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張學良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隱秘聯絡合作 6

紅軍長征抵陝北後張學良的穿針引線，“抗日統一戰線”從設想走近現實（下）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陳紹禹）等人撰寫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全名為《為抗日救國告全國胞書》），其後一二個月間，王明又組織撰寫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有可能嗎？》、《國難聲中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推測》等文章，這些文章先後刊登在共產國際及中共代表團的機關刊物、雜誌上。

1935年12月上旬，中國政府駐蘇聯大使館首席武官鄧文儀回國述職，鄧向蔣介石提交了王明在共產國際雜誌上發表的幾篇文章及王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的發言摘要（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當選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躋身共產國際最高領導層）。

早有對日作戰之心，一直隱忍未發的蔣介石決定派鄧文儀聯繫王明，與之就國共停戰、再次合作進行談判，蔣還期盼通過國共合作獲得蘇聯援助，甚至與蘇聯締結軍事條約。1936年初（一說35年12月21日），鄧文儀匆匆返回莫斯科。

蔣介石隨後又派親信陳立夫（化名李融清，一說李竹清）攜俄文翻譯張沖（化名江淮南，張沖時為國民黨中央委員，並擔任中統前身，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以駐德大使程天放隨員的身份前往柏林，準備在鄧文儀、王明談判順利的情況下，從柏林前往莫斯科，與王明進一步談判，並嘗試與蘇聯談判簽訂中蘇軍事互助協定。

略經周折，1936年1月13日，鄧文儀在胡秋原（十九路軍流亡將領建立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駐莫斯科代表）寓所首先見到了為王明打前站的潘漢年。其後的1月17日、22日、23日，王明、鄧文儀三次會談或碰面，鄧文儀希望與王明在莫斯科達成國共合作抗日的協議，再交給中共中央及紅軍執行，但王明堅持國民黨方面應與中國國內的毛澤東、朱德等人談判具體的合作條件，雙方遂約定同年7月潘漢年赴南京與陳果夫、陳立夫繼續談判，潘同時負責聯絡陝北中共中央加入談判。潘漢年回國前，王明要求他向張聞天（當時張是陝北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等人強調，中共應把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當前首要任務，把與蔣介石商談“合作抗日”作為第一位的核心工作來抓。

1936年2月24日，潘漢年、胡愈之（當月中旬剛剛到達莫斯科匯報紅軍、張學良情況的宋慶齡秘使）乘希臘客輪離開列寧格勒，準備假道希臘回國，不料希臘政治情況突然發生變化，客輪出海兩天后又折回列寧格勒。一個多月後的4月8日，潘漢年、胡愈之再次啟程，時值旅遊旺季，他們扮成旅遊者從莫斯科乘國際列車前往巴黎，接着乘車至馬賽，繼而從馬賽乘船赴香港，5月中旬，潘、胡抵達香港。

抵港當月，潘漢年（、胡愈之）約見了在港隱居的葉挺。大約在6月，潘漢年（、胡愈之）拜會了老朋友，剛剛成立不久的救國會（即“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成立於上海）在港領導人鄒韜奮、陶行知等人。潘漢年還安排胡愈之去上海，與陝北中共中央4月下旬派至上海的馮雪峰見面，再一同來港與潘會面。

潘漢年在香港滯留了一個多月，在等待陳果夫與他聯絡期間，他辦妥了一項重要任務：協調張學良秘使莫德惠赴蘇，順便把毛澤東的兩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捎往蘇聯。

1936年7月1日，化名“伯林”的潘漢年向王明發出一封密碼信，信中有如下內容：
1、與張學良取得了聯繫（應指胡愈之在上海見到了張學良，潘本人稍後才與張學良見面）：“同張學良已經達成協議，我們在他那裡已設有代表（應指宋慶齡自上海派出，3月20日抵西安在張學良身邊工作，後被中共中央認可的劉鼎）。”
2、與馮雪峰取得了聯繫：“馮雪峰同志和另一些人已從蘇區（陝北）被派往上海。”
3、任務進展順利：“現在馮雪峰同志同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1933年至1937年擔任蘇聯駐中國大使）一起派李杜與張學良的代表（指莫德惠）取道法國去蘇聯，與他們一起去你們那裡的還有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共產黨員。30日他們已動身（或將動身）繞過香港前去。”
（【《伯林同志的密碼信》，1937年7月1日於香港，絕密。《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卷，第221頁】）

潘漢年的密碼信表明，協調、安排張學良秘使莫德惠赴蘇，是王明委託的絕密任務。此事應當是張學良在兩赴上海期間（35年11月下旬，及35年12月中下旬至36年1月上中旬）向宋慶齡提出的，是宋慶齡秘使胡愈之赴蘇報告的事項之一。除了潘漢年，介入並參與促成莫德惠赴蘇的人還有王明、鮑格莫洛夫、馮雪峰和張學良本人，張學良為李杜安排了一個赴西歐考察實業的機會，以此為掩護將莫德惠（等人）護送至歐洲。

莫德惠、毛岸英、毛岸青、李杜、楊承芳（馮雪峰派出同行的在上海赤色工會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即潘密碼信中提到的女共產黨員）、董壽祺（董健吾兒子）一行六人6月28日從上海出發。馮雪峰6月27日給陝北中共中央寫過一份報告，說李杜一行“明天即啟程赴法轉俄，俄亦已有電來促其前往，這裡派了一黨員同往幫助他。”（【《黨的文獻》2004年第3期，第89頁】，直接摘錄自孫果達《解謎潘漢年事件》）。馮雪峰只知道愛國將領李杜幫忙把毛岸英、毛岸青帶出國，但不知道此行的本意是護送張學良秘使莫德惠，在介入者中，確定的知情莫德惠赴蘇的是張學良本人、王明和潘漢年。

一行六人抵巴黎後，獲得蘇聯駐法使館頒發的簽證，入境蘇聯的是莫德惠、毛岸英、毛岸青三人，另三人李杜、楊承芳、董壽祺則循原路經馬賽返回上海。莫德惠同年9月中旬從蘇聯返回中國。

1936年7月7日至9日，陳果夫派至香港的張沖（前面提到過的曾隨陳立夫赴柏林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按照事先約定，化名黃毅在《生活日報》上連續三天刊登了一則尋人啟事：“叔安弟鑒：遍訪未遇，速到九龍酒店一敘。兄黃毅啟。”在莫斯科與鄧文儀接觸時，潘漢年所用的化名為肖叔安。

潘漢年、張沖在一間咖啡屋接上了頭，隨後一同前往上海、南京。

抵南京後，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得知潘尚未至陝北，尚末獲得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授權，便不肯親自出面，來見潘漢年的是鐵道部次長曾養甫，曾要潘先回陝北，拿到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具體談判條件，再來南京正式談判。曾為潘漢年辦理了特別通行證。

約在7月中下旬，潘漢年又從南京赴上海，通過劉鼎（一說杜重遠）安排，潘在市郊法租界一家大飯店與（化了妝）張學良秘密會面（據【張云：《潘漢年的一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頁】等），這應該是二人的初次謀面。張、潘此次會面的談話內容未見文字記載，但不難猜測應涉及莫德惠秘密訪蘇、紅軍與東北軍合作、國共合作、逼蔣抗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事宜。二人應該還約定了稍後的西安再會。

在港、滬期間，潘漢年、胡愈之還完成了另一項重要工作：策劃《八一宣言》救國會版的創作、發表。潘、胡從蘇聯帶回了《八一宣言》（《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在港期間，胡愈之按潘漢年的要求，以中間派的口吻將《八一宣言》改寫為《告全國同胞書》，爾後，潘漢年說服救國會駐港負責人，老朋友鄒韜奮、陶行知在文件上簽了名。潘、胡隨後將《告全國同胞書》帶至上海，再請救國會駐滬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簽名。章乃器嫌文件太“右”，起初不肯簽名，為滿足其“口味”，胡愈之等又對文件作了若乾折衷修改。1936年7月15日，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陶行知四人聯署的《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一文（又稱《四人宣言》）在香港《生活日報》發表。《四人宣言》就是胡愈之《告全國同胞書》的再修改版，也就是《八一宣言》的“救國會版，和《八一宣言》一樣，其核心要旨也是停止內戰、國共合作、團結一致、抗日救國。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是共產黨領導的外圍組織，提議在上海設立這一組織的是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救國會合併了“一二·九運動”後全國各地各行各業各界人士成立的眾多救國會組織，它的作用，是把共產黨的聲音，通過第三者之口發出來。潘漢年安排胡愈之專門負責救國會的工作。

36年8月16日，毛澤東發表了《致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沈鈞儒四先生的公開信》，對《四人宣言》予以熱情響應：“我們認為這是代表全國大多數不願意做亡國奴的人們的意見與要求，我代表我們的黨，蘇維埃政府與紅軍表示誠懇的敬意，並向你們和全國人民聲明：我們同意你們的宣言綱領和要求，誠懇地願意與你們，與一切願意參加這一鬥爭的政派、組織或個人合作，以便如你們的綱領與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樣，來共同進行抗日救國的鬥爭。”信中最後說：“我們誠懇的願意在全國救國聯合會的綱領上加入簽名。”

1936年7月23日（一說8月1日），潘漢年乘火車抵達西安，24日，張學良也從上海或南京回到西安，張、潘二度相會。兩位相識不足半月，只見過一次面的同志這時已經親密無間、如膠似漆了，潘漢年離西安赴保安前，“張學良幾乎每晚都與潘見面，無話不談。在談到紅軍北上問題時（紅二、四方面軍當時正從川北、隴南北上），前線的軍事情報，張都送給潘看。”（據張魁堂先生《黨的文獻》撰文）

張學良還請潘向中共中央轉達他的一些建議、設想，如建議紅軍九月後實施打通蘇聯的行動（東北軍予以隱蔽的配合），並將攻擊方向指向綏遠（綏遠、察哈爾一帶日本支持的內蒙德王勢力）；建議紅二、四方面軍以一部出隴西攻擊毛炳文（抗戰名將，時任第37軍軍長兼西北剿總第一路第三縱隊司令官，所部為湘軍。第一路總指揮兼駐甘綏靖公署主任為朱紹良）部，他藉機調動東北軍于學忠部控制蘭州（于學忠為軍長的東北軍51軍駐防蘭州、天水之間，於兼任甘肅省主席），另以一部出夏河攻擊馬步芳老家河州，威脅青海，吸引西路甘、涼、肅三州馬步芳部隊東援，東北軍則趁機接防河西走廊，以便東北軍、紅軍接通新疆等等。

8月6日（一說8月8日），離開莫斯科四個月後，潘漢年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潘向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傳達了共產國際有關指示，匯報了王明在莫斯科與鄧文儀接觸、談判的情況，他在香港、上海、南京同張沖、曾養甫接觸的情況，報告了張學良的建議、設想等。

潘漢年到來時，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正熱衷於“西北大聯合”計劃，計劃與東北軍、西北軍（甚至統治新疆的張學良前部下盛世才）聯合組織“西北抗日聯軍”，成立“西北國防政府”，並擬推舉張學良為聯軍總司令和政府首腦。

8月9日，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聯名致信張學良（信中稱張為“同志”），在回應張學良建議的同時，繼續推銷“西北大聯合”計劃，並請張學良“加緊配合實施”。信中說，趁蔣介石忙於處理“兩廣事變”（1936年6月至9月，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廣東陳濟棠以抗日名義發動的反蔣事件）之機，“我們以突然的姿勢占領蘭州，打通蘇聯”，信中還說，“紅軍之另一部，則在陝甘寧交界控制黃河東岸，並準備南下策應東北軍主力抵抗蔣之進攻”。毛、周等人的計劃將導致張學良與蔣介石公開衝突甚至反目，他們忽略了張學良一直避免與蔣介石公開為敵的一貫立場。

8月12日下午，潘漢年從安塞出發，攜毛周等人致張學良的聯名信經膚施（延安）前往西安。潘漢年此次（或他月底赴西安時）可能與葉劍英、張文彬（毛澤東秘書 ，前紅十五軍團保衛局局長）、汪鋒（中共中央西北軍特派員，曾任中共陝西省委軍委書記、紅二十六軍代政委）等人同行，葉劍英將成為中共中央駐西安的最高代表，張文彬、汪鋒的任務是統戰楊虎城，他們攜有毛澤東致楊虎城、杜斌丞（楊虎城重要幕僚、智囊）的親筆信。

張學良和中共中央都主張東北軍、紅軍、西北軍西北聯合，但雙方的主張有本質的區別。張的西北聯合是為了推動實現國共抗日統一戰線，促成逼蔣抗日，而中共中央的“西北大聯合”則是為了建立與蔣介石分庭抗禮的西北“割據”。潘漢年和張學良都非常清楚，中共中央的“西北大聯合”計劃與共產國際七大決議、八一宣言的精神（集中中國全部力量，建立全國一致的抗日統一戰線）是背道而馳的，這樣一個反蔣割據計劃肯定無法聯合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其結果不是一致抗日，而是導致更大規模的內戰。張學良不可能真心響應這樣的計劃，但他又難以明言反對（無法直言你們的計劃違反蘇聯-共產國際指示），張學良沒有明確拒絕中共中央的“西北大聯合”計劃並對其有所迎合，合理的解釋是，張不只是虛與委蛇，他還在策略性地引導中共中央靠向蘇聯-共產國際的政策。在8月19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潘漢年報告說：“來了這麼久，尚未見到張學良。他確實患病，但尚能起坐與邵力子對弈，而不急欲見我，未知何故。”張對潘的“怠慢”，應該是二人合演的雙簧，既不能響應又不便明言反對，那就拖延、冷處理，給中共中央的“西北大聯合”興致潑點涼水。甚至同一時期楊虎城對汪峰等人的冷淡態度，也可能是張學良或王炳南（36年3月被共產國際從柏林、莫斯科直接派到楊虎城軍中）施加影響的結果。

張學良早在半年前就開始貫徹、履行斯大林-蘇聯-共產國際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了，張曾多次向中共中央作出建議、暗示。1936年1月20日、3月4日，與李克農兩次洛川密談時，張學良都明確提出“抗日必須聯蔣”，勸中共中央放棄“抗日反蔣”政策，代之以擁蔣抗日或聯蔣抗日（同時放棄蘇維埃和暴動政策）；4月9日與周恩來膚施秘密夜會時，張學良再次提出應將蔣介石納入抗日統一戰線，實行聯蔣抗日或逼蔣抗日。張學良的這些意見，與蘇聯-共產國際的政策、方針，與王明及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的主張毫無二致，張學良實際上是在向中共中央暗中傳達蘇聯-共產國際的指示，但中共中央一直不解其意，不明所以。

潘漢年在之後的一則報告中說，張學良21日和24日晚（終於）和他見了兩面，並對中共中央致張信作出了回應。潘說，張研究信件後，（就中共中央借錢一事）問也不問就拿出5萬元，並表示願意多借；但張說許多事情沒有準備，對中共中央提出的戰略方針很難主動配合，並稱寧願部隊與紅軍作戰受損，也不願因配合紅軍行動而使秘密外泄。潘漢年電報稱：“彼同意原則，但對(為)團結自身仍不敢公開聯紅，須繼續對蔣保持灰色與忠順。因此對蘭州可由彼軍設法控制，至固原以北諸地任我攻擊取道，聽諸少數騎兵犧牲，彼未便明令退出（不便明令東北軍不戰而退）。”

在8月致毛澤東、張聞天的另一信件中，潘漢年報告說，“毅與我現能每晚見面”（又恢復到潘初抵西安時的親密狀態了）。李毅是張學良與中共中央通信、通電時所用的代名。（以上兩段摘錄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首段內容在不改變原意情況下有所調整）

與蘇聯-共產國際電訊聯絡恢復後（1936年6月底7月初），（及潘漢年抵陝北後）由於中共中央仍遲遲未改變其反蔣政策，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向中共中央下達“八月指示”，嚴厲批評了中共以往“對南京、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政治方針”，這份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文中說：“把蔣介石與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抗日。。。要切實有效地武裝抗日，還必須有蔣介石或他的絕大部分軍隊參加。。。必須停止紅軍與蔣介石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必須正式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建議，立即就停止軍事行動和簽訂共同抗日具體協議進行談判。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應該宣布他們準備馬上派出代表團，或者在蘇區接待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代表團。”

電文還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民主共和國的主張，準備停止推行蘇維埃制度，謀求在中國建立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

10天后的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並轉全體國民黨黨員的公開信，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信中表示：“早已準備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並願堅決的遵守這個協定”。中共中央在該信中首次尊稱蔣介石為蔣委員長。

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後在黨內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和《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篇首明確指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

9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開了關於具體討論落實共產國際政治指示的政治局擴大會議（9月11日從西安回到蘇區的潘漢年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張聞天在會上作報告說：“從前把抗日與反蔣是並提的，這是錯誤的。。。過去我們對南京的策略，雖有些修改，但基本上是沒有轉變的，並沒有明顯的指出‘抗日反蔣’的口號並提(的錯誤)。後來接到國際的電報，才完全轉變過來。。。如今，我們要聯合蔣介石抗日，要指出認為反蔣戰爭有進步性質的看法是錯誤的。。。當然，對蔣介石仍要看到他動搖妥協的一面，要看到他鎮壓民眾和進攻紅軍的一面。”毛澤東也發表講話說，對於蔣介石，要看到“他和我們聯合是可能的，但哪天可實現聯合是說不定的”，因此“我們的警戒是不能放鬆的”。“要用各種方法逼蔣抗日。。。並爭取實現自己在未來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

至此，中共中央徹底放棄了“西安大聯合計劃”，組織“西北抗日聯軍”，成立“西北國防政府”，推舉張學良為聯軍總司令和政府首腦，都成了昨日黃花。會後，中共中央打電報給張學良身邊的劉鼎（約在8月下旬，張學良設置了與中共中央直接聯繫的電台，之前張通過王以哲電台可與中共中央通電報），通報政策的大轉彎。張學良的反應出乎中共中央意料，他不僅毫不失落，而且一得知中共中央準備實行聯蔣方針的消息，立即要求劉鼎轉告中共中央，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並希望能就此再與周恩來一晤。劉鼎9月20日“十萬火急”的電報轉述張學良的話說：對中共新方針極表贊成，並願進京面蔣，力主和平統一，結力抗日，請為蔣使，冒險說和，不論成績如何。丞（亟）願為此與周一晤。。。（以上兩段內容參考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

36年9月下旬（有說9月24日，潘離開保安赴南京），潘漢年攜帶毛澤東致宋慶齡和章乃器的信經西安赴南京、上海（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為國共談判的中共代表）。在此前的潘、張秘談及張學良與中共中央的信件、電報往來中，雙方多次提到在9月以後出兵綏遠，以攻擊日本支持的德王來發動抗日、號召國人，這為同年11月的“綏遠抗戰”（又稱“綏遠事件”）埋下了伏筆。

潘漢年未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匯報自己與張學良的全部秘密聯絡，特別是受王明委託安排張學良秘使莫德惠赴蘇一事。此事肯定是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批準的，不向中共中央透露這一絕密任務，也肯定是斯大林本人的旨意，張學良的隱秘身份是對中共中央也需隱瞞的最高機密。在前面提到過的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季米特洛夫還否決了中共中央發展張學良入黨的計劃。一方面，中共中央想發展張學良入黨，與之建立更親密的關係，另一方面，張學良也曾向劉鼎提出加入中共。至於後者，我認為這是張學良的試探策略，他在試探中共中央對其隱秘身份的知情程度（附帶試探對其的評價）。季氏否定張學良入黨的理由是：張學良不是最可靠的盟友，兩廣反蔣事件失敗後，他完全有可能產生新的動搖甚至背叛我們。這一理由非常牽強。一方面，張學良並不支持兩廣反蔣，這與蘇聯-共產國際的立場是一致的，張與蘇聯都不站在兩廣一邊，兩廣失敗對張無所謂打擊，何談張因兩廣失敗而產生動搖？另一方面，張學良對蘇聯-共產國際極為忠誠，他為蘇聯、為共產國際、為中共不僅做出了無可比擬的巨大貢獻，而且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就我所知，張學良從未有過背叛蘇聯-共產國際之舉。我認為，蘇聯-共產國際不允許中共中央發展張學良入黨的真正原因是，張學良早已是俄共（布）或聯共（布）或第三國際特別黨員，不便、不可以再加入中共（可以轉入中共，但那意味着其隱秘身份的暴露）。很可能和陳翰笙一樣，張學良也是經加拉罕、李大釗介紹成為國際黨員的。張學良的入黨時間應在1925年冬之前，即在灤州兵變之前，這場旨在推翻蘇聯在華頭號敵人、張學良生父張作霖的兵變就是加拉罕、李大釗策動、運作（策動張、郭發動，聯絡馮玉祥與郭結盟，派遣國共兩黨北方黨員赴東北組織配合、呼應行動，通過邵飄萍等予以輿論支持、配合。。。），張學良隱身幕後，郭松齡站在前台，張郭二人共同發動的（參見本系列首篇文章）。斯大林需要的是身份最隱秘、知情人最少的特別黨員張學良（有可能知道張學良隱秘身份的三個蘇聯人加拉罕、布柳赫爾、鮑格莫洛夫全都在1937~1938年間死於蘇聯肅反，不知道這是否只是巧合）。要麼，季米特洛夫是在配合斯大林演戲（如出一轍的中共吸收入黨、國際反對入黨戲碼，在張學良、郭松齡前部下盛世才身上也上演過），要麼，連季米特洛夫也不知道張學良的隱秘身份。除斯大林，除張學良核心幕僚外，知情人或許只有王明、於炳然（本系列首篇文章介紹過的張學良常駐莫斯科代表，張與王明的秘密聯絡人）、宋慶齡及宋家的其它隱秘紅色代理人，也許還包括胡愈之，應該還包括盛世才，接受王明絕密任務後，潘漢年應該也知道了。季氏電報告誡中共中央不應太信任張學良（“不是最可靠的朋友”），這倒完全可能源自斯大林的真實想法，斯大林對人一向既用且疑，他對張學良的信任程度，大概一如他對佐爾格。

對毛澤東隱瞞王明委託的絕密任務，隱瞞張學良與王明（、斯大林）的秘密聯絡情況（同時使毛澤東未能及早了解張學良的隱秘身份），這應該是潘漢年1955年獲罪的重要原因之一。文革很大程度上也是毛澤東對共產國際派、王明派的進一步大整肅。

1937年3-4月，於炳然奉命離開莫斯科（命令應該來自王明），他回國後的黨內聯絡人，是另一個與張學良關係非同尋常的人-潘漢年。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