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客觀中立、就事論事之“實事求是”地論及社會上自殺身亡的亂象的話，那麼，無論什麼國家社會抑或哪個朝代，無不時有發生。然，無論其慘烈之程度、抑或人次之多寡，都無法比擬可與當今之中國，自鄧右偽共“特色”集團篡權奪政後，之弄虛作假的所謂“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特色社會主義”以來做任何比擬。而比起“文革”而言，那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之遠超。
        而涉及田家英的自殺身亡的版本，早就看得多了去了。起初，那些鄧右胡亂邦們，也無非就是欲藉此牽強附會地做生搬硬套之與“文革”強行捆綁成為因果關係，以便更能“地溝油”式制假販假、欺人耳目地反“文革”並進而“莫須有”地含沙射影為又被誰誰給“迫害”了。然而，只要透過那些種種的版本說道的現象看本質，其實，根本與發動“文革”的那中央“5.16通知”中所明文規範的政策之政治宗旨、具體做法等，毫無必然關聯。更是無關誰誰之“迫害”......
        最近，又閱讀到微信上一篇標題為《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為什麼要自殺？》的文章》。文章寫得十分籠統。疑似又再試圖做似是而非地、卻又明顯邏輯漏洞百出地忽悠，在準備誤導視聽着洗腦些什麼。
        該文鏈接為：https://mp.weixin.qq.com/s/Eqbu8b9B5buo308gGBpkUg
        故而，難免感觸一番而落筆幾句如下：
        如果作者文中的這段原汁原味的描述所謂“毛澤東和大家的談話一結束，陳伯達就將這邊的事情告訴了江青，他們要求田家英整理出來毛主席的談話紀要。
       田家英在整理紀要的過程中，刪去了毛主席關於姚文元和戚本禹文章的評論，田家英刪掉的理由是因為這些內容超出了寫序的範圍。田家英萬萬沒有想到，他的這一做法，竟然觸怒了江青一夥，他們給田家英安了一個‘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巨大的災難，朝着田家英而來。1966年5月22日下午三點，田家英接到“立即停職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的命令，這對于田家英而言是一沉重的打擊。田家英暗下決心，對江青和陳伯達的陷害，他要以死抗爭，5月23日上午，田家英自縊，他義無反顧地結束了自己年僅44歲的生命......”的歷史是真實（俺也寧願，權當採信之）的話，那麼，就以事實驗證下述幾個問題： 
       1）田家英之舉，確實涉嫌以個人意志、濫用職權而篡改了毛主席的政治旨意。因為，他畢竟確實沒有事先請示毛主席的認可。因為，無論任何國家或社會朝代里，就類似當時毛主席這樣身份之於黨國人民而言，其一言一行都必然邏輯性地產生着關鍵行政治因果效應之影響。故而，既然他毛主席當時有意有針對性地寫下有關他自己就“姚文元和戚本禹文章的評論”，那麼，作為跟隨毛主席這麼長時間的關鍵秘書田家英，從純粹職業道德操守的規矩而言，他田家英就根本沒有任何法理上的權力，可以擅自作主地以所謂“因為這些內容超出了寫序的範圍”的作為理由而刪除之。可見，田家英違背行業道德操守的犯錯在先。更何況毛主席尚未特別因此怪罪下來，還完全來得及認錯糾正。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誰在工作中不會犯罪呀？
        2）而事後，如果田家英僅僅是為這事兒、尚未見毛主席有啥批評指正的前提下，便因此想不開、而鑽牛角尖自尋短見之舉，那麼，則以事實證明，他這類書生政治幼稚病的人，其為人心態、或革命意志、或思想意識、或心理狀態等，非常非常地脆弱。而遠不配做為從事政治或從事革命者，被該具備之職業政治、或革命家，該具備政治道德品質！而與自己面對黨旗所宣誓的誓言，自相矛盾！而經不起摔打、經不起一丁點兒的政治挫折，而充分暴露了其德不配位的典型的書呆子氣的弱點！假設曾經歷過毛主席之前的種種路線鬥爭過程中的挫折受難的話，疑似他早就意志不堅定而“退群”了。假設他也類似經歷江姐們那些酷刑拷打和關押的話，疑似他早就下跪、投降、背叛了……根本不值得可惜！因為，如果他這類人，一旦政治方向或路線上認知錯誤，就必然導致其政治付諸於實踐之成效，就越是滑向歧途之反動。就完全類似鄧右胡亂邦集團之典型例子！因此，他如此政治意志薄弱、而經不住那麼一丁點兒的挫折就自殺之舉，那就必然淪為死無對證的政治負面效應了！誰知到你心中有啥貓膩而那麼心虛害怕不自信呀？有道是：心正不怕影斜，腳正不怕鞋歪嘛……
        3）因此，既然他田家英當年自殺之死的那一刻，中央也根本沒有給他做過任何的最後政治定性、或被司法判了什麼“罪”的話，那麼，又何來他那純屬書生政治幼稚病之疑神疑鬼的遺言中的所謂“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之說呢？那不純屬自己挑起的身後偽命題嘛！
       因此，事情直至後來之如文章中之所謂“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終於得以平反昭雪。他曾在遺言中寫道，‘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這一天終於到來了”的說道，就顯然純屬悖論事情真相之似是而非、文不對題之偽命題了！
       否則，試問：難道本來就事實上，完全是由於他田家英自己書生政治幼稚病式鑽牛角尖心態，而想不開才自殺的話，難道還要生搬硬套地身後冤枉別人給你定過啥“罪狀”嘛？合着他一面之詞說“冤枉”就“冤枉”，而連別人公事公辦地履行職責地做個實事求是地調查，都不行啦？難道他田家英聰明、天才、博學、能力超群等，就肯定其所作所為乃百分之百正確，而毫無任何瑕疵啦？合着哪個誰，動輒以撒潑耍賴、或以要死要活要自殺着要挾的話，那麼，是否人家活人就不能正常地依法依規、公事公辦地幹活了呀？就得知法犯法地遷就縱容之啦？那不純屬類似文盲法盲之類的笑話，而反倒演變為：死人非但違法違規地誣陷了活人，還反給活人製造“冤假錯案”了嘛！
       話說到此，也不妨順便說點題兩句類似的題外話：其實，只要有心重溫當年“文革”中，那些後來的今天，全都被籠統地一言蔽之而所謂“遭受政治迫害”的主角們，諸如鄧拓、吳晗等人，其八九不離十的自殺身亡的背景，又何嘗不是如此這般呢？那就是典型的個人政治意志極其薄弱，而只熱衷於笑納被不斷升官發財的讚譽。而根本接受不了哪怕一丁點兒的人生挫折！這完全德不配位，咎由自取。更是毫無任何法理邏輯可縱容其以自尋短見的懦夫之舉，而反給活人“遺產”冤假錯案而被缺席審判，死無對證！敗壞人類社會生存的人倫道德操守環境。
       由此可鑑，鄧右胡亂邦們的整個官僚階層，無論政治理論水平，抑或法理常識水平，都極度“特色”不學無術而貨不對版！盡幹些經不起法理邏輯破綻百出而倍受詬病的事情。（完）

       附上所援引之文章之原文：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為什麼要自殺？

        田家英曾做過毛岸英的老師，因此和毛主席的接觸也就多了起來，毛主席通過田家英的舉止言談，喜歡上了這個和兒子一般大的，有才學又認真的年輕人。後來因毛主席的工作日漸繁忙，必須增加一個秘書，田家英正好是不錯的人選，陳伯達和胡喬木向毛主席力薦，就這樣，田家英成了毛主席的秘書。
       田家英自幼就聰敏過人，對文學有格外的鐘愛，特別是古典文學，包括古典詩詞，他十三四歲就創作出不少的文章，並見諸於報端，一度，田家英的理想就是當一名作家。
       在抗日救亡的熱潮中，田家英毅然投身其中，他明白，要建立平等、富裕、幸福的社會，只有走《共產黨宣言》指引的路。自此，他奔赴延安，走上了一條革命的道路，也改寫了自己的人生。
       田家英在給毛主席做秘書時，剛剛26歲，這一年是1948年8月。毛主席對田家英非常滿意，除了因為田家英細緻認真的工作態度和工作作風，還因為田家英對古典文學及古典詩詞有着深度的了解和紮實的功底。因為毛主席對古典文學包括古典詩詞也尤為喜愛，兩人有着共同的興趣和愛好，成為忘年之交。毛主席在不同場合，多次給予了田家英很高的評價。
       1965年12月，毛主席在杭州給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開了個會，叫他們每人為一本馬列經典著作寫個序。毛主席在和大家聊天時，談到了1965年11月的《文匯報》上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12月8日的《紅旗》雜誌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毛澤東和大家的談話一結束，陳伯達就將這邊的事情告訴了江青，他們要求田家英整理出來毛主席的談話紀要。
       田家英在整理紀要的過程中，刪去了毛主席關於姚文元和戚本禹文章的評論，田家英刪掉的理由是因為這些內容超出了寫序的範圍。田家英萬萬沒有想到，他的這一做法，竟然觸怒了江青一夥，他們給田家英安了一個“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巨大的災難，朝着田家英而來。
       1966年5月22日下午三點，田家英接到“立即停職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的命令，這對于田家英而言是一沉重的打擊。田家英暗下決心，對江青和陳伯達的陷害，他要以死抗爭，5月23日上午，田家英自縊，他義無反顧地結束了自己年僅44歲的生命。
       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終於得以平反昭雪。他曾在遺言中寫道，“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這一天終於到來了。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隆重舉行，鄧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詞。
       “家英同志是一位經過長期革命鍛煉，忠於黨、忠於人民，有才學的優秀共產黨員。他為共產主義事業努力奮鬥，做了大量的工作。”
       “幾十年的實際行動證明，家英同志確實是一個誠實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氣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隨聲附和，很少講違心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