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52年9月29日

【三年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伟大成就】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罗瑞卿

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明确而坚定的方针，进行了巨大规模的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活动。广大人民群众控诉、检举和自动捕捉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是这一运动的显著特点。

》编者注

如果“镇压反革命工作”是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开始”——如党报报道的那样的话——那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1952年9月发表的这篇讲话，“镇压反革命”工作历时1年又10个月。《人民日报》的标题中“三年来”是如何得到的呢？

在文章中罗瑞卿总结“镇反”运动的成绩。“经过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们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严重一时的匪祸，已经基本扑灭。现在还残留在一部分偏僻地区的少数土匪，人民公安机关和人民公安部队正在配合人民解放军继续剿捕，短期内即可彻底肃清。某些躲在边境线上或若干海岛上的反革命武装土匪，如果他们没有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支持，那末，他们早已被干净消灭了。另外，我们还消灭了大批的特务分子、恶霸分子以及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中的坚决反革命的分子。这一伟大胜利，大大地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这首先表现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显著提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益趋密切。在严厉镇压反革命以后，人民群众欢声载道，一致称颂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措施，使中国人民的胜利巩固了起来。各民主阶级内部，则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更加团结，反革命分子完全陷于孤立，他们的挑拨、破坏阴谋赤裸裸地暴露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而归于破产。其次，由于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巩固和纯洁了全国各级人民政权，特别是基层人民政权；支援了抗美援朝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以及其他的各种社会改革运动。此外，各民族的关系也因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而进一步改善。若干少数民族地区解放之初，反革命分子曾经利用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制造了许多谣言，破坏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企图煽惑少数民族人民反对人民政府，甚至企图欺骗和威胁某些少数民族人民参加暴乱。但是，由于人民政府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并领导少数民族人民，同反革命进行了适当而又坚决的斗争，打击了那些罪大恶极为少数民族多数人民所痛恨的反革命分子，从而就更增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

罗瑞卿（1906年-1978年），军人，中共建政后第一任公安部部长。“镇反”运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处在“镇反”运动的第一线。罗讲话中提到的“某些躲在边境线上或若干海岛上的反革命武装土匪”，很可能指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中共没有“干净消灭”这些人，因为他们得到“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支持”。在罗的这篇“镇反”运动的总结性报告中，没有党报提到的“伟大成就”的具体内容。从《罗瑞卿传》一书可以中查检到一点。

1949年11月罗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他指示北京市公安局拟定了布告、登记方法，印发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概况》、《三青团北平支团部概况》以及驻北平特务、宪兵资料，让从事此项工作的干警熟悉和掌握。由于准备充分，进行了广泛宣传，掌握政策稳定，北京市登记工作进行了三个月，共登载特务分子3533名，登记反动党团骨干分子3243名，缴获枪支98支，证件2337件。反动党团组织，基本被摧毁。全国各省市登记工作，同北京一样，进展较顺利。从1950年至1951年春，全国共登记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分子、反动军官共11万人。”①这里提到“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是中共眼中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相对于中共之后常常提到“现行反革命分子”而言。被中共指认为曾经的“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分子、反动军官”的这些人，活过“镇反”运动的可能性非常小。仅举二例以兹证明。沈荃是作家沈从文的弟弟，黄埔四期生。1937年11月在国民党军队任团长，率部与日军作战，后负伤。1938年与日军作战再度负伤。1942年后没有再领兵打仗，也就是没有在国共内战中正面与中共军队交手。1948年他在国民党国防部任少将，1949年脱离了南京政府回乡。后来随陈渠珍和平起义，有功于中共不用一兵一卒占领凤凰地区。但在1950年12月的“镇反”运动中被抓，1951年11月被中共判处死刑，遭遇杀害。②“凤凰”即现在的湖南省凤凰县，是沈家的祖籍所在地。另外一例是，担任过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文学家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他“早年积极追随中共，投身抗日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国共内战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朱迈先既无民愤，也无中共所谓的“血债”，但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之后被枪杀。③

在“镇反”运动中杀掉的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那些“历史反革命分子”，因为中共眼中除了这些“反革命分子”之外，还有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认为敌情猖獗。罗瑞卿在1950年10月中共召开的一次研究抗美援朝问题的会议上，当毛问到他，准备怎么办时，罗答道，“现在反革命分子活动十分猖獗，人民批评我们宽大无边，要求我们镇压反革命。我们商量了一下，主张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④从此之后“杀、关、管”就成为中共公安部门执行镇压的一个常用手段，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根据罗瑞卿的意见，10月10日毛作了批示，这个批示即所谓的“双十”指示。

毛的“双十”指示的正式名称是，“关于纠正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这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收录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并非同一个文件，虽然后者标注了“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但这是经过过滤后的部分内容。毛泽东的“双十”指示也没有被收录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过五卷，其中第五卷之后被中共禁止发行，因为内容上有许多中共不得不承认的“错误”。经过筛选后的毛泽东的讲话以及指示收录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用以替代《毛泽东选集》的第五卷或者曾经计划出版的第六卷、第七卷等。建政后毛泽东公开或者内部讲话中，其内容有过于刺激或者见不到人的部分，中共就没有把这些文件收入到共计十三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

即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收录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其用语也是充满了杀气。文件开首就指责“把正确的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与乱打乱杀相混淆，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误解为片面的宽大。因此，在镇压反革俞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不仅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而且引起了群众的抱怨，说我们‘宽大无边’、‘有天无法’。这种右的偏向， 必须采取步骤，加以克服。”这反映了毛泽东对“镇反”运动中“右倾”偏向的不满。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应该如何处置呢？文件毫不犹豫地作出指示，“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著地位），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⑤所谓“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其实际用意是要起到震慑作用。因为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在这时“监禁和改造”的可能性极小。下面将看到毛泽东就是要利用“镇反”运动大杀一批，并警告执行部门不要“浪费”时间。

中共的政治术语“右倾”的含义之前提到过，就是指对敌斗争时手段过于软弱，该杀该判时过于宽大。事实，中共在7月时已经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⑥在执行过程中，包括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彭真，以及民主党派的司法部部长史良，都抱怨“镇压不足，宽大有余”。⑦所谓“镇压不足”就是杀人杀的不够多。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指责运动“右倾”，另外还要再下发一个“双十”指示的原因。在事关法律，在事关人命的时刻，彭真、史良等人没有考虑如何依法办案，严格按照法律程序采用正确方法处理案件，而是认为需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一味鼓励杀人。毛泽东则认为，朝鲜战争打起来了，“不要浪费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⑧刘少奇则说得更加露骨，他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什么能够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关键在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这样一来“很多事情不好办”。⑨

另外要注意到，毛泽东决定派中共军队参加朝鲜战争是1950年10月8日，⑩而下达“双十”指示是1950年10月10日，这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之前曾经提到过，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马上开始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通过“镇反”运动大量杀人，起到震慑作用，防止因为朝鲜战争国内发生动乱。

那么“镇反”运动中，到底“杀、关、管”处置了多少人呢？党史学者杨奎松给出这样一组数据，根据是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提供的一份报告。“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杨先生给出结论，“以杀掉71.2万数字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1.24‰的水平了。这个数字，比毛泽东当初设想的1‰的水平，显然高出许多。考虑到像上海等城市只杀了总人口的0.5‰左右，南京这样被要求多杀的城市也只杀了总人口的不到1‰，可知农村地区被杀的人数最多，许多地方早已大大突破1.5‰的水平了，一些省区且已超过2%的水平了。”⑪真实的数字可能比上述公开的数字要多，杨先生同样持有这样的认识。他说，因为后期“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使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的杀人数字很可能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⑫

罗瑞卿对“镇反”运动的结论是，“说明反革命分子已经受到了我们极其严重的打击。但是，必须指出，反革命残余力量还没有完全肃清，如果有人以为残存的反革命分子既然在数量上比之过去已经大大减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那是极大的错误。因为现在残存的反革命分子，一般是死心塌地的美蒋爪牙。他们的数量虽少，但必然要作更加疯狂的垂死挣扎。事实上，他们也在伺隙活动，危害人民事业。他们是人民中国的凶恶敌人。从另一方面看，即令是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了警惕，也可能给我们以极大的危害。如果我们就此住手，不再向反革命作斗争，那我们就恰恰中了反革命的奸计。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性，必须继续打击反革命。只要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我们就要彻底消灭它。”（文中语）

————————————————————————————————————

①《罗瑞卿传》编写组著《罗瑞卿传》“第八章 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部长（上）”中“二、领导公安部门，涤荡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一节

②张新颖著《沈从文的后半生 一九四八-一九八八》“‘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望’”中“三、三兄弟”一节

③杨奎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1》“第三章 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中“4.紧急收缩”一节

④《罗瑞卿传》编写组著《罗瑞卿传》“第八章 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部长（上）”中“三、按照毛泽东‘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的嘱托，组织指挥镇反运动”一节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一册)》“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

⑥《人民日报》1950年7月24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示 镇压反革命活动”

⑦白希著《开国大镇反》“第八章 党中央再发镇压令”中“‘双十’指示扭转被动局面”一节

⑧《中国网》“揭毛泽东著名的‘双十指示’ 趁朝战镇压反革命”

https://www.sohu.com/a/45163852_116897

⑨同上⑧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一卷》“1950年10月8日”

⑪杨奎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1》“第三章 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中“5.结语”一节

⑫同上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