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將普丁跟俄羅斯人分開」　余杰：投票給普丁的人都是戰爭的幫凶(ZT)

俄羅斯上(2)月24日起全面入侵烏克蘭，戰事愈演愈烈，旅美作家、政治評論者余杰批評說：「投票給普丁的人，都是戰爭的幫凶」，還認為即便中國民主化，也必定選出「普丁這樣的人物」。

余杰近日在臉書粉專留言評論說，俄羅斯總統普丁「得到的選票是八成，支持率最高時有九成」，「投票給普丁的人，都是戰爭的幫凶」。

余杰認為，「不能將普丁跟俄羅斯人分開，正如不能將習近平與中國人分開」，「當然，俄國有若干反戰的勇士，但總體而言，他們在俄國仍然是滄海一粟」。

余杰也提到，中國民主化「最好的結果就是俄羅斯模式」，那麽，民選出來的「必定是普丁這樣的人物」，「打台灣和鎮壓少數族裔，比今天的中共還要血腥」，「因為中國只有這樣的民情秩序」。

根據《維基百科》介紹：「普丁參加2018年俄羅斯總統選舉，並以76.67%的支持率在選舉勝出，獲得連任，任期六年，他並將會執政至2024年5月7日[69]。自上次總統選舉以來，普丁的民意支持率一直高於80%」。

(以上轉自台灣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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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的民主化：寒冬之後的暖春，還是帶來冬天的春天？(ZT)

Mubarak與Morsi下台之後的埃及會走向民主嗎？這大概是繼突尼西亞「民主化」運動後最耐人尋味的中東議題了。從國際層面觀之，美國有能力可以促使埃及「民主化」的進程較為平順，就像歐盟(EU)影響土耳其的民主化一樣。作為埃及最大的外援國家，美國絕對可以實際上影響埃及軍方的決定，如果美國捨此不為，必然是有其它更深一層的考量。

國內層次，相對來說就比較複雜；今日的埃及人民（無論男女）已不再是政治冷感或是畏懼獨裁力量的群眾。他們成千上萬地湧上街頭，堅定地表達希望更換政治領袖。此現象在若干年前幾乎是不可能在中東國家發生的；因此，往好的方面看，這是中東國家的「民主化」。然而，這樣的「民主化」實際上是擺盪在世俗與宗教之間糾結。以埃及或敘利亞為例，兩者在中東「民主化」浪潮興起之前都是強調國家安全優於人民安全的警察國家(security states)， 【注１】但目前發生在兩國的政治動亂已大大地反映出宗教上的伊斯蘭主義者可以在這樣的國家佔有政治的一席之地。從2011年1月埃及人民走上街頭要求Mubarak下台那一刻起，被號稱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運動已不再是單純地推翻極權政體那麽簡單。事實上，回顧最早的突尼西亞革命；埃及與利比亞的群眾抗爭；現在敘利亞的內戰，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運動其實相當程度上是在替伊斯蘭主義發聲，甚至是為其取得政權統治之合法性。

回顧那些在中東或北非地區被推翻的政治強人，他們在位期間的共性就是儘可能在國內政治上減少伊斯蘭對於世俗政治的影響。然而，對民眾來說，伊斯蘭的教義與生活方式是最直接、熟悉與情感上可接受的政治選擇。在強人獨裁下，少了權力輪替的形式民主，但實質上往往比伊斯蘭主義者更親近西方，也更開放國家。但這樣的作為卻不見得被人民接受，更不見得會被理解為是實質的民主。從埃及的Mubarak，到利比亞的Gaddafi，再到敘利亞的al-Assad家族，這些被推翻或受到質疑的政治領袖無一不是執政期間對其境內的伊斯蘭主義者進行壓制。但相當程度上，這些強人政權下的警察國家是中東與北非地區實施經濟現代化與世俗化政治的踐行者。

與埃及不同，敘利亞的問題在國內層次上更為微妙。Al-Assad家族本是該國境內少數什葉派中的阿拉維派(Alawite)，自Hafez al-Assad透過政變取得權力後，敘利亞官方一直澹化宗教信仰的差異。而繼任者Bashar al-Assad則進一步實行更為開明的政策。自2000年起開放黨禁並釋放若干政治犯，同時緩和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只可惜，從冷戰時期開始，敘利亞就被西方世界定義成麻煩製者，特別是該國對於巴解組織和真主黨的一貫支持，及其與伊朗的同盟關係，讓美國最感不悅。從這個角度觀之，推翻當前的敘利亞政府十分符合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需要。

然而，前車之鑑不宜遺忘。中東「民主化」的事實表明，推翻強人之後成立的新政府不一定是「真」民主或「更」民主。昔日在這些國家內部被強人政府所壓制的伊斯蘭主義者必然會藉助民意大力推行伊斯蘭教義，彷效1979年伊朗革命的遜尼派策略。簡言之，回歸伊斯蘭恐怕才是現階段中東「民主化」的實質內涵，但在多數人眼裡，阿拉伯之春是在向獨裁政體進行挑戰；忽略了世俗與宗教兩股勢力在國內政治利益上的拉拔。

中東的「民主化」在未來一年內究竟會怎麽發展呢？以現況來看，大概只有突尼西亞勉強可以完成民主轉型；移除強人之後的利比亞短期間無法跳脫無政府的失序狀態；敘利亞的內戰依舊處於遙遙無期之僵局；葉門或是巴林則是在美國「技巧性」的支援之下續行高壓統治。鎂光燈下的埃及則陷入軍方與伊斯蘭主義之間的政治鬥爭，雙方必須在相互妥協與全面衝突之間抉擇，但無論如何穆斯林兄弟會都不可能認輸，發動群眾進行抗議的策略會持續與零星地進行。時間將證明一切，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主義者將不斷強化自身組織的團結，藉由信仰帶來的群眾力量與壓抑它的強人政體或是軍方勢力對抗，在「民主化」的外衣之下，發展出新的求生之道。

注１：具體的概念包括：(1)國家安全是執政者強調的責任和首要顧念；(2)在政府組織體制和政策決定上建立軍事、外交、內政、經濟與情報部門之間的集中統籌和全面協調；(3)對國內的人力、物力，甚至是意識形態的資源具有充分動員與掌控權；(4)行政部門容易成為總統在對外事務上的權力工具；(5)政府機構內部的權力結構不當扭曲；即專業部門或機關的實際影響力下降，而軍事部門和情報部門的干預權擴大；(6)對外政策事務高度安全化(securitization)，使得政策不透明或隱秘性(secrecy)成為合法。

(以上轉自東森新聞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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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層之惡在大國是一個常態現象，早已泛濫成災，讓人提不起批評的興趣。最近西安疫情防控期間底層之惡集中爆發，引起怨聲載道，原西影廠股份公司董事長孫毅安的《疫情期間，那種惡，無邊無際》瞬間走紅網絡。但是，他罵得再痛快，也於事無補，因為他並沒能挖出來深層原因，更沒提出有效的解決之道。

一、底層民眾為什麽這麽惡？

因為他們沒有社會權利，經常被人欺負，包括上層的官員和同為底層的群眾。於是，一旦他們獲得官方授權，就十倍百倍地放大，把他們經年累月所遭受的鄙視和欺壓恨不能一次性全都報復回來。

二、權力無限制，下層無底線

當權力沒有限制，下層就沒有底線。如果上層可以合法傷害下層，下層就以無底線甚至無人性相對抗，也相互傷害。當別人都是敵人，底層之惡就彷佛獲得了天然的正當性。這就能解釋毒牛奶、地溝油、害人醫院、社會極度冷漠等等非人道現象遍及中國。

叄、是誰搞得“別人都是敵人”？

是垂直權力體系。這種管理方式打散了傳統社會的橫向組織，包括鄉紳社會、老鄉會、同學會、戰友會、行業協會、地方商幫、信仰團體等。傳統社會講究“鄰里相望、守望相助”。一旦橫向社會組織被打散，每個人都成了孤立的個體，他們除了相互傷害就沒有別的自助手段了。因此，這種底層之惡如果說是一種文化，也是兩千多年來最惡劣的文化，並非常態，否則就不會有延續幾百年的王朝了。

四、你罵底層， 那麽你是誰？

如果你是上層，你這個謾罵就是賊喊捉賊。當社會處於非常態的時期，上層人物也會被下層侮辱，比如這位孫先生所遭遇的狀況。要解決下層之惡，必須保障他們的法定權利。當下層的法定權利被隨意剝奪、剝奪殆盡了，他們除了作惡還能怎樣自救呢？雖然並不真能自救，僅僅是心理補償，但飲鴆止渴，聊勝於無。

五、底層之惡，讓底層更悲慘

當底層互為敵人，上層就穩如泰山。除非相互作惡徹底失控，那就狼煙四起，社會再無太平，歷史的循環也就近在咫尺了。因此，底層互害既不是底層保護自身權利的有效手段，最終是雙輸；也不是社會穩定的長效機制，互害長了就再無穩定。

六、中國人怎樣才能走出“底層之惡”？

下層必須有信仰有底線。不能因為上層無限制，你就下層無底線。這已經反覆證明並非自救之道，雖然一時解恨，結果只能是互害、雙輸。你如果有底線，回歸到“鄰里相望，守望相助”的基本文明狀態，上層還敢肆意妄為還能肆意妄為嗎？

七、下層怎樣才能有底線？

必須有信仰。沒有信仰的無神論者是不可能有底線的。而且，歷史證明只有基督徒才有底線對抗強權，正如早期基督徒征服羅馬帝國的故事。其他宗教和文化都無力對抗強權，最後反而成了強權的幫凶，儒家文化、佛教、伊斯蘭教無一例外。

(以上轉自萬維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