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眾反抗的新趨向：由維權轉向政治反抗

  最近河南村鎮銀行的大爆雷，激起的反抗之強烈，出乎意料，大批血本無歸的受害者，無懼中共軍警的鎮壓，走上街頭公開示威，而且其訴求已不再局限於討還個人損失的維權範疇，而是公開地打出了“要人權”、“要法治”的橫幅，這無疑中國大陸民眾反抗的最新重大轉變：

  從天津反封校大學生喊出“打倒習近平”，到上海反封城民眾喊出“還我人權”、“自由萬歲”，到此次河南銀行爆雷受害者提出“人權”、“法治”訴求。。。清晰地反映出中國大陸民眾的反抗，正呈現由維權運動上升到政治反抗（人權運動）的重大轉變，這對於中國反對派來說，無疑是一個大好趨勢。

  為什麼中國民眾的反抗會出現此種重大轉變？因為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看出維權的道路，是死路一條，既然維權屁用沒有，而且照樣招來中共殘酷的鎮壓，倒不如索性“打倒習近平”、要人權、要法治，這樣至少能出一口惡氣。

  怎麼，維權運動不就是維護人權的運動嗎？當然不是一回事。因為許多異議人士拎不清維權和人權的區別，在此需要首先說明一下：

  所謂維權行動，就是個人討還自己權利（一般為經濟損失）的行動，它並無改變體制的訴求，也沒有普遍權利的訴求（如要求保障他人和群體的人權）；

  而人權行動（公民運動），則是要求保障包括他人和群體的人權在內的普遍權利訴求，這必然導致改變體制的訴求——因為中國人人權的惡劣狀況，是共產黨的體製造成的，而不是某些貪官造成的；也就是說，人權運動的訴求，必然是改變政治體制的訴求，人權運動也就是政治運動，就是許多偽類公知畏之如虎的“搞政治”。

  客觀地說，經過共產黨七十多年的統治，中國人奴性十足，但並不愚蠢。中國民眾之前之所以局限於維權運動的灌木叢低矮境界，是因為普遍對中共抱有幻想，渾渾然地以為只要“不搞政治”，中共就會給他（她）解決個案，結果二十年下來個案不僅未得解決，反被中共專政的鐵拳揍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這才對中共終於死了心。

  中國民眾的反抗向政治反抗（公民運動）的轉變，這是中國維權民眾普遍對中共絕望的標誌。

  那麼，從糊面癱時期開始，中共對維權運動，為什麼照樣殘酷鎮壓嗎？只為討還個利，而不觸及政治體制的維權群體，對中共的威脅比政治反抗（公民運動）小得多，懷柔維權群體，有助於防止政治反抗發生，難道中共不知道嗎？

  中共當然心知肚明，但從僵賊泯“三個代表”開始，中共已經權貴資本主義化，中共各級官僚公務員的暴發，恰通過製造大量維權上訪戶的方式取得，因此，維權訪民與中共各級官僚公務員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根本利益衝突，因此根本無需胡緊套、瘟家飽作動員，中共各級官僚為了維護自己既得利益，也會下死手瘋狂地鎮壓、截訪——中共各級貪官污吏，根本不會因為訪民“擁護共產黨”而手下留情，往往恰恰相反，如無中共中央死命令，他們對待經濟維權訪民，往往比對待民運分子更狠毒，因為這些要捅破腐敗黑幕的維權訪民，直接威脅到他們的頂戴花翎。

  而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既無力，也無心去根治各級官僚公務員集團的腐敗問題，因為中共中央需要這些腐敗分子幫自己“維穩”，而且腐敗分子有把柄可抓，用起來才放心。

  從胡緊套開始，中共中央公然縱容中共地方政府進京“截訪”，就標誌着中共對維權群體不再懷柔，而取殘酷鎮壓政策的轉向。

  所以，中國的龐大維權群體，二十年來自以為聰明地“擁護中國共產黨”、“擁戴胡主席”、“擁戴習主席”，不僅是自作多情，也是“瞎子點燈——白費蠟”，而且是打了左臉送上右臉，且右臉還是笑臉。

  中國的維權人士，想當然地以為維權運動“風險小”，卻長期看不到維權運動的致命缺陷：

  無法引發社會共鳴。因為維權行動只是要討還個人的損失，當然難以引發未受損人群的共鳴，因為你個人的事與他（她）不相干，更何況，他（她）之前受損維權（如果有的話），你又在哪裡呢？而且一定的時間內，受害的維權群體在全國範圍內總是少數，因此，根本無法匯聚起全國性的維權運動。

  從胡溫“房地產大躍進”開始，二十年來中國的強拆受害群體不下數百萬人，他們雖然苦苦上訪維權，但除了被中共整得死去活來、甚至精神失常之外，沒有任何結果，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一，他們引不起社會共鳴；二，他們匯不成全國性的運動。

  實事求是應該承認：從胡溫時期開始，中國維權運動已經徹底失敗，因為維權運動本來就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胡同。

  而人權的訴求就完全不同了，因為中共國國內，絕大多數人，甚至包括基層官吏和公務員在內的人，都沒有言論出版自由、沒有選票、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因此，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就能夠引起廣泛的社會共鳴。

  維權行動和人權行動的巨大差別是顯而易見的：

  1989年的中國學潮為什麼引起了那樣巨大的社會共鳴？就是因為學潮所提出的新聞自由、人大真實選舉等訴求，深深打動了包括中共體制內廣大知識分子和公務員的心（當時中共統治集團尚未權貴資本主義化），因此連趙忠祥之流，都一度上街抗議；試想：如果學潮學生打出的橫幅，是要求解決北大食堂收費不合理的維權訴求，能引起共鳴麼？有幾個人會拿正眼瞧此種小眉小眼的“抗爭”？

   壓倒羅馬尼亞前共產黨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打倒齊奧塞斯庫”這句政治口號，因為反對齊式暴政激起了羅國民眾廣泛的共鳴，試想：如果抗爭者不敢喊出這句口號，而是像中國訪民那樣，只是喊出“嚴懲粗暴執法的警察局長XXX”，可能引發羅共倒台的共鳴嗎？

  明白人都知道：中國人個利的受損和人權的橫遭踐踏，都是政治體制的必然產物，不改變政治體制，想要討還個人公道，想要保障人權，都是緣木求魚。中共自然深知公民運動（包括人權運動、民運在內的政治反抗）對己威脅巨大，而維權運動構不成威脅，因此早在胡緊套時期，就動用眾多的五毛、寫手、偽類公知，拼命鼓吹“漸進民主”，故作清高地大肆貶低政治反抗的價值，把中國民運誣衊為破壞大局的激進怪物，扣上“民逗”、“反賊”的帽子，避重就輕地極端捧抬維權運動，誇大維權的價值，把“人權”等同和混淆於“維權”。。。

  這其中，以“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女士為代表的一批公知人士，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眾所周知，高智晟先生是國內推動維權運動向公民運動轉變的先驅和精神領袖級人物，高智晟卻被丁子霖女士等人斥為：破壞大局的盲目激進者，丁子霖還公開要求高智晟：“請回到正常的維權道路上來！”

  現在已經再明白不過了：中國的維權群體問題、民運反對派問題、宗教信仰問題。。。根本不是經濟問題（不是什麼“市場化”能解決的問題），而統統都是政治（體制）問題，政治問題的解決，是繞不開政治抗爭這條必經之路的；也因此，從鄧小平復出開始，中共四十年如一日地拼命把“搞政治”污名化，瞪小瓶及其繼承者，利用“文革”後中國民眾對政治運動的厭倦心理，利用“六四大屠殺”給中國民眾造成的恐懼，再結合對“不問政治（放棄社會良知）的知識精英的物質籠絡，非常成功地把中國民眾普遍地塑造成了逃避政治擔當和社會責任的“經濟動物”，中國人由此從毛澤東時代“全民政治人”的極端，擺向了“全民經濟動物”的另一極端。

  而民運反對派和以法輪功為代表的反對力量，反倒因為涉及（被中共污名化的）“政治”，淪為民眾眼中的“神經病”，這比起八十年代，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倒退！

  筆者早在胡緊套時代初期，正當不少民運異議人士昏昏然為維權運動叫好的時候，就覺悟到了中國的維權之路，是走不通的死路，我在多篇文章中呼籲：除非中國維權運動上升為人權運動，否則沒有任何前途。筆者的先知呼籲，自然令中共恨之入骨，以南京外派老賊徐不良為代表的大批共特癟三五毛，對筆者長期進行下三濫的詆毀中傷圍攻辱罵和陰謀暗害，其中尚未中風就已經口眼歪斜的中共上海幫老字號丑鬼走卒楊痿，更是一馬當先，拼命地以混淆維權運動和人權運動的手法，進行詭辯，硬說不觸及體制、只為討還個利的維權訴求，就是人權訴求，故作清高地指斥我政治反抗的主張，是“文革思維”，一時間頗能混淆視聽。

  可惜的是，托習正恩同志封城文革之“福”，包括國內廣大五毛粉紅在內的群體，都已經無法“歲月靜好”：既然“正能量滿滿”也是死路一條，中國人自然會豁出去“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反正解決無望，倒不如出一口惡氣，且能引發共鳴，把事件鬧大！上文說了，中國人奴性十足，但並不愚蠢，兔子逼急了也會咬人，訪民一旦看清利害關係，明白自己橫豎都是死的時候，當然會變身“反賊”。

  此種大趨勢，豈是那些尚未中風就已口眼歪斜的癟三醜類能夠阻止的？大約十年之內，中國國內民眾的抗爭，一定能引發中共政權的裂變。

曾節明 2022.7.13 悶熱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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