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读《万历十五年》。距离上一次已经远隔时空。

《万历十五年》顾名思义，写的是明朝万历皇帝十五年（公元1587年）的历史。

历史在中国的中学教科书上是最为枯燥乏味的一门课程，似乎是存心要扼杀学生们的好奇心。少年的我之喜欢文学而对历史不感兴趣，很大程度上要拜中国教育之赐。因此，即便在大学毕业后开始对历史稍有兴趣，买到了《万历十五年》并且一口气读完了。我也没有太多感触，而是又一次一头扎进文学的海洋中。

第二次读《万历十五年》，是在润出墙国多年，脱离了“井蛙”思维模式，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进行着自由的阅读与思考多年之后。知识的储备与视野的调整，历史观、世界观的校正，都使得此次阅读与第一次大有不同。

黄仁宇先生采用的是司马迁的纪传体体例。虽然主要写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但是其章节却按照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几个主要人物的传记来写，每一章都是一个人物的小传。由于是人物传记，因此有故事有情节、甚至有心理分析，读来顺畅、有味，其中包含的评论又引人深思。

更重要的是，黄先生继承了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家理想，不是仅仅为了记录历史事实而写历史，而是希望从历史研究中获得某种理解或洞见，从而把握人生、历史的变化规律。用现代某些史家的说法，就是从历史中获得某种“史识”，以获得借鉴，从而避免重蹈覆辙。而这一点，是中国现代史家的理想。比如，钱穆就写过一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而陈寅恪据说也有从历史研究中获得经验教训的话。

《万历十五年》绝不仅仅是关于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中国的历史事实的堆砌，也不仅仅是关于那一年中在明朝举足轻重的几个政要的个人传记而已。《万历十五年》似乎想通过对这一年的明朝政要的剖析，来洞察中国明朝（乃至于中国秦代以来）皇权专制制度的内在运作、弊端与得失。

阅读《万历十五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感觉：写得就是今天的中国！准确点说，1587年的中国和2022年的中国，在总体政治和社会状态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皇权专制、官僚体制、思想钳制、死气沉沉、万马齐喑。

如果说《万历十五年》是对中国历史的一个梦魇的描述的话，那么这一梦魇笼罩了中国两千三百年。

当然这一看法，不仅仅是我阅读《万历十五年》一书的感受。

过去数年来阅读了许多中国历史的著述，特别是西方历史学家的论述，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中国人的基本历史观：治乱循环的历史观对于中国直到今天的历史都是一个准确的描述。

治乱循环的史观是中国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批判之一。然而，我们今天已经明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什么下三滥的货色。我们也看到了：用马列毛意识形态的僵化立场来对历史进行评论、改写是如何的荒谬可笑。反过来看，西汉时人司马迁的治乱循环观实在难能可贵、值得重新审视。

有人会说，第一个提出这一历史观的人是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即便如此，中国史学之父的司马迁应是第一个为“治乱循环”观念提供许多切实的论据的人。

这一历史观已经深深浸淫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甚至于社会下层的意识中，一个突出的例子：通俗小说《三国演义》的第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分——合——分”与“乱——治——乱”是重叠的，也往往是一致的。民间的意识里，分即乱，合即治。还有一个民间的谚语对中国历史的王朝更迭现象总结的近乎完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即便今天的国人在中共洗脑教育之下，对于中国古代史只有一些粗疏的认识，也可以看出：治乱循环、王朝更迭似乎是中国历史的基本模式。从第一个皇权专制王朝——秦朝起，王朝末年总是乱，然后有一股势力消灭、吞并其它势力，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新的王朝在起初总是治理得不错，然而渐渐地就越来越乱，于是又一个循环出现了。

两千多年来，王朝更迭、治乱循环似乎就是在中华大地上生活的汉族与其它少数民族一遍又一遍经历的梦魇。

恰恰是这种循环，让万历十五年与2022年如此相似，让读者有今夕何夕之惑。因为王朝更迭、治乱循环的规律是相似的，其中的各种制度，如皇权专制、官僚体制、思想钳制，等等，更是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

这种梦魇般的阅读体验让我感到绝望。

假如中国的历史真的是遵循治乱循环、王朝更迭的模式，那么究竟什么时候，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民众可以获得自由与民主？究竟什么时候，中国的历史会突破这个恶性循环？

历史学家唐德刚有一个著名的“历史的三峡”理论，认为：中国必将走向普世的民主自由制度，然而需要时间和耐心来等待中国通过这一段曲折的“历史的三峡”旅程。

唐先生似乎太乐观了。《万历十五年》展示给我们的是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制度下某一年的历史，换个年号、朝代、皇帝、宰相，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许多惊人的相似，在治乱循环、王朝更迭的模式下，重复这种模式、继续这一循环似乎是一种强大的历史惯性。

就以与我们最切近的中共红朝为例吧。我们来看：1949年之后的毛时代：乱；1978年之后的邓时代：治。2012年之后的习时代：乱。毛时代乱了近三十年，邓时代治了也有三十年。那么习时代呢？难道也要三十年？

唯一有可能突破治乱循环的历史时刻是1989年的学运与社运。然而六四大屠杀把自由民主的萌芽扼杀了。结果是中国成了世界怪胎：经济上的巨人与政治上的侏儒的合体怪物。最终导致了今天习近平的全面倒退与毛左回潮。

唐先生是历史学家，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对自由民主制度优越性的信心的基础上。然而唐先生不是心理学家，否则他不会忽视两千年皇权专制对于中国人思想与社会心理的禁锢。许多年前，享誉中国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一阵见血的指出：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而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大文豪鲁迅等一批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要改造“国民性”、启蒙民众的重要。

我们看到：1949年之后，中共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来对民众进行大规模洗脑，乱了三十年，毛贼终于翘辫子了；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运动，给了民众一定的自由，带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再启蒙与1989年的民众自发的社会运动。然而六四屠杀终止了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中共则恢复了对民众大规模洗脑的政策，以至于到今天，文革式思想控制再次甚嚣尘上。

如果说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那么，中国民众或许就应该有中共政府来治他们？这样想或者太悲观了。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中国民众对于毛时代的乱是责无旁贷的，因而对于眼下中国的倒行逆施也是责无旁贷的。“下愚而上诈”依然是适用于今日中国的准确诊断。这样的民众这样的社会如何突破治乱循环、王朝更迭的历史惯性？

难道这种治乱循环、王朝更迭就是中国逃不脱的千年梦魇？作为华夏儿女，我不愿意相信。作为中国历史的读者，我似乎不得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