故賓夕法尼亞州參議員約翰·海因茨 (John Heinz) 的外交和國防事務的私人工作人員。那時薩達姆·侯賽因入侵科威特，我們處於戰爭狀態。這位伊拉克獨裁者正在向包括以色列在內的鄰國發射飛毛腿導彈。一天晚上，海因茨和我在回辦公室的路上沿着北國會街散步。這是一個美好的夜晚，但我們剛剛被錯誤地告知，薩達姆用化學武器襲擊了特拉維夫。

    那時我剛滿 30 歲，從來沒有接近過戰爭，前不久才訪問過以色列。聽到那個報告，我幾乎氣得發抖。 “參議員，你去過特拉維夫嗎？不錯的城市啊。”這是一個完全愚蠢的評論。這位參議員當然去過特拉維夫。我只是想搭訕，因為想到以色列人死在街上，我不知道還能說什麼。

    海因茨停了下來。他以慈父般的態度說道：“湯姆，我知道你現在想徒手去撕碎薩達姆·侯賽因。但現在我需要你保持冷靜，理性和樂於助人，這樣我們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一種責備，但很溫和。我從來沒有忘記過，到現在我還總是努力記住。在危機時刻，我們必須深刻而冷靜地思考，然後才可能有果敢行動。

    今天的我和 30 多年前在北國會街一樣地憤怒。但我正在努力保持冷靜和理性，是的，我要盡我所能提供我的幫助。我們都應該如此。

（譯自 The Atlantic， March 3，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