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

【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舒芜

据说今天还有人——例如吕荧——在高等学校讲授“文艺学”的时候，把毛泽东文艺思想排在讲义的最后一章，当作文艺学中一件极其偶然极其例外的现象，轻描淡写的讲它几句。受了这种恶劣影响的某些学生，也是至今还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一篇仅供写作时随便翻翻的“参考文件”。这篇伟大的文件发表已经十年，十年来中国人民文艺胜利的道路，也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胜利的道路。可是，上述的现象居然还会发生，实在是令人感到惊异的。

然而，这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从我自己的经验，深知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其他一切方面一样，是人民群众实际斗争的指南针，而不是书斋里面徒供玩好的教条。因此，它对于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革命者，每一行，每一字，都显示出无限深刻的指导意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对于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像吕荧那样的知识分子，则是难以被理解的。他们从文件当中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字面，其中当然没有任何奇辞奥句，于是他们觉得：“这还不容易懂吗？一望而知，有什么可学习的？”即使要他们深入反复钻研，也只是再从字面上多看几遍而已，还是什么也看不出来。

》编者注

文中提到的吕荧（1915年-1969年），作家，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胡风在《七月》杂志上发表过他的小说。舒芜以吕荧为例，用“例如吕荧”，指吕荧以外还有其他人，这个用语是有意为之的，这为之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定下调子。

党报在登载舒芜这篇文章时，附上编者按，写道：“作者在这里所提到的他的论文‘论主观’，于一九四五年发表在重庆的一个文艺刊物‘希望’上。这个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舒芜的‘论主观’就是鼓吹这种文艺思想的论文之一。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表现舒芜对于他过去的错误观点已提出了批评，这是值得欢迎的。”

舒芜的这篇文章点燃了批判胡风的导火线，文章转载自5月25日《长江日报》。①为什么要批判胡风呢？因为毛泽东不仅要在党内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这个他已经基本做到了，他还要在党外，尤其是文化界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这个他目前还没有做到。通过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接着批判胡风，他要达到这个目的。毛认为他不仅懂得政治，也懂得由文人们把持的这些领域。

舒芜(1922年-2009年)，专门于文学评论。在他24、5岁时，受到胡风的提携在文学批评界展露头角，胡风可以说是舒芜的导师、引路人，为他进入这个领域开辟了一条道路。中共建政后，胡风日子不好过了，这没有逃过舒芜敏锐的眼睛。如何才能躲开1951年底开始的文艺整风运动批判的矛头，如何才能离开他居住的偏远的广西南宁，进入向往的北京呢。②舒芜已经思考了一段时间。

为了躲避可能出现的政治上的危险，为了向上攀爬，通过检举家人、检举朋友、检举师长以达到目的，这在中共建政后已经成为很多人生存上的一种手段。学者徐贲为《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一书所写的“导读”中，这样写道，“‘告密’尤其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情，因为他们难免有言论的把柄会落在什么人手里。许多知识分子在回忆录里都不断流露出《布达佩斯往事》里那种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被告密焦虑和恐惧。最可怕的告密往往就发生在亲朋好友、同事熟人之间，这种出卖和背叛往往会使人万念俱灰、绝望厌世。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揭发、检举、向组织汇报，我们也曾司空见惯。”③

徐贲所说“我们也曾司空见惯”，指他生活的这一时期检举揭发已成常态。毛泽东时代检举揭发受到中共的鼓励，由于被检举揭发，检举人的师长、朋友、父母、恋人被杀的不在少数。江西青年女工李九莲就是被她的男友揭发而被枪杀的。④现在检举揭发改称“举报”。

利用舒芜掀起的整肃“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一直延续到1955年的“肃反”运动，受牵连而自杀、坐牢有千人之多。许多人出狱后也没有能够度过文革的煎熬，吕荧是其中一人。他于1969年在饥寒交迫中死于北京清河的劳改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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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辉著《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五章 舒芜反戈一击”中“五”一节

②李辉著《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五章 舒芜反戈一击”中“一”一节

③卡蒂·马顿著《布达佩斯往事： 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导读 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

④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八章 为‘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者昭雪”中“从监狱悄悄传出来的挂号信”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