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徐州鐵鏈女反思文革年代  畢汝諧 （作家 紐約）

徐州鐵鏈女作為萬眾矚目的熱門話題，已經持續一個半月了；還能說出什麼新意嗎？

畢汝諧曰：能。

文革期間,我曾經去過江蘇徐州,覺得那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城市,與山東德州沒有兩樣。說不上有什麼好，也說不上有什麼不好。徐州老百姓也是老老實實的百姓，無所謂好，也無所謂不好；哪想到現在徐州的地方官員和老百姓淨是大壞蛋呢？
拐賣婦女是一種罪大惡極、傷天害理的滔天罪行；早年，我曾經讀過親中共的美國紅色記者史沫特萊（死後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著作，有一段話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只要有小資產階級同情心的西方人來到中國，看到隨處可見的賣兒賣女、拐賣婦女等等罪惡現象，都會成為共產黨的同情者。

因徐州鐵鏈女，我開始反思：文革其實並非糟糕透頂，一無是處。

細思極恐——1966年的大串聯、1968年的上山下鄉，都是千萬級別的人口大遷徙。滿世界都是花兒朵兒一般、缺乏社會經驗、極易上當受騙的女孩子，卻何曾聽說有一個女孩子被拐賣呢。

特別是1966年的大串聯,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當權派已經作為走資派被打倒了（陳毅講話：這麼大一個黨，只有11個人是乾淨的），各級政府包括專政機關基本處於癱瘓狀態，而解放軍介入地方的軍事管制尚未實行；也就是說，整個中國大陸社會處於行政權力的真空狀態；社會秩序依靠革命人民的普遍覺悟以及常識道德維護着，從沒聽說任何一個女孩子被拐賣。現在想想，堪稱人間奇蹟！

謹此分析徐州鐵鏈女為什麼不可能出現於文革年代——

1，文革是火紅的年代、激情燃燒的年代；7億人民（包括絕大多數階級異己分子及其家屬；青年胡錦濤出身於小業主家庭，其政治思想卻十分進步）堅決聽共產黨的話，跟毛主席走；人人以革命者或者候補革命者自居，將階級鬥爭這根弦繃得緊緊的，睜大眼睛尋找潛在的階級敵人。因而，任何人販子或者候補人販子，在革命人民雪亮的眼睛的監視下，落入革命群眾的汪洋大海，根本無存身之地。按照常理，壞蛋也像英雄一樣，自有其成長過程。英雄要以好人好事為起點，而壞蛋要以偷雞摸狗為起點；即便是壞蛋，也不可能一生下來就是人販子，一出手就敢幹這麼可怕的罪行；然文革那樣嚴酷的社會環境，能夠迅速地將壞蛋苗子扼殺在萌芽階段，使之不可能成長為拐賣婦女兒童的人販子。

2，文革年代，農村確實有很多光棍娶不上媳婦；可是那個時候官方說法是：革命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而個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熬光棍這件事，雖然於個人是大事，但是比起中國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大局，根本不值一提。

3，文革年代，全國實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農民實際上就是農奴；他們辛辛苦苦，汗珠子摔成八瓣，卻只能混個半飢半飽。每個人的口糧都是菲薄的。如果買來甚至搶來一個媳婦，將其鎖起來藏起來，意味着平添一張吃閒飯的嘴，不能下地幹活掙工分。這是賠本的買賣，沒人願意干。

而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廣大農民光棍富裕了，不僅解決了吃飯問題，還有了余錢，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情況買一個或多個、年輕或年老、俊俏或難看的女人。

他們將買來的媳婦用鐵鏈拴起來，使之變成單純的性工具以及生育工具而非勞動力；在經濟上非常划算。

3，文革後，人們廣為嘲笑毛澤東講的七八年來一次政治運動的預言；現在想想，其實毛澤東的政治預言是制約人性惡的好辦法。在中國農村，廣大基層幹部作威作福，儼如土皇上；如果沒有七八年來一次的政治運動整整他們，很容易演變成一種家族式的權力板塊，上下勾結、黨內外勾結、衙門黑道勾結，不堪聞問。

最新消息:兩個中國大陸人販子不遠萬里來到戰火紛飛的烏克蘭拐帶嬰兒，事敗被捕。我只能說一句：中華民族的道義資源枯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