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張學良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隱秘聯絡、合作（續二）

紅軍長征抵陝北後張學良的穿針引線，“抗日統一戰線”從設想走近現實（中）

約在1935年12月下旬赴上海期間，張學良將長徵到達陝北等尚不為外界所知或深知的紅軍確切近況告知了宋慶齡。為與陝北紅軍（中共中央）建立聯繫，為向共產國際匯報紅軍（及中共中央）近況，36年1月，宋慶齡向陝北、莫斯科各派出了一路秘使。前往陝北的是董健吾，派往莫斯科的則是胡愈之。

胡愈之應負有以下使命：
1、向蘇聯-共產國際匯報紅軍近況，如長徵到達陝北，當前部隊構成、規模，占領區域、活動區域、處境，國民黨的西北剿共部署，國共近期交戰情況等；
2、匯報張學良的有關設想、計劃如逼蔣抗日、與紅軍、西北軍聯合、協作等；
3、報告張學良要求派秘使（莫德惠）赴蘇，請蘇聯方面做出相應安排；
4、匯報國共兩黨近期國內接觸情況，如曾養甫、諶小岑與張子華等人的接觸；
5、領取共產國際指示。

胡愈之的赴蘇路線是從上海乘船到香港，再乘船至馬賽，而後取道巴黎前往莫斯科（巴黎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機關報《救國時報》報社所在地，《八一宣言》就是首先發表於《救國時報》的前身《救國報》）。胡離開上海（赴香港）的確切時間不詳。1936年2月9日，王明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寫了一封絕密信，請季氏通過聯共（布）中央有關機構為將到達蘇聯的胡愈之提供來訪許可，信中提到，胡愈之離開香港（前往歐洲）的時間是1936年1月20日。由此推測，胡愈之最可能是1月中旬自上海啟程的。

胡愈之抵達莫斯科的時間也未見明確記載。其後潘、胡曾於2月24日從列寧格勒乘希臘客輪前往希臘（打算經希臘回國，但兩天后客輪因故折回），由這一情況，王明絕密信及其它相關情況判斷，胡抵達莫斯科的時間應為36年2月中旬。在莫斯科火車站迎接胡愈之的是潘漢年。潘漢年參加了長征，長征前被博古（秦邦憲）任命為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遵義會議後的1935年3月被中共中央派出，任務是前往上海恢復白區工作，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繫，如聯繫不上，則到莫斯科去，潘輾轉貴陽、獨山、柳州、梧州、廣州、香港、上海等地，後取道海參崴於同年9月中旬抵達莫斯科。

35年11月下旬，35年12月下旬~36年1月上中旬兩赴上海期間，張學良極可能經杜重遠介紹與胡愈之當面秘談過。胡愈之與張學良的核心幕僚杜重遠來往極為密切，與張學良的密友羅文干（曾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財政總長，南京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外交部長）關係也非同一般。“文化出版界的巨人”、“愛國人士”胡愈之身份極其隱秘。按70年代末公開的說法，胡是1933年9月加入中共的；但胡很可能和陳翰笙、於毅夫等人一樣，也是由國際黨員轉為中共黨員的，1928年至1930年在巴黎大學國際法學院學習期間，及1930年至1931年初在蘇聯逗留期間，胡愈之可能已經加入了法共或蘇共（聯共）。胡入黨的時間還可能早於1928年，有文章稱胡愈之1927年即加入了中共中央特科，單線上級是宣俠父。不過這一說法有問題，宣俠父1934年夏才調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胡愈之先後在直屬莫斯科的宋慶齡、（王明、）潘漢年等人領導下工作，並長期以“黨外愛國人士”的身份為黨工作，是民盟的幕後實際掌舵人，胡的秘密黨員身份直到1979年才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對外公布。

註：1925年12月至1952年10月間，蘇共的準確名稱是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1918年3月至1925年12月間，其名稱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俄共（布）；1952年10月，聯共（布）十九大將黨名改為蘇聯共產黨，簡稱蘇共。

1936年1月8日，榆林橋戰役（1935年10月25日）被俘的東北軍一0七師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自蘇區返回洛川（時為王以哲六十七軍軍部駐地，西安事變時張學良將其讓給紅軍）。張學良自上海（、南京）回到西安後（一說高福源回到洛川的第二天），立即接見了高福源，高將周恩來的親筆信交給了張學良。經高往來中介，1月20日晚（胡愈之離開香港赴歐洲的同一天），張學良親自駕機自西安飛洛川，與李克農秘密會面；3月4日下午，張學良、李克農在洛川第二次秘密會晤；4月9日夜，張學良、周恩來秘會於膚施（延安）清涼山下橋兒溝天主教堂；5月12日夜，張學良、周恩來膚施再度秘會。。。這樣，張學良不僅幫助共產國際宋慶齡上海團隊與陝北中共中央建立了聯繫，即將促成莫斯科與中共中央恢復聯繫，自身也與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的最高層聯繫。

36年2月中旬胡愈之在莫斯科的匯報，以及35年12月~36年1月鄧文儀（時任南京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館首席武官）在蔣介石指示下與王明、潘漢年在莫斯科的接觸、談判，使蘇聯、共產國際意識到，在中國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宏大設想距離實現並不遙遠，蘇聯、共產國際，包括王明開始在新形勢下積極布局，並將王炳南、潘漢年、胡愈之等人先後派回中國。

王炳南的使命是統戰楊虎城，促成、鞏固西北軍與紅軍的合作、結盟。1936年2月，身在柏林，與楊虎城淵源深厚的王炳南被召至莫斯科，3月，王炳南攜同德國妻子王安娜（安娜·利澤）經西伯利亞抵達西安，再次來到楊虎城軍中。

同一時期（36年2月），中共黨員謝華（謝茲山）也從上海來到楊虎城軍中，任職於楊虎城為主任的西安綏靖公署，謝秘密組織了“中共西北特別支部”。謝華可能是宋慶齡派出的，或是宋慶齡通過徐強（留守上海的中共特科負責人）派出的。

1936年3月，張學良的高級參議趙毅前往上海，3月20日，趙毅將化名劉鼎的闞思俊接至西安。與趙毅、劉鼎同行乘火車抵達西安的，還有紅色記者埃德加·斯諾和紅色醫生馬海德。劉鼎將成為張學良與宋慶齡、張學良與陝北中共中央的雙重聯絡員。

註：埃德加·斯諾和馬海德此次止步西安；同年夏他們再至西安（斯諾自北平、馬海德自上海），化名王牧師的董健吾也專程從上海趕至西安牽線搭橋，斯、馬二人持張學良簽發的特別通行證，經劉鼎護送（至膚施）、中共代表鄧發陪同，於7月10日抵達中共中央臨時所在地保安縣（今志丹縣）。

和董健吾、胡愈之一樣，劉鼎也是宋慶齡派出的。關於張學良委託宋慶齡等人物色中共黨員來其身邊工作的過程有多種說法，流行說法之一是，張在董健吾一赴西安、陝北期間（詳情見上篇文章）向董提出了這一要求，董返上海告知宋慶齡，宋推薦了當時躲藏在路易·艾黎家中的前中共特科成員劉鼎（還有通過李杜輾轉委託之說）。董健吾是36年3月中旬返抵上海的，而趙毅3月20日便將劉鼎接到了西安。如果劉鼎是董返滬後才確定的，趙毅是人選確定後才赴滬接人的，那麼，這中間的時間間隔（不足十天）對於完成確定人選、通知人選、赴滬接人、把人接至西安這整個鏈條來說，實在太短促、太捉襟見肘了，當時乘隴海路火車從上海到西安單程時間超過三天（一個月後馮雪峰、董健吾自西安乘火車到上海花了約五天時間）。趙毅很可能在董健吾抵達上海前便已從西安出發，進而可推斷，劉鼎來西安一事很可能在張學良兩赴上海期間（35年11月下旬，及35年12月中下旬至36年1月上中旬間）便已敲定（張、劉可能已在上海秘密見過面），張學良與董健吾在西安（進一步）約定的，不是物色某中共黨員來陝，而是派人赴滬接劉鼎來陝的時間。如此，趙毅便可提前出發，於3月中旬和董健吾前後腳抵達上海（趙毅有可能是與董健吾一同返滬的），從從容容地於3月20日把劉鼎、斯諾、馬海德三個人接到西安。

介紹一下劉鼎。

劉鼎，原名闞思俊，字尊民，曾用名闞澤民、甘作明、戴良等，四川南溪人，軍工與機械工業專家，中共建政後任重工業部副部長、兵工總局局長。

1923年，劉鼎進入上海大學學習；1924年~1926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和柏林大學勤工儉學，1925年8月前由同在德國的朱德、孫炳文（孫維世生父）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和空軍機械學校學習，兼任教官、東大總支部委員。

1929年，劉鼎與夫人吳先清把不滿周歲的孩子送進蘇聯保育院，奉命秘密回國。回國途中，又奉命參加了劉伯承、葉劍英、黃平等人領導的遠東工人游擊隊（紅河赤衛隊），擔任一中隊政治指導員及全隊的武器教官。遠東工人游擊隊是“中東路事件”期間響應“武裝保衛蘇聯”號召的產物，由共產國際東方部在距伯力18里的紅河組建，成員為中國、朝鮮、日本等國的共產黨員，職責是執行特殊任務，協助蘇聯紅軍與東北軍作戰。該部隊隸屬加倫將軍（即蘇聯遠東軍魂布柳赫爾，時任蘇聯遠東軍區司令員、紅旗遠東特別集團軍司令員、共產國際遠東軍事負責人，加倫是其擔任北伐軍軍事總顧問時的化名）指揮。

1930年春，劉鼎經大連、天津到達上海，進入中共特科第二科任副科長（第二科即情報科，科長初為陳賡，後為潘漢年）。

1931年10月，劉鼎在上海外灘與同志接頭時被捕，經夫人吳先清多方奔走，及任職國民黨軍政界的一些同鄉疏通，次年9月，劉鼎由康澤（復興社“十三太保”之一，時任南昌行營別動總隊少將總隊長）等人出面作保獲釋出獄。

1933年春，劉鼎化名戴良自上海前往中央蘇區，途中被方志敏挽留，任閩浙贛蘇區組織部部長、紅軍大學第五分校政委、洋源兵工廠政委。

1935年1月，方志敏為軍政委員會主席的紅十軍團（由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即紅七軍團與紅十軍合編而成）兵敗懷玉山，6月，劉鼎在浙江省弋陽縣仙霞嶺率一小隊民兵偷越封鎖線時被俘，同年秋，劉從九江俘虜營逃脫，來到上海，化名周教授（周先生）潛藏在宋慶齡團隊成員路易·艾黎家中（一二·九運動期間還在宋慶齡法租界住所躲藏過數日）。

劉鼎的夫人吳先清（吳仙青）有“遠東第一女諜”之稱，從中共特科調入佐爾格團隊（有時被稱為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後任諜報組長，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建立了華東和華南20多個情報點，遍及國民政府機關、廠礦企業、城鎮鄉村。1937年（一說1938年），吳先清在蘇聯肅反中被當作“日本間諜”秘密處決。張學良、張學銘的重要幕僚於毅夫在1933年春至1935年夏間也曾秘密為佐爾格團隊工作。

劉鼎陪同張學良參加了4月9日夜的張、周膚施密會，會後隨周恩來至瓦窯堡，向中共中央其它領導人匯報工作。在周恩來提議下（這應該也是張學良的要求），劉鼎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駐東北軍的正式代表（一說為聯絡員）。劉鼎是宋慶齡而非中共中央派出的。劉來自上海，而非陝北，劉鼎自上海前往西安，是宋慶齡安排的，是張學良與宋慶齡商議的結果，中共中央對此事先並不知情，也無法事先知情，當時陝北中共中央與上海的電訊聯絡仍然中斷。

有文章推測，1935年冬（11月下旬）陝北與上海宋慶齡的電台已經接通。這一判斷是錯誤的，理由如下：
1、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間，陝北中共中央與宋慶齡之間沒有任何電報記錄。
2、1936年5月28日，從陝北派至上海的馮雪峰給中共中央寫信說：“未知國際方面已通電否？此地可設法打通。”如果中共中央與宋慶齡已可互發電報，那麼，何須馮雪峰寫信告知“此地（上海）可設法打通國際”？馮雪峰的信表明，直到1936年5月下旬，陝北中共中央仍不能與宋慶齡電報聯絡。
3、如果35年11月下旬雙方已可電報聯絡，那麼宋慶齡有何必要於36年1月派出董健吾，千里迢迢趕赴陝北，歷時兩個月才到達瓦窯堡呢？事實上，宋慶齡團隊與陝北中共中央之間的聯繫正是董健吾抵達瓦窯堡後才建立起來的，在此之前，雙方根本不可能電報聯絡。
4、如果雙方35年11月下旬已可電報聯絡，那麼，宋慶齡不會遲至1936年1月，才派胡愈之赴莫斯科匯報紅軍近況。
5、蘇聯-共產國際不會在35年11月下旬至36年2月間毫無動作，不會遲至1936年2月才先後派王炳南、潘漢年回國開展統戰、談判工作並傳達指示。

最早向宋慶齡通報紅軍到達陝北等紅軍權威近況的，是張學良而非中共中央自己或其所屬的中共黨員；張學良35年12月下旬至36年1月初間向宋慶齡提供相關情報時，陝北中共中央沒有向外通報、匯報自身情況的渠道；第一個在莫斯科向蘇聯-共產國際匯報紅軍到達陝北等情況的，是張、宋秘密聯絡後宋慶齡從上海派出的胡愈之。

劉鼎在瓦窯堡向中共中央匯報了上海方面的情況（一個月前和董健吾同抵陝北的張子華應該已匯報過相關情況。當時上海的中共黨組織已形同癱瘓，徐強等殘存留守人員基本上處於靜默式的潛伏狀態。由馮雪峰赴上海後迅速與徐強聯繫上推斷，徐強與宋慶齡、董健吾或劉鼎之一應該有直接聯絡），中共中央立即派馮雪峰率部分幹部自陝北赴上海恢復當地黨組織，並領導其工作。

按照馮雪峰本人回憶，馮4月15日左右從瓦窯堡出發，20日左右到達西安，按照中央提供的聯絡方法，他找到了“禁煙委員”（禁煙督辦）鍾可托，見到了鍾可托的同學董健吾。馮雪峰、董健吾4月20日左右從西安坐火車前往上海，4月25日到達上海，馮很快（可能當天）就和徐強取得了聯繫，26日，馮住到魯迅家中，4月底5月初，馮雪峰先後見到了茅盾、史沫特萊（當時任宋慶齡英文秘書）、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等人。經宋慶齡要求，徐強夫人李雲被馮雪峰指派為宋慶齡與新的上海黨組織的聯絡員，公開身份是宋的秘書。

據李雲回憶：“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馮雪峰到上海。”“馮雪峰見了宋慶齡，首先感謝她的幫助，使得黨中央很快與上海黨組織恢復了聯繫。”

就這樣，陝北中共中共非常順利地與留守上海的僅存的幾位中共（特科）地下人員恢復了聯繫，並與宋慶齡團隊建立了緊密的聯繫。配得上中共感謝的不只是宋慶齡，沒有張學良上海之行的穿針引線和隨後的諸多協助，上述成果是難以取得的。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