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1952年9月29日

【三年來鎮壓反革命工作的偉大成就】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長　羅瑞卿

從一九五〇年十二月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逐步展開了大張旗鼓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在這一運動中，黨和人民政府採取了明確而堅定的方針，進行了巨大規模的關於鎮壓反革命的宣傳活動。廣大人民群眾控訴、檢舉和自動捕捉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是這一運動的顯著特點。

》編者注

如果“鎮壓反革命工作”是從“一九五〇年十二月開始”——如黨報報道的那樣的話——那麼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1952年9月發表的這篇講話，“鎮壓反革命”工作歷時1年又10個月。《人民日報》的標題中“三年來”是如何得到的呢？

在文章中羅瑞卿總結“鎮反”運動的成績。“經過大張旗鼓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我們基本上肅清了中國大陸上的反革命殘餘勢力。曾經嚴重一時的匪禍，已經基本撲滅。現在還殘留在一部分偏僻地區的少數土匪，人民公安機關和人民公安部隊正在配合人民解放軍繼續剿捕，短期內即可徹底肅清。某些躲在邊境線上或若干海島上的反革命武裝土匪，如果他們沒有帝國主義的庇護和支持，那末，他們早已被乾淨消滅了。另外，我們還消滅了大批的特務分子、惡霸分子以及反動黨團、反動會道門中的堅決反革命的分子。這一偉大勝利，大大地加強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這首先表現在黨和人民政府的威信顯著提高，同人民群眾的關係益趨密切。在嚴厲鎮壓反革命以後，人民群眾歡聲載道，一致稱頌黨和人民政府的英明措施，使中國人民的勝利鞏固了起來。各民主階級內部，則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更加團結，反革命分子完全陷於孤立，他們的挑撥、破壞陰謀赤裸裸地暴露在廣大人民群眾面前而歸於破產。其次，由於清除了反革命分子，鞏固和純潔了全國各級人民政權，特別是基層人民政權；支援了抗美援朝運動和土地改革運動，以及其他的各種社會改革運動。此外，各民族的關係也因為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勝利而進一步改善。若干少數民族地區解放之初，反革命分子曾經利用歷史上的民族隔閡，製造了許多謠言，破壞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企圖煽惑少數民族人民反對人民政府，甚至企圖欺騙和威脅某些少數民族人民參加暴亂。但是，由於人民政府正確地執行了民族政策，並領導少數民族人民，同反革命進行了適當而又堅決的鬥爭，打擊了那些罪大惡極為少數民族多數人民所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從而就更增進了民族之間的團結。”

羅瑞卿（1906年-1978年），軍人，中共建政後第一任公安部部長。“鎮反”運動的組織者和指揮者，處在“鎮反”運動的第一線。羅講話中提到的“某些躲在邊境線上或若干海島上的反革命武裝土匪”，很可能指退守台灣的國民黨軍隊，中共沒有“乾淨消滅”這些人，因為他們得到“帝國主義的庇護和支持”。在羅的這篇“鎮反”運動的總結性報告中，沒有黨報提到的“偉大成就”的具體內容。從《羅瑞卿傳》一書可以中查檢到一點。

1949年11月羅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他指示北京市公安局擬定了布告、登記方法，印發了《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概況》、《三青團北平支團部概況》以及駐北平特務、憲兵資料，讓從事此項工作的幹警熟悉和掌握。由於準備充分，進行了廣泛宣傳，掌握政策穩定，北京市登記工作進行了三個月，共登載特務分子3533名，登記反動黨團骨幹分子3243名，繳獲槍支98支，證件2337件。反動黨團組織，基本被摧毀。全國各省市登記工作，同北京一樣，進展較順利。從1950年至1951年春，全國共登記反動黨團骨幹、特務分子、反動軍官共11萬人。”①這裡提到“反動黨團骨幹、特務分子、反動軍官”是中共眼中的“歷史反革命分子”，相對於中共之後常常提到“現行反革命分子”而言。被中共指認為曾經的“反動黨團骨幹、特務分子、反動軍官”的這些人，活過“鎮反”運動的可能性非常小。僅舉二例以茲證明。沈荃是作家沈從文的弟弟，黃埔四期生。1937年11月在國民黨軍隊任團長，率部與日軍作戰，後負傷。1938年與日軍作戰再度負傷。1942年後沒有再領兵打仗，也就是沒有在國共內戰中正面與中共軍隊交手。1948年他在國民黨國防部任少將，1949年脫離了南京政府回鄉。後來隨陳渠珍和平起義，有功於中共不用一兵一卒占領鳳凰地區。但在1950年12月的“鎮反”運動中被抓，1951年11月被中共判處死刑，遭遇殺害。②“鳳凰”即現在的湖南省鳳凰縣，是沈家的祖籍所在地。另外一例是，擔任過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文學家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他“早年積極追隨中共，投身抗日活動，八年抗戰期間亦因中共指派宣傳團集體參加了國民黨軍隊，國共內戰後期並策動桂北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成功。”朱邁先既無民憤，也無中共所謂的“血債”，但在“鎮反”運動中被判處死刑，之後被槍殺。③

在“鎮反”運動中殺掉的遠遠不止上面提到的那些“歷史反革命分子”，因為中共眼中除了這些“反革命分子”之外，還有所謂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認為敵情猖獗。羅瑞卿在1950年10月中共召開的一次研究抗美援朝問題的會議上，當毛問到他，準備怎麼辦時，羅答道，“現在反革命分子活動十分猖獗，人民批評我們寬大無邊，要求我們鎮壓反革命。我們商量了一下，主張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④從此之後“殺、關、管”就成為中共公安部門執行鎮壓的一個常用手段，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根據羅瑞卿的意見，10月10日毛作了批示，這個批示即所謂的“雙十”指示。

毛的“雙十”指示的正式名稱是，“關於糾正在鎮壓反革命活動中的右傾偏向的指示”，這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收錄的“中共中央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並非同一個文件，雖然後者標註了“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但這是經過過濾後的部分內容。毛澤東的“雙十”指示也沒有被收錄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毛澤東選集》正式出版過五卷，其中第五卷之後被中共禁止發行，因為內容上有許多中共不得不承認的“錯誤”。經過篩選後的毛澤東的講話以及指示收錄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裡，用以替代《毛澤東選集》的第五卷或者曾經計劃出版的第六卷、第七卷等。建政後毛澤東公開或者內部講話中，其內容有過於刺激或者見不到人的部分，中共就沒有把這些文件收入到共計十三冊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

即便《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收錄的“中共中央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其用語也是充滿了殺氣。文件開首就指責“把正確的嚴厲鎮壓反革命活動與亂打亂殺相混淆，把‘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誤解為片面的寬大。因此，在鎮壓反革俞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甚至在經過寬大處理後仍然繼續為惡的反革命分子，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這不僅助長了反革命的氣焰，而且引起了群眾的抱怨，說我們‘寬大無邊’、‘有天無法’。這種右的偏向， 必須採取步驟，加以克服。”這反映了毛澤東對“鎮反”運動中“右傾”偏向的不滿。對這些“反革命分子”應該如何處置呢？文件毫不猶豫地作出指示，“當殺者，應即判處死刑。當監禁和改造者，應即逮捕監禁，加以改造。對於這些案件的執行，必須公布判決，在報紙上發布消息（登在顯著地位），並採取其他方法，在群眾中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⑤所謂“在群眾中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其實際用意是要起到震懾作用。因為發生了“嚴重的右的偏向”，在這時“監禁和改造”的可能性極小。下面將看到毛澤東就是要利用“鎮反”運動大殺一批，並警告執行部門不要“浪費”時間。

中共的政治術語“右傾”的含義之前提到過，就是指對敵鬥爭時手段過於軟弱，該殺該判時過於寬大。事實，中共在7月時已經發布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⑥在執行過程中，包括時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的彭真，以及民主黨派的司法部部長史良，都抱怨“鎮壓不足，寬大有餘”。⑦所謂“鎮壓不足”就是殺人殺的不夠多。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指責運動“右傾”，另外還要再下發一個“雙十”指示的原因。在事關法律，在事關人命的時刻，彭真、史良等人沒有考慮如何依法辦案，嚴格按照法律程序採用正確方法處理案件，而是認為需要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一味鼓勵殺人。毛澤東則認為，朝鮮戰爭打起來了，“不要浪費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僅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⑧劉少奇則說得更加露骨，他說，鎮壓反革命的運動為什麼能夠大張旗鼓地搞起來，關鍵在於有了抗美援朝戰爭。“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一個地主，那裡也打了一個，到處鬧”，這樣一來“很多事情不好辦”。⑨

另外要注意到，毛澤東決定派中共軍隊參加朝鮮戰爭是1950年10月8日，⑩而下達“雙十”指示是1950年10月10日，這兩者有着密切的關係。如之前曾經提到過，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馬上開始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通過“鎮反”運動大量殺人，起到震懾作用，防止因為朝鮮戰爭國內發生動亂。

那麼“鎮反”運動中，到底“殺、關、管”處置了多少人呢？黨史學者楊奎松給出這樣一組數據，根據是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提供的一份報告。“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捕了262萬餘名，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2,000餘名，關了1,290,000餘名，先後管制了1,200,000餘名。’”楊先生給出結論，“以殺掉71.2萬數字計算，它已經達到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1.24‰的水平了。這個數字，比毛澤東當初設想的1‰的水平，顯然高出許多。考慮到像上海等城市只殺了總人口的0.5‰左右，南京這樣被要求多殺的城市也只殺了總人口的不到1‰，可知農村地區被殺的人數最多，許多地方早已大大突破1.5‰的水平了，一些省區且已超過2%的水平了。”⑪真實的數字可能比上述公開的數字要多，楊先生同樣持有這樣的認識。他說，因為後期“批評一些地方太過強調多殺，使有些地方明顯地出現了瞞報的情況，故實際上全國範圍的殺人數字很可能大大超過71.2萬這個數字。”⑫

羅瑞卿對“鎮反”運動的結論是，“說明反革命分子已經受到了我們極其嚴重的打擊。但是，必須指出，反革命殘餘力量還沒有完全肅清，如果有人以為殘存的反革命分子既然在數量上比之過去已經大大減少，就可以高枕無憂了，那是極大的錯誤。因為現在殘存的反革命分子，一般是死心塌地的美蔣爪牙。他們的數量雖少，但必然要作更加瘋狂的垂死掙扎。事實上，他們也在伺隙活動，危害人民事業。他們是人民中國的兇惡敵人。從另一方面看，即令是少數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們喪失了警惕，也可能給我們以極大的危害。如果我們就此住手，不再向反革命作鬥爭，那我們就恰恰中了反革命的奸計。因此，我們必須繼續提高警惕性，必須繼續打擊反革命。只要還有反革命分子存在，我們就要徹底消滅它。”（文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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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羅瑞卿傳》編寫組著《羅瑞卿傳》“第八章 新中國首任公安部部長（上）”中“二、領導公安部門，滌盪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一節

②張新穎著《沈從文的後半生 一九四八-一九八八》“‘明白生命的隔絕，理解之無望’”中“三、三兄弟”一節

③楊奎松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 1》“第三章 新中國鎮反運動始末”中“4.緊急收縮”一節

④《羅瑞卿傳》編寫組著《羅瑞卿傳》“第八章 新中國首任公安部部長（上）”中“三、按照毛澤東‘我們要把房子打掃乾淨’的囑託，組織指揮鎮反運動”一節

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一冊)》“中共中央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

⑥《人民日報》1950年7月24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指示 鎮壓反革命活動”

⑦白希著《開國大鎮反》“第八章 黨中央再發鎮壓令”中“‘雙十’指示扭轉被動局面”一節

⑧《中國網》“揭毛澤東著名的‘雙十指示’ 趁朝戰鎮壓反革命”

https://www.sohu.com/a/45163852_116897

⑨同上⑧

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一卷》“1950年10月8日”

⑪楊奎松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 1》“第三章 新中國鎮反運動始末”中“5.結語”一節

⑫同上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