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回憶錄：愛國民主派的錯念(ZT)

九七主權轉移後，香港的抗共運動就一直由「愛國民主派」主導，直至2010年之後，本土派在香港興起，並在年輕人中逐漸成為主流。我在2013年出版《香港思潮》一書，引言是「從無到有的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有關本土意識，容後再談。

這裡先談談2010年之前愛國民主派主導的社會意識。

自從1980年「九七」問題浮現以來，香港人一直在抗共的社會思潮中掙扎。開始時，香港人寄望在中英談判中，達致九七後英國以某種形式留下來，包括「延後轉移主權的日期」「主權換治權」「九七後繼續留在英聯邦」等等。而當時大專界關心國族命運的學生領袖們，就從概念出發反對殖民主義，嚮往民主和民族主義，支持中國「收回主權，民主治港」。

中共總理趙紫陽給港大學生會的覆信說：「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

一些對中共有幻想的人士，包括天真的學生，就認為中共承諾給香港民主了。他們都忽略了這段話的前半截：「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意思就是中國現在已經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了。換句話說，將來香港實行的「民主治港」也離不開中國式的民主。所以，我參與的「香港前景研究社」的朋友，和倪匡這些作家，並不相信趙紫陽講的「民主治港」。民調也顯示，大部分香港人不相信中共承諾。移民潮此起彼落，「起」是中英達成協議和六四屠城；「落」是因為香港仍然繁榮，有賺錢謀生機會。

且岔開話題談談趙紫陽。八九民運後，許多人都因為趙紫陽反對鎮壓並為此下台，對他持肯定態度。實際上，根據解密文件，

戴卓爾夫人（台灣譯柴契爾夫人）當年訪問北京，主要的談判對手是趙紫陽，見鄧小平只不過是鄧對趙提出的「九七收回主權」作權威確定。也就是說，趙紫陽當年對香港人說「怕什麽」和「民主治港」，是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中共領導層的共同意向。

就如同胡耀邦，在文革後掌權儘管顯得比較開放，但在1985年接受陸鏗訪問時說，中國的經濟強大了，國防力量強了，台灣若還不願意統一，「那就要帶點強制性了」。

中共的高層領導，無論後來有過怎樣開明的表現，但能夠上到高層，幾乎一定在長期「製造血污海」的鬥爭中，曾經心狠手辣地執行過殘酷政策。許多中共黨員，表面都很開明，甚至本性也可以說不壞，但參加了這個列寧式政黨後，合起來就會做出傷天害理的事。

除了趙紫陽給港大學生會的覆信，鄧小平在1984年談到一國兩制時說，港人治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並解釋「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又說「可以罵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罵，共產黨是罵不倒的」。他的意思可以詮釋為香港人可以「反共」，只要不「反中」就是愛國者。

八九民運後期，香港成立了「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香港大部分市民一方面同情中國學生反專政、爭民主，另方面更重要是對九七感到憂慮、對《基本法》的起草絕望，期待中國可以實現民主從而會帶來九七後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於是也參與支聯會的活動。

支聯會擺明「愛國」，亦沒有反對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來成立與支聯會一體兩面的民主黨，走的是同一路線。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立法會是民主黨的黨鞭。他們的路線可以概括為「反共不反中」。符合鄧小平的「可以罵共產黨」但「尊重自己民族」的愛國者標準。倡導民主，既符合《基本法》所定最終實現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的目標，亦沒有違反鄧小平的「愛國者標準」，更呼應中國總理曾經在信中支持的「民主治港」。

九七後，支聯會繼續舉行六四燭光晚會，以提升香港市民的中國人意識。2000年，民主黨主席李柱銘訪美遊說國會議員支持中國加入世貿，並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意見廣受國會議員引用。翌年底中國正式入世。

同年五月，立法會以43票贊成、零票反對、1票棄權通過了「反對台灣獨立」議桉。所有民主派議員都投了贊成票，只有吳藹儀投棄權票，理由是這個議題不屬於香港立法會權力範圍。

但在中共眼中，民主派這些「愛國」動作都是不算數的。為爭取香港民意與國際認可，提出「可反共不可反中」的「愛國者標準」也是不算數的。甚至正相反。

中共在意的是「共」而不是「中」。「共」意味權力，反共，民主，都是要削減中共的絕對權力，這是絕對不能讓的。至於「愛國」嘛，中共掌權者的觀念就是「愛黨」。若不「愛黨」而「愛國」，比如為中國進入世貿去美國遊說、「反台獨」的表態，對中共來說都可有可無。若「愛國」是愛中國人民，為人民爭取自由、民主，反對專權統治，尤其是提出「還政於民」，那更是大逆不道。

中共嘴裡說的，跟他們的想法正好相反。果真民主、還政於民，那麽還有黨和我個人的特權嗎？

(轉自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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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平庸之惡還是惡之平庸？(ZT)

為甚麽歷史上會出現納粹大屠殺和文化大革命等滅絕人性的災禍？即使幾個極度聰明、心裡滿懷惡念的人聯手，也無法造成規模那麽巨大的人道罪行。參與那些惡行的，包括了無數平民百姓。

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經歷過二次大戰，從納粹德國的魔掌下逃亡到美國，畢生致力研究有關邪惡和極權的問題。《漢娜．鄂蘭：真理無懼》這齣傳奇片，以鄂蘭在一九六一年在以色列見證「耶路撒冷大審」前後的事跡為主幹。鄂蘭本是暴政的受害者，但她嘗試抽離而冷靜地思考邪惡根源和歷史責任的問題，結果惹來激烈的批評。

曾參與大屠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一九六○年被以色列擄走，並舉行公審。在大學任教的鄂蘭向知識份子雜誌《紐約客》自薦，願意親臨大審現場，撰寫一份歷史紀錄。

艾希曼在審訊時的表現令鄂蘭感到詫異：他完全不像一個兇殘暴戾的惡魔，只是一個平凡人。甚至可以說，他不是沒有道德感的，因為他堅持自己「盡忠職守」是應份的。他推說，他不是親手殺人的兇手，他只是執行命令。

艾希曼的「純真」表現使鄂蘭不得不反思「邪惡是甚麽」的問題。邪惡是有本質的嗎？抑或邪惡只是良善之缺乏？二○○八年上映的電影《讀愛》（為愛朗讀；The Reader）的女主角Hanna在二戰時也曾為納粹服務，而她只是一個文盲，干甚麽都只是執行任務而已。結果真實的艾希曼和Hanna都被視為戰犯而判刑。

鄂蘭除了把別人眼中的惡魔描述為一個平凡人之外，也把那些曾與納粹合作的猶太社群領袖牽進來，指他們也須對大屠殺負責。她這樣的論點旋即惹來學界內外、猶太同胞與其他族裔的人、報章讀者與鄰居等各方的攻擊和恐嚇，說她背棄自己的同胞、違反人性、冷酷和高傲。連大學也想中止她的教席，她卻堅拒妥協，並在大學講堂裡辯解時提出「Banality of Evil」的名言。「Banality of Evil」多被譯作「平庸之惡」，偶爾引來誤解，認為這是從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態，詆譭平凡的普羅大眾，意味着他們本身蘊藏着一種邪惡的特質。

其實「Banality of Evil」的意思應是「邪惡的平庸面向」。鄂蘭澄清，她不是說像艾希曼所做的事並非不邪惡，而他受刑也是罪有應得；她想指出的是邪惡不一定體現為滿懷惡念的魔君形式，猶如《讀愛》中目不識丁的女主角也是希特拉的化身。邪惡會以「平庸」的方式體現於世，其特徵就是停止和拒絕獨立思考，只管跟隨比個人更大的國家機器和集體意識。在巨大的邪惡之網羅籠罩之下，即使「盡責」本可稱為美德，一旦人們停止思考，彷彿把腦袋皆變為「外置硬碟」，結果仍是災難性的。

「盡忠職守有甚麽問題」的反詰，令人想起很多香港人的金科玉律：「都係搵食啫！」這些香港人並非不會思考，只是把精力都放在「搵食」之上，公餘時間不想用腦，寧可看反智電視劇輕鬆一下。他們也不是不關心社會，只是那些高官和輿論領袖的「語言偽術」功力太高，真假難辨，只能順大勢而行，甚至支持為虎作倀的人。

「艾希曼始終滿心相信人一定要成功，他認為這才符合『上等社會』的標準，從他對希特勒最後的評論中可見一斑[...]，艾希曼說：『希特勒的所做所為可能都是錯誤的，但有一點卻不容置疑：他確實從下士一路爬升到元首之位，引領近八千萬人……他的成功證明，我應該要追隨這個人。』」----  漢娜．鄂蘭：《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穿插着鄂蘭與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舊日交往的回憶片段：當日已婚的大學教授海德格與學生鄂蘭發展一段不倫關係。一九叄叄年，海德格加入納粹黨並成為弗萊堡大學的校長，助紂為虐。戰後二人重逢，海德格已是聲名狼藉，卻跟鄂蘭解釋說當時世局艱難，作為不諳政治的學者，他只是一時煳塗，很多人的攻擊也是無理中傷云云。鄂蘭似乎被打動了。

電影對於鄂蘭和海德格的關係只是蜻蜓點水，主要是跟鄂蘭和現任丈夫的恩愛甜蜜作比較，卻沒有深入地勾劃鄂蘭、海德格和艾希曼之間的微妙關係。儘管說艾希曼只是機器裡的一顆螺絲，但海德格怎能算是不會思考的平庸之輩？電影也沒有提及戰後鄂蘭如何跟海德格回復曖昧的師友關係，幫助名聲掃地的他回復學術界的地位，而他也始終沒有真正悔改。

若編劇在鄂蘭和海德格的關係上着墨更深，或許會令電影沒那麽沉悶平板。其實魔掌也是孤掌難鳴的，邪惡那平凡庸俗的一面，及其狡黠兇惡的一面實是渾成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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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愛加害者！淺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常見症狀與治療方法(ZT)

在電影《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故事中，貝兒代替爸爸被監禁，最後反而愛上了野獸，解除了野獸身上的魔咒。如此浪漫的故事，其實也暗藏一種心理學現象，稱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或稱作人質情結，指的是被害者對加害者產生情愫，甚至認同加害者的觀點，反過來幫助加害者的情結。《Hello醫師》將於本文帶您認識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典故、症狀以及治療方法。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什麽？典故來自這裡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一詞，來自1973年的一宗綁架桉。當時2名歹徒搶劫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並且挾持 4位銀行行員，歹徒在與警察僵持了100多個小時後才投降。但事件落幕後，被挾持的銀行行員非但不痛恨歹徒，還和歹徒成為朋友，甚至對警察產生敵意，拒絕出庭指證歹徙，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也因此得名。

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愛情觀：傷得越深就越痴迷！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除了可能發生在綁架桉的人質、集中營的囚犯身上之外，還可能發生在一般的情侶關係中。一段關係中，如果對方很常說：「如果你愛我，你就會如何如何」、「我真的很愛你，但是怎樣怎樣」，這樣的話聽上去很棒，實際上卻是以愛為名、控制另一半的行為。

人質情結可能出現在你我身上

童年有經歷過家暴陰影的人，的確更容易產生人質情結，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也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美國知名法庭心理學家史蒂芬諾頓（Steven Norton）表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並非正式的疾病診斷，反而是一種解釋特殊反應的心理學名詞。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症狀的受害者，通常會有以下7種症狀：

• 對加害者抱持正向看法。

• 當警方或是政府機關提供協助時，不願意配合辦桉。

• 不願逃跑或是逃跑意願不高。

• 只相信加害人好的那一面。

• 認為站在加害者那一邊，就可以降低自己被傷害的機率。

• 對加害者產生同情，認為加害者本身才是「受害者」，甚至想要拯救加害者。

• 忠於加害者，甚至不願意離開加害者去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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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治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透過諮商或心理治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有機會被治癒的，以下舉例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常見的6種治療方式：

• 心理教育：告訴受害者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相關知識，包括症狀和成因等。

• 委婉勸說：避免太直接告知加害者的危險特質，這樣可能會讓受害者一心幫加害者辯護。

• 蘇格拉底詰問法（Socratic Method）：詢問受害者如何看待自己的處境，感受如何，有什麽想法，或是他們認為接下來會怎麽發展。

• 不帶批判的傾聽：展現出同理心，不要看輕受害者，但也不要給意見，治療過程最重要的，就是讓受害者可以重拾做決定的信心。

• 調整認知失調：身處一段強制操縱的關係中，被害人會出現認知失調的現象，所以要幫助他們看清真相，也要鼓勵他們更相信自己。

• 找出原因：幫助找出受害者潛在的需求，釐清他們從這一段暴力關係中，所尋求的是什麽。（同場加映：認知行為治療！改變慣性思維快又有效）

如果您發現身邊有疑似正在經歷暴力事件，或符合上述描述症狀的親友，不妨幫助他們尋求諮商治療。

(以上均轉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