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習式霸權主義和習式法西斯專政問題

無套褲漢 2023-02-22

Joe Zhang回復拙作《也談 “壯志飢餐美帝肉，笑談渴飲漢奸血 ... 待從頭，收 拾舊山河，朝天國” 》見：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347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NDU2MTk1

他說： “習一直以來把美國作為目標，有稱霸世界的野心。你認為他能領導瓦解美國嗎？又有多少美國 “左派” 是習粉？美國人民能夠容忍習式封建法西斯專政？”

個人認為他和自由派所指責的“三朝帝師”王滬寧共同擬定的政治綱領包括與美霸這個當代資本主義最大、最強的霸主爭奪資本主義世界的領導權、控制權、指揮權、定價權、話語權… 是不遺餘力的。俗話說：“一白遮百丑”，徹底地搞白政治、經濟、社會與思想文化意識形態之後，所有的劣跡、偽善、腐朽、騙局與倒行逆施與人民為敵等醜態都可以被一掃而空，真白於是變為假紅和普遍受寵的東西；誰反對搞習式資本主義的漢霸主義，誰就是所謂崇洋媚外和當上所謂人人喊打的漢奸了。

毛主席說過：“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戰爭”。要想發動爭霸大戰而又企圖避免人民民主革命在世界範圍內總爆發——即催生第二次世界革命風暴，是沒有根據的幻想。

不但美國人民反對習式爭霸大戰，全世界人民都要起來激烈反對之。習式大戰必然要以失敗告終，即使中國勞動人民暫時困於習式法西斯專政無法起來有效反抗，倒行逆施與人民為敵的法西斯主義政權最終將必然被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所擊敗並推翻。我說過：資本主義四大危機——大瘟疫、大蕭條、大爭霸戰爭、氣候大變化已經把資本主義的聲望、向心力與權重推到谷底。不自量力的習粉如果不能幡然悔悟其非的話，革命將成為其唯一的挑戰者與強迫改造的權威。

美國左派處於大分裂狀態，多數人被腐朽不堪、貪污腐化的資本主義政治當權派所籠絡甚至俘虜，朝着伯恩施坦、考茨基等老牌修正主義靠攏，也就是說以不革命主義為主導方針企圖感動資產階級答應給些小恩小惠的 “苟全性命於亂世”思想嚴重泛濫起來。所以中、美的新、老修正主義隔洋唱和是有其共同背叛無產階級利益的階級基礎的。但是自從特朗普當選總統以來，這些老舊不堪的、腐化墮落的修正主義分子被大批勞動底層人民所排斥甚至反對，美國無產階級出現擺脫掉老左們的投降主義傾向而進入積極鬥爭的新氛圍——例如2021年一月六日進攻國會的人民起義就是革命前夕的寫照。美國的習粉是沒有前途的，正如同中國的習粉一樣，是將被人民群眾通過第二次革命風暴所拋棄的。兩國都將面臨內戰的危險；美國第二次內戰的爆發已經箭在弦上了，問題只是導火索仍然只看見青煙，還沒有出現火花。中國的內戰形勢也不可低估，儘管其導火索還看不見煙熅，更別說火花了。

諸凡打着社會主義旗號大搞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反革命政權沒有不實行法西斯主義的，例如二戰爆發前後的希特拉就空喊社會主義和勞動階級，但是他們一夥搞的根本與社會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相反，而是貨真價實的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專政。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主義雖然不打社會主義的旗號，但也是“革命”（其實是反革命。這與蔣二世及蔣三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如出一轍）不離口的。

習式法西斯專政其實不過是蔣介石二世即鄧小平特色法西斯主義的繼承人——習近平這個蔣介石三世的特色法西斯主義專政罷了。

為了弄清楚習式特色法西斯主義專政的實質，這裡引證了比較全面地介紹蔣介石法西斯專政的歷史真相的資料（見附錄：《求關於蔣介石統治體系建立的相關知識?》）

從列寧到毛主席都曾經多次指出，在經濟與政治的關係中，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什麼樣的經濟就有什麼樣的上層建築——政治文化思想哲學與路線決策及學說。讓我們探討以下國民黨反動派和特色黨反動派之間的經濟聯繫。

附錄說：

“ 國民黨的“統制經濟”是政府直接干預民族資本、私人資本的生產、分配和流通，這就給國民黨巧取豪奪民族資本、私人資本提供了機會，通過給私人資本摻管股，給國有資本摻商股等各種方式，一群人巧取豪奪，將別人的產業劃到自己的名目下，形成了同國家權力密切結合的官僚資本，民族資本大傷元氣，最終得利的既不是國家，更不是民族資本，而是國民黨內部的一小撮人。貪官污吏借統制之機，壓制民營生產，膨脹官僚資本，進行金融和商業投機的行為，使經濟統制難以維持。 在機構調整方面，國民黨內派系林立，都以經濟部門為肥缺 ，競相伸手，圖謀私利；加上固有的嚴重官僚腐敗現象，既損傷了國民黨公務人員的抗日愛國熱情，又使行政效率迅速降低，種種弊端愈演愈烈。

到抗戰勝利後 ,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已發展到頂點 。然而，經濟統制並沒有完全結束，反而趁解放戰爭不斷得到強化，直到國民黨統治在中國大陸的結束。“

對比習式法西斯特色黨的特色經濟，國民黨反動派只有區區四大家族；而在74年之後的今天，習式法西斯專政下豢養了多達五百個官僚、豪強資本大家族及其數以萬計的嘍囉、吹鼓手、買辦、白手套、管家…真可謂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啊！（這裡尤其指藍衣社）。

當此白、藍等特色密切交織之際，如果還有人執迷不悟，希冀中特洗面革新、重新做人，那麼就只能說這些人是財迷心竅、臨深淵而不自知的愚蠢之士了。[Mark Wain 2023-02-22]

附錄：

求關於蔣介石統治體系建立的相關知識?

9.25日更新：整理了蔣介石集團的法西斯主義相關言論，歡迎閱讀：https://zhuanlan.zhihu.com/p/84106832

大神在哪？

中國國民黨（區別於1913年的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在成功建立起對中國的統治之前其實一直是一個地域性色彩很強的政黨，其創始人孫中山是廣東香山縣人，胡漢民、汪精衛、許崇智、廖仲愷、李福林、伍朝樞等在黨、政、軍各個方面身負重權或聲名遠揚的都是廣東人，他們很早就同孫中山一起鬧革命，基本上都是辛亥元勛，或是在護法中襄贊中山先生。那個時候，作為浙江人的蔣介石，還岌岌無名，在國民黨中處於一個邊緣的位置。即便是在國民黨改組之後，蔣介石仍然沒有得到一個好位置。

但這一切隨着孫中山的去世開始發生變化，1925年初，黃埔軍校的兩個教導團改編為第1軍，蔣介石任軍長、何應欽任副軍長、王懋功任參謀長、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蔣介石掌握了屬於自己的武裝力量，但他此時也只不過是即將呼之欲出的國民黨新軍閥的一支而已。這個時候，發生了廖仲愷刺殺案（1925年8月20日）。

廖仲愷刺殺案發後，成立了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為主的特別委員會，蔣介石驟然位於權力中心，他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嫌疑對象指向了國民黨右派胡漢民，支持汪精衛驅逐了胡漢民，又藉口驅逐了當時粵軍將領許崇智，汪精衛最後也不得不出走，蔣介石一躍成為國民政府中握有軍事實力的重要人物，1926年2月，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國民黨內部，粵系後來也便不斷地邊緣化，日益遠離權力中心了。

在清洗完國民黨內部之後，蔣介石指向了共產黨，於是便發生了“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

中山艦事件也叫“三二〇事件”。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調動軍隊宣布戒嚴，斷絕廣州內外交通；逮捕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扣留中山艦及其他艦隻；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其衛隊槍械；包圍廣州東山的蘇聯顧問所；驅逐了黃埔軍校中及國民革命軍中以周恩來為首的共產黨員。

整理黨務案，1926年5月，中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蔣介石、譚延闓等九人聯名向全會提出排斥共產黨的《整理黨務決議案》。意圖在於把共產黨人排擠出中國國民黨中央領導機關，打擊中國國民黨左派，奪取中國國民黨最高領導權。這個限制共產黨活動的提案蔣介石事先取得了鮑羅廷的同意。主要內容是：限制共產黨員在中國國民黨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全體執行委員的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須全部交出，中國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共產黨須將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交中國國民黨中央主席保存；共產黨對參加中國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的指示，須事先提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通過方能下達等等。

中山艦事件之後，蔣介石要求第一軍內部的共產黨員要麼退出共產黨，要麼退出第一軍和黃埔軍校，結果就是相當一部分的共產黨員宣布退出了第一軍，蔣介石對這支軍隊的掌握也更加牢固。

總之，經過“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之後，中國共產黨開始離開國民政府的權力中心，中國共產黨也被嚴格限制活動，但由於北伐在即，矛盾還尚未完全公開化。

1926年8月，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北伐，此時作為先遣部隊的葉挺獨立團已經攻入湖南，國民革命軍很快席捲大江南北，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海第三次武裝工人起義也宣告勝利，成立了市民政府，蔣介石也越來越忌憚共產黨，開始同江浙財團和英美眉來眼去，此時的英美大有干涉中國革命的打算，於1927年3月24日製造了南京事件，此時蔣介石已決心“分共”，並於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製造了反革命政變，對共產黨人和工人糾察隊舉起了屠刀，很快，一場針對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的屠殺開始了。

到1928年，國民黨製造的針對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的屠殺和迫害列舉如下：

1927年4月15日 廣州 李濟深 四一五大屠殺
1927年5月21日 長沙 許克祥 馬日事變
1927年5月17日 武漢 夏斗寅叛變
1927年6月5日 江西 朱培德叛變
此外，四川、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廣東等省相繼發生以“清黨”為名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的事件。楊闇公、陳延年、趙世炎、蕭楚女、熊雄等共產黨人被殺害。
1927年7月15日 汪精衛在形勢重重的情況下，終於宣布“分共”，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蔣介石和汪精衛在“剿共”這一方面走到了一起。

到這裡，中學課本就開啟共產黨支線任務了（滑稽），不過我們還是沿着國民黨這一條線索繼續看下去。

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之時，國民政府隨即遷往武漢，稱為武漢國民政府，由汪精衛主導。1927年4月18日，分共之後的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稱為南京國民政府，寧漢分裂。後來七一五政變之後，寧漢合流，蔣介石以退為進，率先下野，汪精衛在寧漢合流之後也隨即下野。此後，汪精衛雖然也鬧出過不小動靜來（例如1931年的寧粵對立，當然最著名的還是做了漢奸），但再也沒能再回到國民黨的權力中心來。

1928年，蔣介石重新回到權力中心，國民黨新軍閥的矛盾開始激化，此時國民黨的鬥爭已經由國民黨內部的鬥爭轉變為各新軍閥之間的鬥爭，經過寧漢戰爭、兩次蔣唐（生智）戰爭、蔣桂戰爭、蔣馮戰爭、延至1930年，終於爆發了蔣、閻、馮、桂戰爭，史稱中原大戰，此後，蔣介石基本統一了國民黨各新軍閥，形式上統一了中國。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蔣介石建立自己的統治是靠對國民黨的不斷清洗而完成的。首先，在國民黨內部進行清洗，清洗掉了國民黨右派（老右派），然後再對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進行清洗，最後就是公然把目標指向共產黨，對共產黨和革命群眾進行屠殺，從而確立了國民黨新右派的統治。

接下來我們來談一談蔣介石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統治體系的。

需要說明的是，您別看這些措施看似厲害，但實際上能夠實行下去或實行能達到預期目標的非常少。“但由於各方麵條件的限制，特別是國民黨及其政府官僚機構存在的種種弊端和腐敗，戰時經濟（此處可以換為任何主語）的預期目的遠未達到。”

政治上：建立特務機構、實行秘密統治，實行“保甲”制度，推行六法全書。

在特務機構中，較早的、對後面影響也最大的是藍衣社。

1928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成立（後改名為調查統計局，即中統），標誌着國民黨以秘密組織形式開展統治活動的開始。到1932年，由蔣介石親自主持，在南京成立了“中華復興社”，並由蔣氏親自擬定了“驅逐倭寇，復興民族，平均地權，完成革命”的綱領和“內求統一，外抗強權，擁護領袖，收復失地”的宗旨，要求組織的“內部團結統一”，“發揚硬幹、快干、實幹精神”，以“力行哲學”作為思想依據。

在復興社成立前後，還成立了更為核心性質的“三民主義力行社”（有的史書稱其為藍衣社，所謂藍衣社一說，是有“十三太保”之稱的劉健群提出效法意大利褐衫黨，將組織定名為藍衣社，從服裝到用具一律使用藍色。儘管這一提議未被復興社採納，但藍衣社的名稱卻因之流傳開來）。據復興社的創辦參與人康澤稱，力行社成立於復興社之後，是復興社的內層組織；據1934年曾在復興社總社組織處工作的龍步雲等人稱，力行社成立於復興社之前，復興社是在力行社的基礎上擴展的外圍組織。不論何說，力行社為復興社的核心無疑。和復興社有密切關係的，還有“革命軍人同志會”和“革命青年同志會”，後來又合併為“中國革命同志會”。

特務機構的任務是：

戴笠在1938年完成的《政治偵探》詳細描述了特務機構的職責：

1.保衛領袖的安全。領袖的安危同於國家的安危。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處處決心保衛領袖的安全。
2.懲治腐敗。腐敗是革命鬥爭中的蛀蟲，除非這一(懲治腐敗)行為得到圓滿完成，否則建立一個廉潔和誠實的政府是不可能的。
3.摧毀一切反革命力量。這包括控制調查集會、結社和出版。無論從行動或是從思想的角度來看，政治偵探和反革命分子是不能共存的。
4.幫助國家重建。如同農民在莊稼成熟前必須除草一樣，必須清除國家重建道路上的障礙。
5.防範國際間諜和叛徒。政治偵探是國防的哨兵，當一個國家處於戰爭時期，主力部隊的成功常常取決於幕後的偵探的成功。

從上面可以看出，藍衣社是極具法西斯色彩的，實際上，其成員也是深受法西斯主義思想的影響的。

大約在1935年，蔣介石在對藍衣社的演講中說：“今日中國所需要的不是討論未來中國將實行何種理想的主義，而是需要眼下將能夠救中國的某種方法。”他又說，“法西斯主義能不能救中國?”我們回答：可以。法西斯主義是目前中國所最需要的。他最後宣稱，“在中國現階段的緊急形勢下，法西斯主義是最適合的一種奇妙的藥方，而且是能夠救中國的唯一思想”。

藍衣社成員“特別憎惡自五四以後毒害了中國人心靈的自由主義概念。……對於藍衣社分子來說，自由主義意味着無約束的放縱，自由主義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和講人性，更有甚者，自由主義就是個人主義，它誘使人民屈服於他們個人的任性而對社會的需要則完全不予注意”。

“藍衣社分子到處能覺察到西方自由主義惡劣的影響。……在普通民眾中，自由主義表現為頹廢輕浮的生活和奢侈的消費。張伏雲解釋道，上海的大學生把時間花在去妓院和舞廳而不是去圖書館，女學生則精通於化妝品和奇裝異服。《前途》 (藍衣社的權威出版物—引者注)編輯劉炳藜慷慨激昂地抨擊在一個晚上花費3000元款待女友的城市青年，他說，他們花掉的這筆錢可供30000農民生活一天。自由主義是一種文化疾病，在城市中最顯著，而且現在農村也受到它的污染。”

藍衣社的綱領宣布：“蔣介石是國民黨的唯一的也是中國唯一的偉大領袖；因此，黨員必須絕對支持他，只聽從他的命令，以他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在一篇社論中，藍衣社分子宣稱，“建立中心偶像是統一國民黨的重要條件，是復興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我們不必隱瞞，我們需要中國的墨索里尼，需要中國的希特勒，需要中國的斯大林!”

在法西斯主義的極端鼓動下，藍衣社極度反日。“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死敵，我們斷然否認妥協和平的任何可能性。如果本社不能推翻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將亡我中華。因此，我們決心保持絕對仇日的態度。抗日是本社最為重要和最為神聖的任務。”因此，藍衣社也發起了許多針對日本人的刺殺活動，這為需要向日妥協的蔣介石所芥蒂，1938年，過於龐大的藍衣社解散，但“藍衣社的精神並未因組織的解散而消失”，很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成立，蔣介石的特務統治又達到了一個高峰。

“保甲”制度是中國封建王朝長期延續的一種社會統治制度，南京國民政府的保甲制度起源於圍剿紅軍時期，原因是國民黨認為“剿共”不力的原因之一是民眾不支持政府，1931年6月，蔣介石劃定江西修水等43縣編組保甲，將原有閭鄰等自治組織一律撤銷。次年，以蔣介石兼總司令的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頒布《剿匪區年各縣編查保甲戶口條例》，規定10戶為甲，10甲為保，聯保連坐。保設保辦公處，有正副保長及民政、警衛、經濟、文化幹事各一人，保長兼任保國民兵隊隊長和保國民學校校長，與鄉（鎮）長一樣，亦實行政、軍、文“三位一體”，保長通常由當地地主、土豪、頑劣擔任。國民黨對保甲長人選極為重視，竭力通過保甲長牢牢控制民眾，“使每一保甲長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務”。

保甲的實質在於聯保連坐法。所謂聯保，就是各戶之間聯合作保，共具保結，互相擔保不做通共之事。所謂連坐，就是一家有“罪”，九家舉發，若不舉發，十家連帶坐罪。國民黨力圖通過“保甲制度”，不僅能夠“剿滅”共產黨，還能夠向基層滲透，為軍事化服務，可謂寄望極大。

然而，“保甲”制度的實行不力，究其原因不外是，

“一般公正人士多不願擔任保甲長，一般不肖之徒又多以保甲長有利可圖，百般鑽營”，“正人不出，自然只有壞人的世界，良好的制度也就變成剝削人民的工具，因此民眾怨聲載道”。

（經樓下評論區提醒補充）保甲制度在蔣氏國民政府的實際控制區之外也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實行，政府只注重書面應付，而忽略實際工作，行政效能很低，但蔣介石仍堅持認為，保甲制度能夠嚴密民眾組織、徹底清查戶口、增進自衛能力、完成剿匪清鄉工作。

據《申報》載，從 1932 年起，江西保安處為“防止匪禍蔓延，積極充實人民自衛，除興國、永新、石城、瑞金、橫峰、蓮花、寧岡、寧都、廣昌、會昌、雲都、安遠、尋烏等少數縣份情形特殊及匪禍成分較重，無法推行外，(一)次第辦保甲者六十二縣;(二)有警隊者萬載二十五縣;(三)保衛團以一人一槍，有餉源者為原則，甲種團隊萍鄉八縣，乙種團宜豐十二縣，丙種上等三十縣，匪陷縣團隊由臨縣或臨省指揮，現計五八七隊，槍萬八千，經費由丁漕附征者二百三十萬。”蔣介石或許是看了書面報告信心大增吧。

六法全書，是國民黨統治時期六個法律門類的法律法規匯編，其具體組成大概有兩種說法，一是憲法、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二是憲法、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後者是現在的主流說法。

《六法全書》的立法框架，主要借鑑甚至複製了來自德國、法國、瑞士等“大陸法系”國家的成文法典，其中許多內容間接來自於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在 1928 年—1949 年的 22 年中，特別是前 10 年中，為了標榜民主和法治，鞏固統治秩序，國民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立法活動，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法律體系。《六法》具有鮮明的繼承性，國民政府在清末政府、北洋軍閥政府 所修訂的法律基礎上，進一步制訂了《六法》，並於1946年左右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六法全書”，作為統治人民的法統，並三令五申地督促各省、市政府印發給各區、鎮、鄉公所及民眾教育館、電影院、報社等進行宣傳。王耀武任山東省主席期間，在省政府機關報《山東新報》上分期登載《六法全書》，並飭令省高等法院和各地方法院工作人員，隨時抄錄、熟記，以學習掌握“六法全書”水平高低，作為甄拔、晉升的依據之一。

從立法理念和立法框架來看，《六法》大體上還是屬於資產階級性質的法律，參與制定法律的有相當一部分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應了當時比較先進的資產階級的理念，但由於《六法》實際上還是為當時的國民黨統治服務，從而為封建的生產關係服務的，所以《六法》中也有不少封建法的內容，而其中附加給《六法全書》的《戡亂動員令》、《緊急治罪法》等單行法規更是貨真價值的反動法令。最關鍵的是，《六法》沒有得到很好的實行，雖然從上面可以看出，國民黨努力的將《六法》向地方乃至基層推行，但當時的農村，封建法的普遍存在，甚至私刑，無疑給《六法全書》的適用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經濟上：實行統制經濟、改革幣制、關稅自主

國民黨這個時候的經濟政策，同一個國家是密切相關的，那就是日本（國民黨經濟抗戰石錘了，滑稽）。

在上世紀20-30年代知識界中掀起了一場關於統制經濟的大討論， 在經濟動盪、 軍事威脅的內憂外患之際， 民國知識分子與工商界人士認為， 較之自由市場經濟， “統制經濟” 被認為是加強國防經濟建設、 抵禦外來入侵、 振興民族經濟的救國興業之策。這股思潮影響了國民政府，加上日本的危機越來越嚴重，國民政府逐漸開始將經濟轉入統制經濟的軌道。 1934年 12月國民政府提出了對產業和外貿“勵行統制及保護政策”的主張 ,並曾實行過蠶絲業和棉業的計劃統制。 華北事變以後 ,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日趨嚴重的形勢下 ,國民政府又提出“調整原有生產組織 ,統制社會經濟活動 ,使國民經濟得有組織有計劃之活動” 的主張。 1935年 ,國民黨政府又特設了“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 ,負責領導實行“計劃經濟” ，蔣介石還提出了，計劃經濟即“政府根據國情與需要，將整個國家經濟如生產、分配 、交易、消耗諸方面 ，製成彼此相互聯繫之精密計劃，以為一切經濟建設進行之方針。 在此政策之下 ，全國人力與資源 ,得不分界域，為全盤適當之配置，以發揮最大之效率；生產之結果，得共同利用，為公平適當之分配，以提高大家之福利。”

全面抗戰爆發之後，國民黨的經濟統制進一步得到了加強，先後接連頒布了各種經濟統制的法令。如 1937年 6月《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增進生產及調整貿易辦法大綱》、《戰時糧食管理條件》、《戰時農礦工商管理條例》。 《各省市合作貸款要點》、《戰時合作農貸調整辦法》《四行聯合貼放辦法》等。 1938年又頒布了《購買外匯清核辦法》、《特種物品清耗統制辦法》、《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內移各廠礦限期復工辦法》、《實施收兌金類辦法》、《非常時期工礦業獎勵獎助暫行條例》、《商人運貨出口及售結外匯辦法》、《出口貨應結外匯三種類及其辦法》、《改善地方金融機構辦法綱要》、《領用一元券及輔幣條例》、《國營礦區管理條例》。全面實行經濟統制。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提出“實行統制經濟，調節物質之生產消費”。到1941年3月，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正式確定實行“統制經濟”政策，受官僚資本控制，由國家政權依靠行政法律的手段，直接干預或管制生產、流通、分配等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各個環節。

國民黨的“計劃經濟”和“統制經濟”，同蘇聯的計劃經濟是不同的，概括起來，蘇聯的計劃經濟是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由國家計劃生產，而國民黨的“統制經濟”是政府直接干預民族資本、私人資本的生產、分配和流通，這就給國民黨巧取豪奪民族資本、私人資本提供了機會，通過給私人資本摻管股，給國有資本摻商股等各種方式，一群人巧取豪奪，將別人的產業劃到自己的名目下，形成了同國家權力密切結合的官僚資本，民族資本大傷元氣，最終得利的既不是國家，更不是民族資本，而是國民黨內部的一小撮人。貪官污吏借統制之機，壓制民營生產，膨脹官僚資本，進行金融和商業投機的行為，使經濟統制難以維持。 在機構調整方面，國民黨內派系林立，都以經濟部門為肥缺 ，競相伸手，圖謀私利；加上固有的嚴重官僚腐敗現象，既損傷了國民黨公務人員的抗日愛國熱情，又使行政效率迅速降低，種種弊端愈演愈烈。

到抗戰勝利後 ,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已發展到頂點 。然而，經濟統制並沒有完全結束，反而趁解放戰爭不斷得到強化，直到國民黨統治在中國大陸的結束。

改革幣制，1935年11月3日，國民政府財政部頒布《法幣政策實施法》及《兌換法幣辦法》，其中規定中央、中國、 交通3家銀行發行的貨幣為法幣，以圖改變以往各家銀行皆可呈准許發行貨幣的混亂局面，統一全面幣制。此次幣制改革，是在英國經濟顧問李滋·羅斯協助下實行的。

主要內容為以下幾點：

1）統一貨幣發行權，實行法幣政策。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後加中國農民銀行）所發行之鈔票為法幣；其他銀行不得繼續發行新鈔票；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其他原經財政部核准發行之銀行鈔票，准其照常行使，由財政部定期以法幣換回。
2）實行白銀國有。禁止白銀流通，並將收歸國有的白銀移存國外，作為外匯準備金；凡銀錢行號商店及其他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銀本位幣或其他銀幣生銀等銀類者，應自11月4日起交由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或其指定之銀行兌換法幣。
3）放棄銀本位制，採用外匯本位制。為使法幣對外匯比價穩定，規定由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無限制買賣外匯；法幣的價值用外匯率來表示；法幣與英鎊保持固定匯率，當時規定法幣1元合英鎊1先令2.5便士。為此引起美國的爭奪，同年12月美國變更購銀辦法，迫使世界銀價猛跌，影響中國外匯基金的穩定。

應該說，這次的幣制改革是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的，一度改善了民初以來幣制混亂的局面，法幣的幣值在一段時間內還是穩定的。然而，此次幣制改革的依附性是很明顯的。《中美白銀協定》，用白銀換美元，美滋滋。

關稅自主。中國的關稅不能自主是從鴉片戰爭之後的《南京條約》及其附件的協定關稅開始的。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了爭取關稅自主權付出了重大的犧牲。國民革命開始之後，關稅自主，被作為廢除不平等條約，改訂新約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賦予了重要的政治意義。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宣告關稅自主，並公布國定《進口稅暫行條例》。1928年6月，國民政府發表“改訂新約”的對外宣言，關稅自主為其兩項主要內容之一。同年7月，國民政府與美國首先簽訂了《中美關稅條約》。隨後，又先後同挪威、比利時、意大利、丹麥、葡萄牙、荷蘭、英國、瑞典、法國、西班牙等國締結了“友好通商條約”或新的“關稅條約”。

國民政府把關稅會議時各國承認的七級稅則公布為國定稅則，並聲明自1929年2月1日起實行。到1930年，日本也終於同意了《中日關稅協議》。

關稅自主權的奪回應當是在國家主權的重大勝利，可是，關稅收入作為重要的財政收入被某些人所覬覦，成為了某些人的政治工具，這當然是可悲的。

思想文化上，推崇法西斯主義，新生活運動。

蔣介石政權是否屬於法西斯政權這有待爭議^[1]，但是蔣介石曾傾心於法西斯主義這是沒有問題的。這從前面的內容其實就可以看出來。

早期蔣介石學習的對象是墨索里尼。

30年代初 ,蔣介石曾向法西斯主義的發源地意大利派遣了一個考察小組 ,這個考察小組經過在歐洲的實地考察返回後 ,向蔣介石極力推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主義作為口號和原則有以下四大“要義”: “ (1)我們只有國家沒有其他。(2)我們只有實行沒有議論。 (3)我們只要義務沒有權利。(4)我們的精神是祖國、本分、紀律”。

1931年 5月 5日召開的國民會議上。 蔣介石在國民會議開幕詞中聲言: “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 ,……依國家機體說為依據 ,以工團組織為運用 ,認定國家至高無上之實體 ,國家得要國民之任何犧牲 ,為民族生命之綿延 ,非以目前福利為準則 ,統治權乃與社會並存而無先後。操之者即系進化階段中統治最有效能者 ,國家主義,既為神聖縱橫發展 ,遑恤其他。

我們需要一個和墨索里尼一樣的人物來領導一切，實際上在我們中國政治舞台上，早就出現了像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了。

當然，更為重要的，個人也認為是最能概括蔣氏法西斯的夢想的是，

“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

蔣氏法西斯主義完全搬用了德、意法西斯的國家觀，認為“國家是一個有生命的超於一切的集體組織 ,他的全部結構就是一個嚴密的生命體 ,每個國民就構成這個生命的細胞”。法西斯的傳統主義面向在蔣介石這裡成為了復古主義的號角。

蔣介石法西斯主義的思想體系是以古代哲學為基礎的。蔣介石認為 ,“古往今來宇宙之間 ,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 ,因此 ,“行的哲學為唯一的人生哲學” ,簡而言之 ,“行”就是一切。 蔣介石的這個“行”字是孫中山的“知難行易”的消極發展 ,又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糅合進來 ,並與德、意法西斯的“行動主義”相結合 ,形成了具有濃厚封建主義色彩的中國法西斯主義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蔣介石強調的是“不必人人去求 ,只在人人去行”,即只要少數“先覺者”的“知”來引導“後覺者”的“行”就足夠了。 這就是要求人民在不知不覺中盲目順從。

蔣介石還把他的哲學稱為“誠”的哲學。蔣介石的“誠”就是王陽明的“致良知”的翻版。儒家的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往往用一個“誠”字來概括 ,所謂“誠者 ,物之始終 ,不誠無物”。蔣介石把“誠”看作是推行法西斯主義的“戒尺” ,認為“誠是一切事業的原動力” ,“誠是修己治人的根本”。 有“誠”則“定” ,“定而後能靜 ,靜而後能安 ,安而後能慮 ,慮而後能得”。就是說人們對任何事物 ,只要有一個“誠”字就夠了 ,“誠”為原動力 ,進而產生精神 ,就可以無險無畏 ,即所謂的“不成功 ,便成仁”、“誠則有物 ,不誠無物”。 可見 ,蔣介石“誠”的哲學 ,實際上是驅使被統治對象去為法西斯主義賣命的哲學。

在此基礎之上，陳立夫成立了“中國文化建設學會”,陶希聖等10名教授聯名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 這些“學會”、“宣言”,標榜要“發揚中國固有文化 ,吸收各國進步文化 ,建設新中國文化”, 卻積極鼓吹“只有法西斯主義才能救中國” ,“要借法西斯之魂還國民黨之屍” ,“以三民主義為體，法西斯主義為用”。 其目的在於引起“全國人民對於革命領袖及革命團體之絕對信仰與擁護” ,即要求全國人民對中國法西斯首腦蔣介石和法西斯組織絕對信仰與服從。

在此基礎上，國民政府開始發起新生活運動。

蔣介石法西斯主義的文化觀是以“軍事精神教育”、“黨化教育”、“尊孔讀經”為其基本內容的。在1934年2月蔣介石發起了“新生活運動” ,在南昌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會” ,自任會長 ,陳立夫、康澤、鄧文儀、熊式輝、蔣孝先等先後任總幹事。蔣介石強調 ,新生活運動的“中心準則”就是“禮義廉恥”四個字。蔣介石發動“新生活運動”的目的 ,表面上看是所謂“從改造國民的衣食住行入手” ,“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為具體目標 ,使國民生活軍事化、藝術化” ,“以圖改造社會 ,復興國家”,但其真正目的是灌輸法西斯專制主義思想 ,以清除共產主義革命思想的影響 ,以封建的倫理綱常和所謂“四維”、“八德”來整治民心 ,禁錮人們的一言一行 ,使其安然於“循規蹈矩 ,服貼為臣”。

最後，再給蔣氏法西斯主義一個評價吧。

柯偉林等研究者認為蔣介石領導的新生活運動是對德意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模仿，並非內生。 這些研究強調新生活運動的復古和保守的傾向，認為法西斯作為舶來之品與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產生衝突，導致國民黨對德意法西斯的模仿要麼十分拙劣，要麼不能起到相應的效果，使該運動未能成功地動員中國民眾並以失敗告終。

總結：蔣介石基本建立起對全中國的統治之後，基本的方向是努力加強對社會、經濟的控制，這既出於“剿共”的需要，也出於應對日本危機的需要，當然更多地是蔣介石的政治理想。當然，由於國民黨的統治術稀爛，雖然有向基層和社會滲透的嘗試但最後還是稀爛，至於國民黨如何稀爛，以及為什麼會這麼稀爛，知乎上有非常多的敘述，不是本文的重點，這裡就不展開了。

參考文獻：《試析蔣介石法西斯主義的思想體系》，侯宜嶺，孫海泉，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12月第4期。

《論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經濟政策的調整》，呂家毅，中央檢察官管理學院學報，1997年5月18日。

《小議力行社的法西斯觀和特務意識》，董馨，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08年第7期。

及《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國近代史地圖集》等若干文獻。

參考

1.  ^然而，如傳統觀點所言，說國民黨政府是法西斯政權，恐怕也有言過其實之處。畢竟國民黨政府與德、意法西斯相比還存在距離。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ｍan Jr.)曾指出，德、意法西斯政權擅長動員群眾，而國民黨顯然並不具備這種能力[34 ](p428)。對內獨裁、對外侵略是法西斯政權的基本特徵。王奇生認為國民黨“獨裁之心有餘、獨裁之力不足”，實為一"弱勢的獨裁政權” ［21]（P409） 。至於對外侵略，國民黨人也大概就止於如黃震遐在《黃人之血》中對幾百年前蒙古軍西征表示緬懷與惋惜的程度 ⑧ ；現實中，因應對日本侵略不力尚被國人批判為不抵抗的國民黨，何敢奢望對外侵略！引自《“借魂還屍”與“清黨”反共——也論20世紀30年代中國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編輯於 2019-10-17 1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