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毛後中國：一個超級大國的崛起》（China After Mao: The Rise of A Superpower）。

這是荷蘭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otter）2022年出版的新作，在時間上是延續他的《文化革命》一書對中國當代歷史的敘述，主要從毛賊一命嗚呼（文革結束）開始到2012年為止的中國當代歷史。

和他之前“人民的三部曲”（people's trilogy）：《解放的悲劇》、《毛氏大饑荒》和《文化革命》不同的是，《毛後中國》的關注重點在於中共上層的決策及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於是我們看到：文革結束之後的中國政府（即中共政權）和文革前沒有兩樣：不知道如何治理國家，於是就搞運動。畢竟，中共是搞學生運動、群眾運動出身的，對於搞運動經驗豐富。

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寫過一篇《漢武帝》，其中認為：漢武帝對內中央集權，對外經常征伐。黃的看法：中央集權使得一個獨裁者（皇帝）統治大量民眾，中間缺乏有效的中層機構。這是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最大弱點”之一。為了彌補這一弱點，

“漢武的辦法，那是利用一種運動，代替組織的不足。如果各地參差不齊，又無法扶植他們作不均衡的發展，則全面動員，經常活動，也可以算作一種出路。有人就說他‘鷹擊為治'。”

也就是說，漢武帝在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條件下，搞經常性的國民全面動員的對外征伐（全民軍事運動）來治理漢帝國。所謂“鷹擊為治”說明了其運動治國的本質，就像是發神經，一陣一陣的。當然，漢武帝似乎主要是對外搞軍事運動。

那麼嘲笑漢武帝“略輸文采”的毛賊呢？仔細想來，搞的不也是“運動治國”嗎？

1949以來，一直到毛賊一命嗚呼，難道不就是近三十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運動史？如果再往下想：延安時期就開始了搞整風運動等，可見毛賊為首的中共高層一直是把搞運動作為政權治理的手段。

當然，毛是否自覺地向漢武帝學習並不重要。關鍵在於毛時代的中共政權與漢武帝的君主專制本質上是一樣的，因而其弱點也是一樣的。制度一樣，弱點與問題一樣，採取的解決方案或應對方法於是也一樣了。

中共運動治國的另一種可能性則是模仿蘇聯。我對於蘇聯的歷史了解不多，就有限的了解來看，列寧死後，蘇共內部的爭權奪利與互相傾軋非常嚴重，斯大林掌權之後也搞了許多政治運動和黨內的清洗，既為了鞏固權力，也為了達到某些政治目的。

蘇聯與共產中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共產極權政權。這種政權的與中國歷史上的中央集權頗有可比性。蘇聯與毛時代中共政權在弱點上也是一致的。於是解決方案也可能一致：運動治國。

毛後，一度中共消停了，不搞或少搞群眾運動了。雖然在經濟上，中共的決策也是“鷹擊而治”，就是發神經似的一陣一陣的發不一樣甚至截然相反的政策。八十年代末，運動又來了，比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等等。還不包括中共在其他領域的運動，比如政法領域的時不時的“嚴打運動”，等等。

讀《毛後中國》，結合自己記憶中對中國當代歷史的直接與間接經驗，我對中共決策層在經濟、政治等問題上決策時候的“運動治國”模式印象深刻。

中共政權把鄧說成“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似乎鄧的腦袋裡有一盤大旗的樣子，實在是太抬舉鄧了。如果仔細檢討中共政權1949年之後的治理，除了搞運動，學習蘇共搞計劃經濟，還有什麼治理呢？

而馮客的《毛後中國》讓我們看到：毛賊死後，中國依然在毛的巨大陰影之下，政治上裹足不前，甚至在21世紀初年出現了倒退回毛主義的徵兆；經濟上依然堅持搞計劃經濟（雖然不怎麼宣傳），國有經濟為主，甚至政府用私有經濟創造的財富來填補國有經濟的虧空。

說中國搞“改革開放”完全是中共的宣傳口號，在《毛後中國》中，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唯一的改革，用中共自己的話說，不過是“鬆綁”：給農民鬆綁，他們可以包產到戶；給私有經濟鬆綁，他們可以賺點錢；給地方政府鬆綁，他們可以有權力發展地方經濟；等等。而毛時代的中共政權極權主義本質決定了其什麼都管，大家都被“綁住了手腳”。

然而，“鬆綁”不是真正的“解放”或“自由”，只是一陣一陣的來回折騰。一會兒“鬆綁”，一會兒又“綁緊些”，八十年以來，一直到現在，中共的政策不就是這樣忽左忽右的運動嗎？

馮客的書只寫到2012年，他的看法是：中國就像一艘從遠處看很美的貨輪，船長和一眾官員們自豪地站在導航橋上，然而在甲板下面，為了船不沉，水手們正死命地在諸多漏水的地方抽水和補洞。

中共政權大力宣傳的經濟改革，在馮客地系統性審視之下，百孔千瘡。中國是一艘即將沉沒的大貨輪。這一比喻主要是對中國經濟政策與經濟前景的看法，也包含對中國政治現實的預測。

事實上，中國的許多觀察人士（包括馮客）認為：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中共政權從來就不知道如何管理中國。

因此，21世紀的中共政權和公元前的漢武帝一樣搞“運動治國”一點也不奇怪。或許，說中國在政治上還在漢武帝時代也不算大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