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海/訪並文 

在經歷了三年抗疫之後，“穩經濟、促發展”再次成為中國經濟政策的主題。但僅僅去掉抗疫政策對經濟的束縛，就可以讓中國經濟重回人們所期待的增長軌道嗎？換言之，中國經濟的問題僅僅是這三年疫情造成的嗎？只關注疫情因素，是否遮蔽了對中國經濟更深層、長期、結構性問題的思考？ 

帶着對中國經濟深層問題的追問，《經濟觀察報》採訪了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許成鋼教授。

許成鋼1950年代出生於北京，經歷過上山下鄉。“文革”結束後，年近30歲的他再返學堂，在清華大學學機械工程，之後在哈佛轉學經濟學，師從雅諾什·科爾奈，研究蘇東和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轉軌。博士畢業後，他先後在倫敦政經學院、港大任教，同時長期在哈佛做研究，並以多種方式在學術和政策討論諸方面參與了中國的改革。

在許成鋼看來，“文革”剛結束時，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但從最貧窮之一變成不是最貧窮的，並不是很難。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位居最貧窮之列，一定是因為其制度人為地把各種人們可以正常做的事弄成了不能做，只要稍微讓人能正常一點，就能到中等狀態。但到了中等狀態，如果還想再好一點，就需要有好得多的秩序——靠的就是有人們認同的可以執行的法律，“這就得有法治，有獨立的執法機構才能保證公正”。

在此次採訪中，許成鋼表示，近些年中國經濟遇到的困難，直接原因是民營經濟、企業家們非常困難，其背後深層的原因在於法治不健全，合同不能得到執行、產權得不到保護，無法激勵長期投資。並且，這個問題在十多年前就已顯露。回望中國改革開放後4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他說，民營經濟順利了、容易了，經濟才可能順利；民營經濟困難了，整個中國經濟一定困難。

他還指出，所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沒有法治——要麼政府可以侵犯私有產權、左右法庭，要麼社會上存在很大的勢力可以侵犯別人的產權、左右法庭，使得普通人得不到充分的保護和自由。

|訪談|

民營經濟順利了，

中國經濟就容易了

問：你曾經在評論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時認為，改革以來的成就實際上主要來自於中國的制度創新——市場、民企和私有產權；後來你在評述林毅夫教授有關中國經濟增長潛力（若充分挖掘潛力，8%的增速還可以持續20年）的觀點時，也特別強調製度因素——換言之，制度前提決定了潛在增速能否變成現實。那麼，在你看來，中國從1978年的制度轉軌到今天40多年過去了，現在處於轉軌進程的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如果以現代市場經濟作為目標，中國還需進行哪些有效的制度變革？當務之急是什麼？

許成鋼：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非常重要的是首先需要知道，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是什麼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別的國家是什麼情況，然後才能弄清楚中國的改革發生了什麼。

中國改革的起點，實際上是“文革”的終點，其特點是“中央對社會所有最重要方面全面控制，具體的行政運作、經濟功能、資源配置上，則由地方黨政處理，地方黨政在政治絕對服從中央的前提下，在行政和資源上有相對的自主權”。

按官方和教科書的說法是，在“文革”結束時“中國的經濟瀕臨崩潰”，這就給了經濟改革很大的推動力。所以，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在挽救制度：如果改革有初衷，那初衷是想挽救制度——可以做一些政策上的調整，但並不是要改變這個制度。這與清末的洋務運動相似，那時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也完全適用於改革開放——原來的制度為體，改革開放為用。

由於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制度基本上跟蘇東國家一樣，只是具體運作方式上有所不同，所以改革開放早期，中國是全面向中東歐國家學習，非常努力地學習他們怎麼改革——中國既派人去，也邀請他們來。為什麼不是學蘇聯？因為當時中蘇關係很緊張，在外交上中國跟美國是朋友，也跟日本成了朋友。

問：也就是說，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制度學習對象是中東歐，而不是歐美市場經濟國家？進而言之，改革開放之初並沒有確定說一定是往市場經濟制度方向走？

許成鋼：中東歐國家第一個開始經濟改革的是匈牙利——早在1968年就開始了，改革的方向叫“市場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的概念，由波蘭經濟學家蘭格於1930年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時提出，但真正用作經濟政策、朝這個方向努力的，首先是匈牙利，然後其他中東歐國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跟着做，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就努力學習他們。

但實際上所有“市場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嚴格講，全失敗。為什麼中東歐國家後來決定改弦更張、徹底否定國有制的統治地位，變成市場經濟？背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搞了20多年的經濟改革全面失敗。而且，他們的學者、改革家最後都認識到了，問題在制度不在政策——只要這個制度妨礙市場經濟發展，這個制度就無法改革。如果想改革，就要放棄國有制的統治地位，允許民營經濟存在和大發展。但由於他們的政治制度不允許改變經濟體制，那最後只好換一個制度。

中國原來是要學習中東歐國家的市場社會主義，但和中東歐國家不一樣的是，中國在改革的過程中，民營經濟逐漸發展起來了——這從來都不是有意設計的，而是實際上發生了。在它實際發生之後，政府意識到，是靠了民營經濟的大發展才救了中國經濟。那麼，還要不要讓民營經濟繼續發展？要它發展，就把中國的經濟救下來了；要是不讓它發展，經濟立刻出問題。

無論是中東歐國家還是蘇聯，他們全都經歷過所有這一切，中國自己的經驗也一樣。所有這些實際的經驗和教訓，都告訴我們同一個道理：只有讓民營經濟成長起來，經濟才能正常運作；否則，經濟里的問題沒辦法解決。

在這樣的背景下，民營經濟在實際上占中國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大。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有過30多年的快速經濟發展，歸根結底就是因為在這30多年裡民營經濟發展了。

後來出現的問題，原因跟剛才講的邏輯完全一致——民營經濟順利了、容易了，經濟就順利了、容易了；民營經濟困難了，整個中國經濟就困難了。現在整個中國經濟遇到這麼大的困難，原因就是，在這幾年裡民營經濟非常困難、企業家們非常困難——他們困難了，大家就都困難了。這是經濟自身規律決定的——經濟規律歸根結底就是激勵機制問題。當給民營經濟帶來困難的時候，就為經濟製造出巨大的激勵機制問題，其他的困難也就接踵而至。

中國改革的實際堵點究竟在哪兒？

問：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摸着石頭過河”，實際上是因為當時沒有一個清晰的、一定要轉型到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這樣一個最終目標嗎？

許成鋼：當討論到鄧小平的時候，主張改革的人們只強調他講的“摸着石頭過河”、“白貓黑貓”，而忘記了他講的更多、更重要的說法（尤其是改革開放時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意味着，所謂的“過河”，是在這四項原則不能碰的情況下怎麼能改善效率。中國務實、靈活，只要堅持四個基本原則，剩下的幹什麼都行。於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在蘇歐計劃經濟完全崩潰的背景下，中國放鬆了控制，民營企業趁機發展，挽救了中國的經濟，並為其發展奠定了基礎。問題是，中國的民營經濟是否能持續發展？

觀察這個過程，首先需要知道：什麼會妨礙產權、民營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在什麼情況下能發展？這不是誰坐在書齋里能夠編出來的，也不是誰發明兩個詞就能繞過去的，而是個實證問題，必須看看全世界各個國家是怎麼回事。

沒有例外，全世界的發達國家，100%都是保護私有產權、司法獨立的法治的市場經濟。為什麼？就在於要保護產權——只有產權得到保護，經濟和國家才能發展；不保護產權，民營經濟就不能發展、市場經濟就不能正常運作。想讓經濟正常運作，就得保護產權，就必須有獨立的司法。

法治是什麼？就是法庭、法官是中立的，對政府權力的限制首先就在法庭。如果對政府權力沒有限制，權力都去司法那裡抓一把，這個社會沒有可能正常，經濟也就沒有可能發展。中國現在已經有了《憲法》規定保護私有產權；也有了《民法典》規定自然人的產權歸自然人所有，當自然人之間產生矛盾、有人侵犯產權的時候該怎麼辦。法律不光是白紙黑字，法律是要能執行的。法律的執行在法庭，法庭必須中立地能按照白紙黑字去執行法律。

比如，人們都特別關心中國股市。股市其實就是一個交易金融合同的地方——股票就是一種金融合同。大量金融合同的交易，能否正常運作，靠的就是保護產權的法律和獨立的司法執法。當沒有法律或者不能執行法律的時候，這個股市是沒有可能發展正常的，一定是亂七八糟——各種各樣的力量都來攪和一把、來影響股市。

再比如房市。房市也都是大量的金融合同、抵押貸款的執行問題，而合同的執行是不是可信的，歸根結底也是法律執行問題。當沒有保護產權的法律，或者沒有獨立的法庭能保證合同執行的時候，合同的執行就是空話，最後亂七八糟各種和稀泥的方法、搶奪的方法、騙人的方法就會都來了。

中國的改革之路實際上就堵在這：今天中國改革遇到的最大困難之一，就在於法治不健全——這使得合同不能執行、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這個觀點，我已經講了十多年。

法治不健全、法律得不到執行，那企業家怎麼會投資？經濟還怎麼發展？尤其是和創新相關的投資，都是很長期的投資，要冒很大的風險，只有企業家安心、自由的時候，他才會做這樣的投資。所以，經濟要能夠有長期發展，得給企業家創造條件，要讓他的確是受到保護的、自由的。“文革”剛結束時，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從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變成不是最貧窮的並不是很難——任何國家，從最貧窮的變成中等、平均水平的國家，都不是很難。因為，一個國家如果位居最貧窮之列，一定是因為其制度人為地把各種人們正常可以做的事弄得不能做，只要稍微讓人們能正常一點，就能到中等狀態。但到了中等狀態，如果還想再好一點，就需要有好得多的秩序——靠的就是有人們可以認同和可以執行的法律，就得有公正獨立的執法機構、有法治。所謂先進的制度，關鍵不在技術上，而在對私有產權的保護上、在司法獨立上。而司法獨立在英國幾百年前就實現了，所以只有那裡才可能產生產業革命。

問：你剛才談到，一個國家從最貧窮之列追趕到中等水準並不難，只要把過多的人為束縛去掉就可以了，你也曾提到，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本質上是個制度問題，怎麼看中等收入陷阱里的制度問題？

許成鋼：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世界銀行從數據里看到的一個現象，不是解釋。如果要解釋，實際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所有掉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沒有法治。掉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很多都是私有市場經濟、甚至也都是有選舉的，但它的憲制不能很好地運作——要麼政府可以侵犯私有產權、左右法庭，要麼社會上存在很大的勢力可以侵犯別人的產權、可以左右法庭，使得普通人得不到充分的保護、沒有充分的自由。只要人沒有充分得到保護、沒有足夠自由，同時還給它一些機會讓它能運作，它就是中等收入。要是連那個機會都搞掉了，它就很貧窮——很貧窮的國家，基本上就是所有人不斷受侵犯、嚴重受壓抑，只要把對它的侵犯和壓抑稍微緩緩，它就變成中等收入了；但如果保護還不夠，它到中等就上不去了。

我講這些事情的時候，不是說美國、英國是天堂，絕對不是。任何社會裡都有無數問題。美國、英國都有很嚴重的社會問題，日本也存在很多嚴重問題，即便是北歐國家，哪一個都有嚴重的社會問題。但跨國對比的時候，國家和國家之間到底優缺點是什麼，就能夠看得更清楚。即便在美國硅谷這個全世界最富的地方，也能看到很嚴重的社會問題，比如貧富差別。很多人非常不喜歡貧富差別。但這種性質的貧富差別，自從產業革命以來存在於任何一個發達的地方，沒有例外。當年狄更斯寫倫敦的故事，就是他在倫敦看到的富人跟窮人是如何在一起生活的。產業革命以來，這些窮人在進入富裕地區之後，他們的境遇到底是改善了還是惡化了？激進左派的觀點認為，他們的狀況絕對是惡化，而且將來會越來越惡化，所以無產階級一定要革命。但大量經濟史家們通過研究幾十年（如果不是上百年）積累的大量數據證明，實際上窮人在發生產業革命的地方工作生活的境況都改善了，他們是為了改善境況才來城市的。

其實不用看別的地方，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任何中國主要城市，都有大量農民工。他們為什麼來城市？因為他的境況改善了——和他在農村比，他賺到錢了；如果境況不改善，他們就不來了。拉丁裔為什麼拼了命往美國跑、來干苦活髒活，因為他真賺到錢了，這地方的工資比他老家高太多。和這兒的人比，他很窮；和他老家人比，他很闊。所以，每個地方都有自身的社會問題，但這個社會問題得在一個更大的圖景里看（無論是歷史上還是跨地區的）。

後發本身無所謂優勢還是劣勢

問：你曾在一篇關於創新的文章中指出，“發達國家在制度上已經相當完善，從投入角度，資本投入、人力投入、土地投入等等，資源配置達到相當程度——經濟學上叫均衡狀態，換句話說是優化組合。在此條件下，再向前走靠的是技術創新”。那對於中國來講，除了技術，資本、土地、人力的資源配置是否還有提升潛力？如果有，需要怎樣的制度變革才能進一步發揮中國在這些方面的潛力？

許成鋼：這個地方的用語我要改正一下，當時記錄可能是漏了部分內容，不應該只說是均衡狀態。比如我們討論中國，當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經濟體處於落後狀態時，那麼經濟發展主要得益於更基本經濟要素的有效率的使用——土地投入、資本投入、人力投入，然後技術是可以靠學習的，不是你自己發展的——很多人把“技術”理解成工程技術，但“技術”遠遠不光是工程技術，一定要廣義地去理解，它還包括了制度、管理、市場的運作，甚至包括了怎麼借錢（資本市場）。如果沒有制度上的人為限制，所有這些廣義的“技術”都可以學。一旦和發達國家學來這些，就能夠很快縮小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當這個差距縮小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就變成相對發達的國家，這時候就必須有自己的研究開發了。當然，在學習別人的時候，大量的內容也涉及簡單初級的研究與開發——完全沒有研究與開發，是學不來的。比如仿製藥，也都是要做研究與開發的。研發占的比重隨着經濟的發展逐漸升高，講的是這個道理。

什麼叫相對發達？人均GDP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接近一半。中國現在和前沿國家相比，才達到1/4-1/3之間。當與前沿還差得很遠的時候，經濟要繼續發展，最主要的還不是在前沿方面的研發——需要研發，但是為了學別人要做的研發，而不是前沿的研發。

為什麼這樣講？簡單的統計就能看得很清楚：一方面中國人均GDP只是發達國家的1/3，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只有美國1/8-1/10的水平。還有另外一種統計方式——單位勞動成本，比如同樣是生產一輛汽車，中國的單位勞動成本比美國低不了多少、比歐洲好多國家還貴，這樣你就看到了中國存在的問題是什麼：普遍勞動生產率低。因此，中國有非常大的勞動生產率空間要提高。當勞動生產率差這麼遠的時候，為了經濟發展，最需要的不是前沿技術，而是需要發達國家最普通的技術——不光是工程技術，是所有的制度、管理、市場、金融等等。

為什麼中國的勞動生產率這麼低？不是因為中國人笨，主要是因為種種障礙，使得人們缺少提高效率的動力和資源。美國股市里最掙錢的全是高技術公司——蘋果、谷歌、亞馬遜，誰發明創造力強，誰最掙錢。中國上市公司中哪些企業最掙錢？全是銀行、金融機構，他們的利潤最高。這些金融機構沒發明什麼東西，憑什麼錢都讓你掙了？別人掙的錢都被銀行拿跑了，別人還怎麼改進？這就喪失改進的動力和資源。只有企業互相競爭，才能夠公平；不公平。怎麼能提高效率？怎麼能讓搞實體的企業還有動力和能力改進技術、提高效率？得改，得把錢還給創造價值的企業。

問：你肯定很熟悉林毅夫先生的“後發優勢論”和楊小凱先生的“後發劣勢論”，你如何評價這兩個看似矛盾的觀點？

許成鋼：這個問題學術界幾十年前就提出來了，最出名的是哈佛大學格申克龍教授提出的“後發優勢”。他是個經濟史家，他的“後發優勢”具體講的是德國追趕英國——英國因為產業革命變得很發達，德國落在了英國之後，到了20世紀早期，德國就追上了英國。作為經濟史家，格申克龍講的“後發優勢”是個現象，裡面沒有理論，不能把他講的這個“後發優勢”當作一個理論到處去套。

因為你比別人落後，會不會就很容易追趕別人？這是有條件的。經濟學裡面的增長理論，長期存在過一個悖論：按照增長理論，全球各國經濟必須收斂趨同。但世界上不僅持續存在貧困國家，而且貧富國家之間的差距擴大。如果全球經濟在收斂趨同，那就意味着所有落後國家都有後發優勢——所有落後國家都會發展比別人快，所以全球經濟收斂。當後發優勢到處存在的時候，全球經濟就不存在發達和不發達國家之間的分界，一定都會變成一樣，因為落後就都有優勢。但這很荒唐，數據上看根本不存在這個事情。所以，任何試圖把“後發優勢”作為普遍道理拿出來講的，是違反了最基本的全球經濟數據。所以，不存在後發優勢的普遍道理。

那有沒有“後發劣勢”？全球數據告訴我們，沒有。比別人落後，是不是一定是優勢？不一定。是不是一定是劣勢？也不一定。簡單地把落後本身當作動因，無論朝哪個方向，都是錯的。比如韓國很落後，後來變成了發達經濟體，哪裡來的“後發劣勢”？

這跟討論“中等收入陷阱”是完全一樣的道理：收入水平不是機制——收入本身是前進還是後退，不由收入水平決定，不由你是發達還是落後、亦或是中等收入，而是由制度決定的。如果你的制度有利於發展，你當然有後發優勢，你到中等收入以後就會變成發達的。

單講什麼後發優勢或者劣勢、中等收入是不是陷阱，都沒有什麼價值。有價值的是制度，發展決定性的因素是制度，而不是什麼收入比別人高還是低。你可以當初收入比別人高，但只要制度好，很窮的地方也可以變得很闊；制度不好，很闊的地方就可以相對變窮。非洲為什麼那麼窮？不是因為它地理上多麼差，非洲地理上並不差，是因為不斷地打仗、用暴力搶劫人家的東西，就窮得一塌糊塗。戰爭暴力是制度的產物。

問：新制度經濟學有個觀點：從長時期來看，一個經濟體的發展，除了要關注其增長期的持續時間和幅度，同樣重要的是關注其衰退的頻率和幅度——比如，有的國家在歷史上某個時期的增長速度很快，但這樣的增長期老是被衰退期打斷，衰退期出現的頻率和衰退的幅度都很大；而有的經濟體儘管增長速度不是很高，但它負的衰退的周期出現的少、衰退的幅度也小，日積月累，就成了發達國家。如何看待導致一個經濟體衰退頻率和幅度的制度根源？

許成鋼：離開具體的制度，抽象地討論增長和衰退，一定不得要領。如果我們講的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周期屬於標準的經濟學問題，有很多研究——人們也不稱它為制度經濟學，只要是資本主義制度，就有經濟周期。如果討論的不是發達的資本主義，離開了經濟周期以後看到的那種繁榮、衰敗，其實往往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制度問題——之所以這些國家是不發達國家，是它的制度決定了它不發達、決定了它會衰敗。所有的不發達國家，沒有例外，全都是沒有憲制的——就有一伙人太強、比別人都強，這夥人可能是軍人，可能是某個黨派，也可能是某個財團、某些家族，然後他們利用自己比別人都強，就會去侵犯別人，即便這幫人又聰明又關心社會，某一段時間能讓社會快速發展，但只要制度裡面充滿了強取豪奪，早晚有一天要衰敗。改進制度就是要保護私有產權，防止以任何藉口出現的強取豪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