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1952年6月8日

【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舒蕪

據說今天還有人——例如呂熒——在高等學校講授“文藝學”的時候，把毛澤東文藝思想排在講義的最後一章，當作文藝學中一件極其偶然極其例外的現象，輕描淡寫的講它幾句。受了這種惡劣影響的某些學生，也是至今還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當作一篇僅供寫作時隨便翻翻的“參考文件”。這篇偉大的文件發表已經十年，十年來中國人民文藝勝利的道路，也就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勝利的道路。可是，上述的現象居然還會發生，實在是令人感到驚異的。

然而，這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從我自己的經驗，深知毛澤東文藝思想，和整個毛澤東思想的其他一切方面一樣，是人民群眾實際鬥爭的指南針，而不是書齋裡面徒供玩好的教條。因此，它對於密切聯繫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革命者，每一行，每一字，都顯示出無限深刻的指導意義，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但是，對於嚴重的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像呂熒那樣的知識分子，則是難以被理解的。他們從文件當中所能看到的，僅僅是字面，其中當然沒有任何奇辭奧句，於是他們覺得：“這還不容易懂嗎？一望而知，有什麼可學習的？”即使要他們深入反覆鑽研，也只是再從字面上多看幾遍而已，還是什麼也看不出來。

》編者注

文中提到的呂熒（1915年-1969年），作家，山東大學中文系主任。胡風在《七月》雜誌上發表過他的小說。舒蕪以呂熒為例，用“例如呂熒”，指呂熒以外還有其他人，這個用語是有意為之的，這為之後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定下調子。

黨報在登載舒蕪這篇文章時，附上編者按，寫道：“作者在這裡所提到的他的論文‘論主觀’，於一九四五年發表在重慶的一個文藝刊物‘希望’上。這個刊物是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辦的。他們在文藝創作上，片面地誇大‘主觀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謂‘生命力的擴張’，而實際上否認了革命實踐和思想改造的意義。這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舒蕪的‘論主觀’就是鼓吹這種文藝思想的論文之一。下面發表的這篇文章表現舒蕪對於他過去的錯誤觀點已提出了批評，這是值得歡迎的。”

舒蕪的這篇文章點燃了批判胡風的導火線，文章轉載自5月25日《長江日報》。①為什麼要批判胡風呢？因為毛澤東不僅要在黨內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這個他已經基本做到了，他還要在黨外，尤其是文化界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這個他目前還沒有做到。通過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紅樓夢研究》，接着批判胡風，他要達到這個目的。毛認為他不僅懂得政治，也懂得由文人們把持的這些領域。

舒蕪(1922年-2009年)，專門於文學評論。在他24、5歲時，受到胡風的提攜在文學批評界展露頭角，胡風可以說是舒蕪的導師、引路人，為他進入這個領域開闢了一條道路。中共建政後，胡風日子不好過了，這沒有逃過舒蕪敏銳的眼睛。如何才能躲開1951年底開始的文藝整風運動批判的矛頭，如何才能離開他居住的偏遠的廣西南寧，進入嚮往的北京呢。②舒蕪已經思考了一段時間。

為了躲避可能出現的政治上的危險，為了向上攀爬，通過檢舉家人、檢舉朋友、檢舉師長以達到目的，這在中共建政後已經成為很多人生存上的一種手段。學者徐賁為《布達佩斯往事：冷戰時期一個東歐家庭的秘密檔案》一書所寫的“導讀”中，這樣寫道，“‘告密’尤其是知識分子最害怕的事情，因為他們難免有言論的把柄會落在什麼人手裡。許多知識分子在回憶錄里都不斷流露出《布達佩斯往事》裡那種令人惶惶不可終日的被告密焦慮和恐懼。最可怕的告密往往就發生在親朋好友、同事熟人之間，這種出賣和背叛往往會使人萬念俱灰、絕望厭世。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揭發、檢舉、向組織匯報，我們也曾司空見慣。”③

徐賁所說“我們也曾司空見慣”，指他生活的這一時期檢舉揭發已成常態。毛澤東時代檢舉揭發受到中共的鼓勵，由於被檢舉揭發，檢舉人的師長、朋友、父母、戀人被殺的不在少數。江西青年女工李九蓮就是被她的男友揭發而被槍殺的。④現在檢舉揭發改稱“舉報”。

利用舒蕪掀起的整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運動一直延續到1955年的“肅反”運動，受牽連而自殺、坐牢有千人之多。許多人出獄後也沒有能夠度過文革的煎熬，呂熒是其中一人。他於1969年在饑寒交迫中死於北京清河的勞改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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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輝著《胡風集團冤案始末》“第五章 舒蕪反戈一擊”中“五”一節

②李輝著《胡風集團冤案始末》“第五章 舒蕪反戈一擊”中“一”一節

③卡蒂·馬頓著《布達佩斯往事： 冷戰時期一個東歐家庭的秘密檔案》“導讀 見證冷戰歷史的家庭故事”

④戴煌著《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第八章 為‘惡攻英明領袖華主席’死者昭雪”中“從監獄悄悄傳出來的掛號信”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