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興福寺時遠方的雲已變白而間隙中透出藍意，奈良市街道路狹窄似乎不歡迎汽車在這裡出現，迎面的紅燈變得比往常親切，可以留住我們去探看這座古城一貌。即使是商業街“町人家三間一體”鱗次櫛比，所謂“町人”就是從商做買賣的，沿街一面是瓦房店鋪，後邊是住宅和倉庫。小易說，過去日本是按店鋪門面寬度收稅的，所以進了小店鋪裡面未必小。一家幾代守着這店鋪，百年老店比比皆是。畢竟這裡不是“莫非王土”的地盤，政府要想改動一點市容就難於蜀道了。汽車轉了幾條小道開上了市內高架，沒多久道路指示牌上一個箭頭三個字：法隆寺。

         如果說今天還能看到人類在4000年前造出了金字塔，在2000年前造出的古羅馬鬥獸場，那麼1400年前造就了法隆寺，這一世上現存最古的木造建群。保有悠久歷史的中國木構古建築現存僅有的四座完整的都在山西，這也依賴一九三七年梁思成夫婦跋山涉水地尋找。是什麼保佑了相當於中國隋朝年代法隆寺依舊完好？除了每個年代人的精心保護和修復外，是佛的加持？還是運氣？還是梁思成先生在二戰戰火烽煙中對美國官方的進言，京都奈良“神”一般地躲過了炸彈？思索間法隆寺已在眼前，我思索的是古建築？還是我們的隋朝？腳踩平整的石板路忽隱約覺得，梁先生晚年遺憾沒能來奈良看一眼法隆寺，我斗膽得替他走這一趟，但願先生在天之靈賜我慧眼。

         2022的夏天註定不平凡。我已經忘卻對法隆寺深度思考起於何時？是現地古建築迎面撲來的氣度時？還是數月後為寫好《京都散記》系列捧起史書，梁先生似乎在提醒我讀讀跨專業的書籍時？要麼真是我琢磨到了王國維說的學問最高境界，辛稼軒的“眾人尋他千百度，暮然為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法隆寺和日本古代一位重要人物息息相關，他就是聖德太子。有實體，有故事有人物才能構成歷史文化，中國流傳過這樣一句話，“林則徐是中國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人”，我倒不這麼認為，林則徐奉旨禁煙實質是一起貿易戰，他個人推崇國人自己種鴉片，還向朝廷進言洋人沒有膝蓋是直腿，鬥不過清軍。而日本歷史上“第一個睜眼看世界”是聖德太子對此絕無疑問。據日本史書《日本書紀》的記載，聖德太子天性聰明，年僅二十就被推古女天皇立為皇太子總攬朝政。他又是五次派遣“遣隋使”全盤學習當時中國政治制度，文化，經濟的重要推動者。面對氣度非凡的法隆寺五重塔和正堂古建築，我忽然對日本古代匠人通過“遣隋使”東渡學習，而造就這樣的“大作”產生了懷疑，結合重建東大寺正堂的文獻記錄，三百年前的日本還需要中國匠人現場指導，何況法隆寺建築群是距今天一千四百年前。不久我從鑒真大和尚東渡日本的史料中得到了啟發，由於聖德太子推重佛法安國，對出家僧人給於免稅等一系列優惠後，僧人隊伍的自律每況愈下，當時日本高僧良弁很想通過“遣唐使”恭請一位唐代律宗大師來日本主持佛界戒律，於是乎有了742年，日本留學僧榮睿、普照到達揚州，懇請鑒真東渡傳戒和鑒真和尚傳道日本等一些列故事。

         今天再來論述“遣隋使”“遣唐使”的意義時，我認為這是日本全面學習中國隋唐文化擺脫落後的農耕文化過程的同時，也是日本從中國引進人才的過程，而這點一直被兩國史學所忽略，當時確有中國各方面人才東渡日本在異地施展和傳授技藝。而這些都不是官方派遣屬於個人行為史書上不曾記載，包括鑒真和尚東渡也屬於“違法”的私自出海，唯一官方派遣的是第二次“遣隋使”歸國，裴世清奉國書接受推古女天皇的迎接款待，他是第二年隨第三批“遣隋使”船隻回國。在查閱法隆寺建築群建造年代發現，公元601年聖德太子在斑鳩地區開始籌建斑鳩宮，在其附近建法隆寺，605年完成斑鳩宮，607年完成法隆寺。據《隋書·倭國傳》記載，第一批“遣隋使”出發年代不詳，而東渡歸國是公元600年，第二批“遣隋使”是607年有著名的小野妹子帶隊西渡隋朝。結論是中國古代建築匠人來奈良建造法隆寺有它的時間可能。

         相比“遣唐使”東渡的海況艱辛，“遣隋使”船隻走的是北線，通過對馬海峽，上朝鮮半島再從海路上大陸“登州”然後入關由汴州，洛陽到達長安。唐時代朝鮮半島上“新羅國”崛起後阻斷了這條北線，“遣唐使”只能通過南線，出對馬海峽後一直向西，登大陸明州，從鑒真和尚東渡六次才成功可見這條南線的艱辛和危險，而一百多年前北線的航運滿足了引進人才的空間可能。再從當時兩國建築史情況看，唐代杜牧心裡的魏晉南北朝的佛教寺廟已經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而日本從農耕文明的彌生時代一直到十七世紀江戶時代，還是以茅草屋頂的一層建築體居多，日語稱“茅葺”（かやぶき），日本匠人真正掌握中國古建築結構並結合自身審美創造出日式風格還是在宋以後，這在京都保存的多處國寶級寺廟裡能得到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