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修憲,是否意味着中國法治的倒退?——讀蔡霞女士萬字長文有感（2）

作者：戎小捷

蔡霞女士在《2018年春他打開了什麼樣的潘多拉魔盒——習近平詭詐而狡蠻的修憲及其影響》一文中，非常詳細地列舉了改革開放後的三次修憲的具體過程（我這裡為節省篇幅，簡述如下）：

鄧小平時期第一次修憲：從1980年9月憲法修改委員會正式成立，到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八二憲法，歷時兩年零三個月。整個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提出憲法修改草案（1980年8月——1982年4月）；第二階段全民討論（1982年5月——8月）；第三階段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1982年11月26日——12月4日）。

胡溫時期第二次修憲：（1）提出和啟動修憲首先是由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宣布；（2）中共成立修憲小組進行研究和諮詢但自己不首先拿方案，而是收集社會各界意見形成建議文本；（3）中共中央提前3個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建議，並且將建議全文向全社會公開；（4）2004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通過。整個修憲過程前後歷時一年。

習近平時期第三次修憲：習近平在2017年9月29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首次提出修改憲法。2017年12月，首次對外宣布希望對憲法做出某些修改，但未透露修改的具體內容；2018年1月19日發布《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未提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全國人大開會前8天，代表們才得知要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2018年3月12日人大通過修憲決議，歷時5個半月。

蔡霞女士據此得出結論，“2018年修憲徹底顛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法治進步”。學界和蔡霞女士有同樣看法的人非常非常多，我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下面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蔡霞的觀點是否成立。

判斷一個國家的“法治”是退步了，還是進步了，首先要看你選用的是什麼樣的“法治”作為衡量的標尺？是以中國傳統的“法治”標準作為判定標尺，還是以西方的“法治”標準作為判定標尺？顯然，蔡霞屬於自由派知識分子，主張憲政民主，因此我猜，她是以西方的法治標準來作為衡量標尺吧。客隨主便，下面我也同樣以西方的法治標準來展開分析、討論。（聲明一下，若我誤解了蔡霞的衡量標準，則我願意公開向她道歉，然後再另外寫一篇以中國的法制標準為根據的討論文章。）

西方的法治，分為立法、執法、司法三個方面；顯然，蔡霞的文章只涉及立法方面，因此，我們也就僅從立法方面來進行考察，判斷一下，2018年修憲按西方的標準來看，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先極簡單地回顧一下英美兩國的立法發展過程，看一下西方在立法方面是如何演化的。我們先按照西方某一主要學派的觀點，從參與立法的不同的利益集團的數量的角度來考察：英國在1215年，以國王約翰為一方，以25名男爵貴族為另一方，在經過一場武裝衝突之後，又經過幾天討價還價的妥協，最終雙方簽署了著名的《大憲章》（最原始的憲法，26個人同時簽字）；之後又經過長期發展，逐漸演變為現在由議會的幾百名議員，分別代表多達十幾個、甚至幾十個不同的利益集團，在充分辯論之後，通過多數表決來從事立法。美國在1787年，當時全部13個州的代表作為13方在一起開會，經過幾十天（或幾個月）的激烈爭論，最後相互妥協，終於通過第一部美國憲法；之後，也逐漸演變為主要由議會的幾百個議員，分別代表至少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幾百個不同的利益集團（院外集團），在充分辯論之後，通過多數表決來從事立法。顯然，決定立法的利益集團的數目都是由少到多：英國是由兩方的代表，演化到幾十個利益集團的代表。美國是從十三方利益代表，演化發展到幾十個、幾百個利益集團的代表。或者我們按西方另一主要學派的觀點，從普選權的逐漸普及的角度來考察：無論英美，投票權都是從擁有大量資產的人，逐步擴充到擁有少量資產的人，最後擴充到沒有財產限制的所有人。於此同時，從白人逐步擴充到黑人、從男性逐步擴充到婦女，等等。總之，無論我們從影響立法的利益集團的多少的角度來考量，還是從普選中有投票權的人員範圍的寬窄的角度來考量，都是：參與或影響立法的利益集團的數目越來越多；具有各自不同利益的、擁有投票權的人們的範圍越來越廣、人員越來越多。因此，按西方各派公認的看法，我們可以說，這種利益集團數量、和具有投票權的人員範圍逐步增加的趨勢，是一種進步；反之，若數量逐步減少，範圍逐步縮窄，則是一種退步。

再來看一下中國。我們先根據在野派的觀點來分析：1982年，儘管歷時長達兩年零三個月，參與討論、提建議的人數以千萬記，但實際上擁有最終拍板決定權的只是一個利益團體（黨中央）、甚或一人（鄧某平）；2004年，儘管歷時長達一年，參與討論、提建議的人數以百千記，但實際上擁有最終拍板決定權的仍然只是一個利益團體（黨中央）、甚或一人（胡或溫）；2018年，儘管歷時五個半月，參與討論、提建議的人數以十百記，但實際上擁有最終拍板決定權的還是只有一個利益團體（黨中央）、甚或一人（習某平）。據此，利益集團數目或普選權範圍都是既沒增加、也沒減少。我們再根據在朝的執政黨的觀點來分析：在三次修憲中，黨中央實際上每次都代表了中國全體人民的利益，或代表了中國所有利益團體的利益，則：在三次修憲中，都是全體利益集團，或全體人民參與了立法。據此，利益集團數目或普選權範圍，也都是既沒增加、也沒減少。

好了，我們現在可以得出結論了：無論按照在野派的看法，還是按照當權派的看法，以參與決策的團體的數目或投票權的普及範圍做標準來衡量，從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法治”，從立法這個層面來考察，在這三次修憲活動中，都是既沒有進步，也沒有退步；或者說，都是在原地反覆踏步。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法治並沒有任何進步。因此，蔡霞的“2018年修憲徹底顛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法治進步”之說並不能成立。

當然，例如，1982年的修憲和2018年的修憲，至少在允許提建議和不允許提建議方面，還是有着巨大的、甚或天壤之別的。1982年的修憲，讓人普遍“感到”法治進步，2018年的修憲，讓人普遍“感到”法治退步，這些感覺也都是真實的。不過，我不得不遺憾地說，這個天壤之別的感覺，只是由“皇恩浩蕩”和“皇恩闕如”造成的；或者說是由“黨恩暫時浩蕩”和“黨恩暫時闕如”造成的。雖然“黨恩浩蕩”讓人心情愉快，感覺進步；“黨恩闕如”讓人心情不爽，感覺退步，但，這和中國實際上的法治進步或退步，真的沒有一毛錢的關係。

好了，囉里吧嗦了半天，證明了三四十年來，中國的法治既沒有進步也沒有退步，我到底想表達什麼東西呢？我是想表明，從1978年，到2018年，雖然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個變化完全是由於最高層的決策改變而引起的，而絕不是由於中國由人治社會變成法治社會所帶來的。還是我上次說過的：我們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防止最高層的決策失誤上。若認識不到這一點，幻想着把繼續加強法治、並最終建立起一個“法治社會”，來作為我們的改革目標，就大錯特錯了。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中國幾千年來就是一個人治的社會，若想轉變為一個法治社會，概率實在太低太低了（我將來會專文討論這一點）。目前，中國老百姓的法治觀念是有是無、是高是低，我們姑且不論，即使如蔡霞女士這樣的宣傳法治、宣傳憲政的仁人志士們，其身體裡其實也是滿載行政基因，其血管里也是流着“人治”的血液。不信嗎？設想一下：假如現在中國突然發生類似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那樣的政變，一些人合夥把習某平抓起來，然後擁戴李某強上台，類似蔡霞女士這樣的自由派的仁人志士們，會馬上發表文章或聲明，對這次違反法律、違反黨章的政變強烈譴責嗎？我想大概率是不會的。

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說現在中國的體制不需要改革，不需要權力制約。恰恰相反，現在的中國，太需要權力制約了。但我們一定要清醒，要認識到：權力需要制約，這一點是普世的；具體的制約形式，則是因地制宜的，並沒有普世的形式可供我們照抄照搬。憲政民主是西方“法治社會”摸索出來的權力制約的形式，但它真的不適合中國這個“人治社會”，也不適合阿拉伯等“神治社會”（恕我不舉例說明）。生於中國這個人治社會，我們別無選擇，必須靠自己的才華和智慧，靠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尋找出一條適合人治社會的、獨特的“權力制約”之路。任重而道遠，我願意為此，和蔡霞女士們共同奮鬥。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