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必須是社會進步的目的――重讀顧準的《民主與“終極目的”》感言之一

（2008年）這些天重讀了顧准先生的《民主與“終極目的”》一篇文章，下面寫一點兒感想。

顧准先生在此篇文章的第一句就說“民主誠然不是目的”。我不同意。其實人民民主是哲學體系中的真善美的“善”的本質與體現。因此，實現人民民主應該是社會進步的目的。這當然不是什麼“終極目的”，“終極目的”顯然只是在思想家的腦海里具有理想模型和參考系的意義，它從來不會下降凡塵成為人類社會的客觀存在。“終極目的”雖然和“目的”只有二字之差。但“終極目的”含有絕對的宗教的和專制的意味，是我們要在客觀存在的層面驅逐和反對的。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這句話無疑是對的。但是，這個結論不應該只是一個形而上的論斷，而應是一個哲學和理性的推論。為什麼說呢？可以用反推法。假定人類可以完全認識客觀世界，可以窮儘自然和社會的客觀規律，即窮盡哲學體系中的真善美中“真”，人類是可以建立天國的；也只有當人類窮盡的真善美中“真”，人類才可能擁有無限的自由，人類才可以建立天國。但是，在科學高度發達的今天，人類不僅沒有要窮盡宇宙知識的跡象，而且，每每伴隨一項新的科學發現，我們會發現它往往會帶給我們更多更多的未知。這是客觀現實。人類的自由好像是越來越大了，但是，人類的未知與矛盾卻永遠存在。因此，人類的自由就必然被約束在人類有限的認知範圍之內，天國和共產主義永遠是徹底的幻想。

“民主是與不斷進步相聯接着的，而不是和某個目的相聯接着的。”這是顧準的論斷。但是，在他眼中，“進步”是社會的目的嗎？－－如果“進步”也不是人類社會的目的，那麼人類社會就不太可能有目的。但這似乎這不太符合先生的邏輯：他一生的追求與抗爭，不也就是有“為人類進步”這個樸素的目的在支撐嗎？但是如果我們同意“進步”是人類社會的目的，那這個“進步”的定義從何而來？顯然，它應該也只能應該從人民民主中來。而不應該是從任何一個思想家（哪怕他很偉大）的腦子裡臆測出來或者思考出來。因為只有人民民主，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定義出哲學體系中的真善美中“善”。人民民主才是“善”的本質。比方說現在的中國，你說她進步了嗎？在既得利益集團和為其服務的精英思想家的眼中，顯然是“進步”了。生產總值的“蛋糕”正在越做越大，指標似乎很硬性，很實在。頗有一些精英和精英思想家可以因此而被“標榜史冊”了。但是，這種沒有人性的類似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進步”，馬克思在其《資本論》中已經尖銳地批判過了。譬如：一個不進城沒出路一進城就備受歧視的農民工或者一個由於種種不正當的原因被迫下崗分流的普通城鎮職工（這在當今中國可不是少數），他一定就覺得中國在進步嗎？我看不一定。沒有人民民主作保障，不僅僅他的政治權力保證不了，就連其生存權力有時也保證不了；他不僅僅享受不到所謂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連其相對物質生活的進步也是沒有可靠保障的。

另外，退一步說，沒有人民民主作為社會進步的目的，就沒有人能夠想象出什麼是社會進步，什麼是社會進步的方向。當然，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可能也包括顧准本人在內），可能說社會進步是共產主義的實現，或者至少是向共產主義社會的趨近。然而，即使按照共產主義運動的鼻祖馬克思親自擬定的定義－－“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主義也必須是以人民當家作主為前提的。沒有人民民主，所謂的“社會進步”就只能被一些御用精英們盜用了為專制體制塗脂抹粉。什麼“共產黨員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從其量不過是當代的統治階層的神學而已。沒有最廣大人民的真正的政治權力和民主參與，能真正體現“最廣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的行動又如何能有監督和保障？要知道，人類社會的個體與分子－－每一個人對於社會進步，自由，幸福的定義是如此不同。誰（包括任何政黨和統治階層）也不是也不可能是芸芸眾生背後那個上帝能夠為人民定義幸福。中國傳統中太不缺乏“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的精英思想家了。但是，離開了人民民主是社會進步的目的這一設想，任何關於社會進步的設計，必然會淪於統治者的“好大喜功”的夢幻或精英思想家的“標榜史冊”的臆測，委實比毛澤東的“大躍進”高明不了多少的。

社會主義兩黨制固然比一黨獨裁好，但它幾乎不可能是所謂“社會主義暴力革命”的產物。這一點顧准其實已經解釋了：“要使‘革命運動’強大有力，終極目的是需要的。”而從哲學上說，終極目的的概念，正是真理一元主義的體現，從哲學本質上講，這種哲學是唯理的，絕對的，專制獨裁的。“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義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樹立了一個終極目的，而且心理相信這個終極目的，那麼，他就不惜為了達到這個終極目的而犧牲民主，實行專政”。顯然，這裡的革命家悖論是：如果一個革命家在革命前不是樸素的民主主義者，則看不到廣大人民反抗舊社會即革命的意義；但如果他在革命進程中不是專政主義者，那他不太可能領導革命成功。但是，一旦他在革命進程中形成了專政主義思想並因此領導革命成功，他在革命成功後就太不可能再返還到民主主義了。因此，革命成功了，但是民主主義失敗依舊。“娜拉出走了”，問題卻沒有完，也永遠不會完。

通篇顧准先生都在反對“終極目的”，誠然，這是他那個年代要由理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所必須的。但是，冷眼觀看目前後鄧時代的中國，和毛時代比，舊的理想是早已被拋棄了，“摸着石頭過河”的經驗主義正在大行其道。然而，民主主義的問題解決了嗎？沒有，一黨專政主義思想依然在社會高層被奉若真理和神明。不是嗎？現在的中國，是誰在堅持與執政黨在做民主主義的抗爭，不是那些已經由理想主義走向了經驗主義的物質至上主義者，而是那些新的為數不多的以民主主義為抗爭目的的理想主義者！

以上短文20008年發表於《華夏文摘》，2022改寫並附舊詩一首：

求索篇（寫於2000年）

徘徊彷徨又踟躕，上下求索千百度。

科技不解人心事，民主法制豈可無。

真善並舉方和諧，現實還需理想鑄。

回首在望天涯路，那人正在闌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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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民主與“終極目的”

　　　　　　　　　　　　　　　　　　　　　　顧准

（一）民主誠然不是目的，那麼把社會主義設定為民主的目的又怎樣？

問題的焦點是：社會主義實現了，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國――建立一個沒有異化的的、沒有矛盾的社會。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

所以，民主是與不斷進步相聯結着的，而不是和某個目的相聯結着的。

那麼，我反社會主義嗎？我不。私有財產終歸是要消滅的，我們消滅了私有財產，這很好。我們現在的民主，在其下作政治活動的政治集團和黨派，可以，而且大體必定會在這個共同前提下，各自提出自己的政綱和主張。這叫做社會主義兩黨制。

（二）你不贊成兩黨制，可是，你看看一黨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蘇聯、東歐我們固然看夠了，在東方某些國家中盛行的那一套阿諛崇拜，你不覺得噁心嗎？一個人，手裡集中了為所欲為的權力，你用什麼辦法來約束他不亂搞？有什麼保證？

列寧說什麼直接民主。不錯，我們見到過初期的工廠蘇維埃。可是，這個社會是分工的社會，搞政治終究不免是一種專門的行業，直接民主，不久就會被假民主所代替。沒有兩黨制，散在於不以政治為專業的群眾中的各種意見，會被“擁護”的高聲呼喊所淹沒。唯有存在一個政治上的反對黨的時候，才會有真正的批評和自我批評。５６年蘇聯的歷史，２４年中國的歷史，難道還沒有充分證明這一點？

除以上兩條外，其他幾條你對我的批評，全都同意。至於所謂哲學上的多元主義，無非就是不承認有什麼終極目的意思。關於終極目的問題，如果你有興趣展開，我倒很樂意和你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１７世紀以來，有兩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國革命和美國革命，這兩次革命導向典型的資本主義。一是１７８９年和１８７０年的法國革命，它們在法國本身，導致了兩個帝國和五個共和國。然而它們同時展示出消滅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趨向。這種趨向，按兩次革命本身來說，是不可能成為現實的。馬克思在哲學、政治、經濟學上辛勤努力地證明這種趨向可以成為現實，以及如何成為現實。１９１７年它真的成為現實了。成為現實了，並不是沒有問題。對此，我們談過，下面還要談到。

上面這一段話的意思，是想指出，這兩次革命都是註定不能成功的。羅伯斯比爾為了保衛革命，打退侵略，不能不破壞資本主義秩序。按照他的邏輯，革命的唯一可能的結果是拿破崙主義――用拿破崙法典來維持市民社會的生產關係，用徹底的獨裁和對外的軍事光榮，既壓住資產階級又壓住無產階級，使兩者都為帝國效勞，而不使兩者發生激烈的衝突。邏輯上唯一可能的結論是拿破崙主義，他只能為拿破崙清道。但是，《９３年》（雨果著）卻是馬克思――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型。

１８７０年，成功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姑且假定，公社打敗了梯也爾，俾斯麥能聽任法國成為公社的法國，像《法蘭西內戰》所描繪的那樣嗎？而且，公社內部並沒有產出出堅強的領導中心（你對這一點是看透了的），這種領導中心，唯有在１８７０年以後又過了４０年，馬克思主義取得了工會的領導權，並且為一大批最有毅力的知識分子在理論上所真正掌握了的時候，才能形成。

此外，公社對鎮壓反革命和進攻凡爾賽的軟弱，是和１７９３年遺留下來的影響有關的。１７９３年在歐洲留下來的影響，最深刻的是它們的恐怖主義。要知道，馬迪厄的稱頌羅伯斯比爾的《大革命史》，是２０世紀的產物。直到西方文明傳到中國的時候，法國大革命在一般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名言，是羅蘭夫人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之”。這種對恐怖主義的強烈的反應，是巴黎公社較弱的原因。

正是巴黎公社的失改，正是白色恐怖的無比殘暴，這才在後代“要革命的人們”中間留下了這樣一個無可辯駁的命題：“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暴。”現在，１９１７年有了充分的條件了：革命的專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義等等。１９１７年的革命勝利了，而以上這些命題，到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還是有力的鼓動口號。

１９１７―１９６７年，整整５０年。歷史永遠在提出新問題。這５０年提出了以下這些問題。

１、革命取得勝利的途徑找到了，勝利了，可是，“娜拉走後怎樣？”

２、１７８９年、１８７０年、１９１７年，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還有另一股潮流，兩股潮流在交叉嗎？怎樣交叉？它們的成果可以比較嗎？前景如何？

３、１７８９年、１８７０年、１９１７年，設定了一個終極目的。要不要從頭思考一下這個終極目的？

關於第一個問題，說過很多了，暫時不補充了，待你批駁後再說。

關於第二個問題，晚近的材料有不少可以深思的。準備多說幾句。

毫無疑問，資本主義這股潮流，沒有限於英、美，它把法國、北歐、西歐、日本等等都包括進去了。它有過極其殘暴的表現：殖民主義、分割世界、帝國主義，它曾經想撲滅１９１７年的革命，它打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等等。在英國，１８７０年以後直到第二次大戰為止，確實有過盛大的海外投資，把國內的經濟發展都耽誤了等等。

可是，它也有另外一種經常在活躍着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傳統。因此，在帝國主義時期，在過霍布森（Ｊｏｈｎ　Ａｉｌｅｉｎｓｏｎ　Ｈｏｂｓｏｎ）（他寫的《帝國主義論》，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原本）、維布倫（Ｖｅｂｌｅｎ）等等直言不諱的批評家；大英帝國的倫敦，庇護了馬克思和他的“國際”。它還在它的內部發展起來了職工運動。這種職工運動固然把工黨，甚至本來是馬克思的社會民主黨吸收到它的體系裡面去，成為它的機體的一部分，然而也發展了一種“民主福利國家”。我最近涉獵了一些西方經濟學的文獻，有幾件事很可注意。美國的利息、股利、地租等不勞而獲的收入，１９１４年是１９４５年的兩倍。工資在國民收入（個人收入）中所占的份額，戰後的２０年中從６０％上升到８２％，他們的知識分子，現在正在強烈地鼓吹平等主義等等。至於另外一些事情，從西方新聞中可以獲悉的，則有西方的軍備支出，愈來愈受到國內福利支出的壓力而不易擴張。相反，蘇聯的國民收入則有４０％用於軍備；軍備競賽的主動權，現在竟已操在蘇聯手裡。又在那裡，像薩哈羅夫這樣的人正在受到政治的威脅――這可以說是因為他的自由主義幫了帝國主義的忙嗎？

這樣看起來，１００多年的歷史，證明兩股潮流在交叉。１９１７年的革命無疑對資本主義形成一股強大的衝擊力量，沒有這種衝擊，西方的資本主義不見得會從帝國主義的道路上退回來，不見得會在其內部產生一股民主福利國家的潮流，至少，這股潮流不會強大到目前那種正在緩慢地改變資本主義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衝擊了西方資本主義的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變，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轉化過去。

我不相信，它真能轉化到它的反面。看來，互相激盪的兩股力量，都在推動歷史的進步；兩股力量，正在互相滲透，滲透的結果，都促使它們向前進。沒有激盪，沒有滲透，進步就不可想像了。

這就可以談談終極目的了。１７８９年、１９１７年，這股力量所以強有力，一方面因為它抓住了時代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它設定終極目的。而終極目的，則是基督教的傳統：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穌基督降生後１０００年，基督要復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國――一句話，要在地上建立天國。基督教的哲學部分，設定了一個“至善”的目標。共產主義是這種“至善”的實現。要使運動強大有力，這種終極目的是需要的，所以，當伯恩斯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經驗主義，說“運動就是一切，終極目的是無所謂的”時候，他破壞了這面飄揚的旗幟，理所當然地要成為修正主義。可是，這些發生在“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１９１７年革命勝利了，列寧跟他那時代的青年人說，他們將及身而見共產主義。當時的青年，現在恐怕已經死掉不少了，還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蘇聯軍艦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們的生活水平還趕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薩哈羅夫的抗議和受迫害。而究竟什麼叫共產主義，迄今的定義，與馬克思親自擬定的定義“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見《共產黨宣言》）愈來愈紛歧，愈來愈不一致，也愈來愈難理解。也沒有多少人考慮過這個問題，也許考慮過這個問題的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我的答案則是：即使以現在的狀況而論，蘇聯和中國的普通人比過去好得多了――假如真有共產主義的話，他們現在比幾十年前離共產主義近得多了。也許，讓１０００年前的人活過來看現在的世界，他們會說，這就是共產主義。不過每一代人都不會滿意他們的處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還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們的問題（按辯證法說叫做矛盾）。至善是一個目標，但這是一個水漲船高的目標，是永遠達不到的目標。娜拉出走了，問題沒有完結。至善達到了，一切靜止了，沒有衝擊，沒有互相激盪的力量，世界將變成單調可厭。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會自殺。這有什麼意思呢？還是不斷鬥爭向前，還是來一些矛盾吧！

說過這一段話，民主這個問題似乎也好解決一些了。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義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樹立了一個終極目的，而且內心裡相信這個終極目的，那麼，他就不惜為了達到這個終極目的而犧牲民主，實行專政。斯大林是殘暴的，不過，也許他之殘暴，並不１００％是為了個人權力，而是相信這是為了大眾福利、終極目的而不得不如此辦。內心為善而實際上做了惡行，這是可悲的。

反之，如果不承認有什麼終極目標，相信相互激盪的力量都在促進進步，這在哲學上就是多元主義；他就會相信，無論“民主政治”會伴隨許多必不可少的禍害，因為它本身和許多相互激盪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顯然也是允許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我說過關於民主和進步、民主和科學的關係的許多話，上面也算是又一種解釋吧。

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