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门事件33周年前夕 王丹坦言：虽然累 但比起牺牲的人 不算什麽(ZT)

明（4）日为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 33 週年。 据《美国之音》ＶＯＡ报导，中国民运人士王丹在接受节目《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採访时表示，比起那些在「六四」牺牲的人来说，「我们这点累当然不算什麽」。

王丹表示，这麽多年来，虽然确实累，但主要不是身体上的累。相较于在六四牺牲的人而言，「我们这点累当然不算什麽，我觉得主要是心累。」除了要面对艰难的环境外，还要面对各种需要操心的事，如各种冷漠、嘲讽、不理解、抹黑与无理的攻击等，「还要面对各种人性中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心累比什麽都累。」

「我确实觉得心很累。」王丹指出，如果针对抹黑出来澄清，将会陷入没完没了的争执中；但若不澄清，很多人也许会相信。「那你说我到底澄清不澄清？想想心就很累。这样的状况坦率讲我也必须得说，我确实觉得挺委屈。」

不过，王丹认为，虽然委屈归委屈：「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嘛。一方面我也确实累和委屈，但另一方面我也不会放弃。」他认为他做这些事确实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

但另一方面，王丹也表示，自己并非高尚的人，「某种程度我也是为了我自己」。为了对得起他的良心，他才会去做这些事。「我觉得这麽大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放弃了，我自己心裡上都过不去。」

「所以某种程度我做这些事，其实也是为了我自己心裡能过得去。」王丹认为，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外界的压力他都能尽量的澹化处理。

而不放弃也是为了「争一口气」。王丹指出，中国这麽大的国家，不能没有人敢去长期的、 30 年 50 年的坚持一个立场，「那这成什麽国家了是吧？」

王丹认为，若没有人坚持理想，可能会被其他国家看扁，「我觉得我们不能被其他国家的人看扁，我就是出于这麽一种心理才坚持下来。」

当时就读北京大学的王丹于 1989 年的六四天安门运动中曾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与吾尔开希、柴玲共为学生领袖。

(转自台湾雅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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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健：六四屠城如何影响中国和世界(ZT)

今年6月4日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3周年纪念日。 当年六四学运的亲历者、资深媒体人陈维健，向大纪元谈到中共“六四屠城”，如何影响中国和世界，以及西方对待事件的前后变化，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

现旅居纽西兰的陈维健，曾参与1979年西单民主牆运动，与民主同道创办《沉锺》杂志; 他也因参与1989年六四学运遭审查; 1991年，陈维健和艺术家弟弟陈维民在纽西兰创办《新报》，历时16年，担任主编。 现任《北京之春》主编。

陈维健6月2日对大纪元记者回顾六四时，颇有感触。

他说：「已经叁十叁年了，当年六四时的小孩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 但是因为中共把六四的真相掩盖起来，现在的中国人对六四不太知道。 但是海外我们还是在年年纪念六四，每一年都没有空缺过。 特别是原来在香港，每年都举行大型的六四纪念活动，包括维园的几十万、上百万人的烛光晚会。 ”

过去，香港民众每年6月4日聚集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年度悼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纪念会。 但随着中共的香港国安法2020年实施，多年来举办“六四”集会的支联会已经解散，加上港府以疫情为由拒绝外界预订场地，今年，六四烛光晚会将连续第叁年无法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

西方很快削弱对六四屠杀的制裁助长了中共嚣张镇压人权

因为中共当年镇压六四以后，西方国家很快放弃了对中共的制裁，特别是美国。 陈维健说，这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美国总统老布希派人到中国，告诉邓小平，我们不干涉你们的内政，那是什麽意思呢？ 就是说你们屠杀你们的人民跟我们没关係，这是你们的事情。 我们中美的大门是打开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等于说美国国家政权，认可了中共政权的屠杀。 在这以后，我们都看到了，西方国家纷纷地又跟中共恢复了关係，而且还是友好关係。 十年以后，西方国家在美国的倡议下，就慢慢让中国加入世贸。 而且在这以后，小布希提出中美之间的贸易跟人权脱钩。 从此以后，中共开始肆无忌惮地镇压人权。 ”

陈维健说，中国很多维权人士、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六四以后被中共镇压的，而且镇压的血腥力度非常大，还包括西藏人、新疆维吾尔族人。 “这都是西方国家给了中共政权镇压的底气。”

“因为中共把镇压六四，当作他们政治上的一个大的功劳。 就是说我们镇压没有问题。 （对）西方最多解释一下，不会给我们造成实质的困扰。 ”

陈维健说，西方社会一直以为把中共加入进来，让它逐渐地认可普世价值，就可以作为世界文明社会大家庭的一员。 但是他们现在终于认识到了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

“中共的经济起飞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宽鬆的社会环境，（它）反而有恃无恐，要改变国际社会的规矩，要把中国的低人权的经济发展和暴力维稳方式，通过一带一路、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把它推到全球。”

他举例美国拜登总统最近透露，他当选总统以后，习近平在通话中说，民主已经不行了，专制将统治世界。 “还有中共外交官员杨洁篪跟布林肯对话时也在使劲教训布林肯。 意思是我们实力比你们大了，我们声音就应该大。 ”

陈维健说，西方社会通过这叁十几年，特别是最近这两年，也算开始看清了中共的面目。

六四屠杀成了中共对内暴力维稳的开端

陈维健表示，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中共官员和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认可了中共对六四的镇压，认为中共通过镇压六四让经济得到发展，让大家发了财。 那些中共权贵家族更是富可敌国，官场则无官不贪。

陈维健说，这都是因为六四被镇压的影响，「要是如果六四不被镇压的话，有了民主、有了监督程序的话，就不可能产生中共五百个（权贵）家族。 也不可能富可敌国。 ”

他说，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靠低人权、破坏环境来发展的。 所有改革的红利全部都进入了中共权贵家族的口袋。 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差。 而且还不能有任何怨言。 在社交媒体发出很小的一点声音，都被监控，甚至会被抓。

陈维健说，中共暴力维稳的信心就是从六四屠杀来的。

“六四可以说为中国的这叁十几年来的暴力维稳开了先河，中共（当年）通过坦克机枪来维稳。 这几年中共的维稳，员警、武警都是拿着枪来镇压。 六四以后所有的中共官员、各级干部就是一个思维——镇压。 你们不听话就是用枪杆子。 我们共产党有兵在，枪掌握在我们手，我们什麽都不怕。 那就是六四给他们最大的反面教训，也是中国社会到了现在这个地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

他还说，中共当年的大屠杀，对今天中国这麽多的灾害，也脱不了干系。 中国这几十年道德滑坡，人们你害我，我害你，成为一个互害的社会。

没有六四镇压也就没有李文亮医生被压制

陈维健也表示，现在中共的清零防疫政策，其实跟六四镇压是一样的。 “（它）通过封城，以完全不顾最基本人权的方式来控制病毒。 这和六四的治理模式，道理是一样的。 ”

“还包括2019年武汉发生疫情时，李文亮等医生出于医生的良心，把他知道的病毒的情况通过社交媒体披露出去。 结果中共公安还是按照六四镇压的战争思维，马上要李文亮去训诫，提交保证书。 中央电视台公开说不能传谣、不能信谣。 从而导致了这个病毒从武汉蔓延到全国和到全世界。 ”

陈维健表示，如果说没有六四镇压，类似李文亮医生被压制这种事情都不会发生。 而没有西方社会对中共镇压六四的绥靖主义、对中共暴政的姑息，中共后来对人权的迫害和暴力维稳也不会发生。

“所以说六四对世界影响太大，影响了我们整个中国，影响了全世界。 现在总算西方国家已经开始看清它（中共）。 “陈维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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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恆青：从“六四”学运到“我们是最后一代”(ZT)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3周年，当年的亲历者李恆青先生，向大纪元记者对比了今天和当年“六四”两个历史节点的情势，认为无论中国和世界，对中共的认识已然不同，埋下了中国向自由民主变局的可能。 而近期令他感到震动的，是上海封城中出现「时代的呐喊」——我们是最后一代！

李恆青今年55岁，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工作，是一名注册审计师。 当年六四李恆青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大四的学生，也是化学系的学生会主席。

李恆青从1989年4月22日起加入了天安门广场的八九民运，并成为清华学生高自联成员。 6月4日早晨，他是最后一批离开广场的学生之一。

“六四”之后，逃亡数月的李恆青回到清华，1989年8月被捕，曾被关在昌平看守所，后转到秦城监狱，1990年7月获释。

2000年李恆青赴美，近年来活跃在海外民运圈。

西方的觉醒：从对中共实行绥靖主义到被中共激怒

和早前接受大纪元专访的两位“六四”亲历者袁红冰和陈维健一样，李恆青6月3日也提到西方国家对中共“六四”屠城的绥靖主义。

“刚开始，西方国家都马上针对中共的暴行採取了非常坚决的制裁，主要是经济制裁，但很快就转变了。 美国布希总统派人到中国跟中共当局谈判，很快就解除了对中国的制裁。 ”

“世界被它（中共）收买了，它给华尔街、各个民主国家的权贵们钱，让他们发财。 让他们到中国去享受在本国、民主国家裡没有办法享受的特权待遇，把这些人都给收买了，所以后来很多国家对它俯首帖耳，向它叩头。 ”

李恆青说，直至川普上台了以后，美国才有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反思。

“真正深入的认识，应该是在川普进入白宫以后，那时国务卿蓬佩奥提出来要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 把中国共产党的画皮给扒开了。 它更多的邪恶的东西就摆在阳光下。 这个时候大家开始认识到（中共的本质）了。 ”

他说，在这几年和中共在经济上的、外交上的、军事上的，从竞争到对抗过程当中，让世界认清中共。 先是美国，后来就是欧洲，包括澳大利亚，再加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后，中共站在普京一边，激怒了世界，尤其是激怒了欧洲。

“六四”后中共以保障“生存权”掩盖屠城罪恶

李恆青说，“六四”后邓小平认定，只有靠继续搞好经济才能够巩固它的统治。 因为中共执政是没有合法性的，不是靠公民用选票来确认它的合法执政。 “他们就认定了只要经济上有所发展，就可以把对人民犯下的屠城罪恶掩盖住。”

李恆青说，本来江泽民在“六四”后刚上台，以为就应该向左转，于是进行各种各样的整肃，重新清理党内的自由思想。 但邓小平突然要向右转了，他1992年在南巡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谁不改革谁下台。 改革的目标当然就是要把经济搞上去。

李恒认为，中共把人性当中的丑陋的一面研究得太透了。 “就是只要给你有饭吃，给你吃好的，吃的比原来更好。 你对自由、民主，对你最基本权利、尊严什麽都可以放弃。 这就是中共在过去叁十年一直延续的原因。 ”

“所以当我们谈到自由、民主、人权的时候，中共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最大的一个人权就是生存权。 这是溷账逻辑。 人不是动物，人不是牲畜，不能够说只要有吃饱了、穿暖了、吃了好吃的，然后就要对这麽邪恶的统治者感恩戴德。 但是它这个逻辑现在变成了中共执政的一个完全的逻辑。 ”

李恆青说，可悲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但世界接受了这个逻辑，中国老百姓也接受了这个逻辑。

中国年轻人的呐喊：“我们是最后一代”

李恆青认为，在中国，上海封城发生许多人道灾难，已令中国年轻人和知识份子觉醒。

“习近平的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变成了个天怒人怨的政策。 现在全中国老百姓都人人自危，都不知道明天是不是又被封进去了。 这次的上海封城最后有年轻人就喊出来了，我称做时代的呐喊：我们是最后一代！ ”

李恆青提到，中国民众目前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比如在这次上海解封后，要让民众去感恩中共。 但民众不吃这一套。

“我看到网上都在传一个短片，叫《上海，六月之声》，就是唱一首歌，讲的就是不要去为抗疫解封这个事情祝贺。 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经历的苦难。 早晚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个桉翻过来。 我看到微信上传的几句话，说如果上海解封了，谁要去祝贺、去庆祝，谁就不是人，不是人类。 当然现在老百姓还是有恐惧，但是这种反抗的力量实际上是越来越强大。 ”

这首歌的歌词这样写道（部分）：

“不要接近门口的狗，不要去喝庆功的酒; 在勳章闪烁的今天，不要放下没报的仇; 不要轻信他们的嘴，不要忘记流过的泪; 在花团锦簇的今天，不要宽恕昨夜的罪。 不要以为一切会回来，不要留恋曾经的热爱，在如梦初醒的今天，我们是最后一代......”

从1989到2022，中国变局的可能

李恆青说，近日北京通州的白庙收费站封堵，以疫情防控为由不让河北燕郊的“北漂族”进北京上班，因为很多人不上班揭不开锅了，人们聚集抗议。

“大家抗议，抓了人，然后大家一块喊放了，放了以后老百姓要求惩治凶手。 像这种事情，你看吧，再出一段时间大规模的上街就有可能。 “李恆青说。

据大纪元6月1日报导，当天白庙收费站的抗议引来大批员警赶到现场维稳，殴打和抓了一些民众。 但在人们的抗争之下，河北叁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黄学军现场表示，可以通勤，能去也能回。

李恆青还对比了33年的「六四」学运的诉求，和今天人们的种种诉求，分析中国变局的可能性。

“（六四）那个时候是从学生运动开始的，学生还没有想到说要改变政治制度，更多的要求只是反腐败，然后要对政权有所监督，要基本的自由，包括新闻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只要求了这些。 但当时还不被中共官方所见容，不被接受。 ”

他认为经过33年，现在人们基本改变了当年的认识。

“现在大家都认清了，包括前一段时间李克强开了十万人大会，要保经济大盘。 我看很多网友在推特，在微信上留言，说在中国现代的社会，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制度比人更可靠。 ”

他说虽然有一些人还是对李克强能够出来主持中国政局抱有一些幻想。 但实际上更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了，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换一个人，而是要彻底的改，要真正变成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这样一个共和国，中国才能够真正的是我们自己的幸福家园，而不是中共权贵的。

李恆青说，目前人们出来抗议的更多，虽然只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但不排除会演变成政治变革诉求。

“最近你看到包括一些学生，北大、北师大的、政法大学、南开，还有南京大学的，还有上海复旦大学的，都出现了学生的抗议和游行。 表面上看都是要求回家，不要被封在学校，都是从个人的利益角度出发，但实际上跟八九年的时候是一样的，从个人的、从小的利益，最后慢慢地可能逐渐变成政治变革的诉求。 ”

中共握着刀把子、枪杆子，还有笔杆子在手，在过去33年间，为应付中国老百姓的反抗又做了大量准备。 李恆青说：「包括现在的人脸识别，特别是在这次所谓抗疫的两年半的过程中，发展出来非常强大的系统，所谓流调（流行病调查）这套系统，什麽健康宝这些，它对全中国所有的人的追踪能力非常地强，中国变成一个员警国家。 中共已经能够把公民每一天、每一分钟的活动都可以瞭若指掌。 ”

“但中共在做倒行逆施的事情，在做不符合人性、不符合天道良心的事情”，李恆青说，“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政权再强大，最后也逃不过失败的下场。 ”

(以上均转自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