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網文《胡發云：無真相，無反思——關於文革的一次講座》，其中提到杜鈞福寫的《清查５·１６運動始末》，認為那是一篇非常有價值的文章。本人對“清查五一六”這件事的記憶和印像自始便是一片糊塗，因此後來在網上只要看到有關的議論就想讀一讀，想讀出個來龍去脈。讀了杜的文章，連類而及也看到其他人寫的回憶材料和評議，感到受教的同時，也有一點不同意。我同意的是胡發雲文中提說的原則：研究歷史必須首重完整的真相。

“清查五一六”最熱鬧的時候，我輩中學生大多數都已上山下鄉，不在原來單位（即學校）的兩派鬥爭中了，未被這一役卷進去，沒受過直接的觸動。我之所以對此運動自始不明，主要因為初不曾親身經歷和在場旁觀過。

從後來聽說的一切來看，說“清查五一六”是毛澤東找藉口着手修理革命造反的群眾組織，不錯。杜鈞福《清查５·１６運動始末》的一段說“到了1970年，在大多數地區，已不是兩派尖銳對立的局面了，而是軍宣隊、工宣隊的一統江山了”，也對。但接下去的“也不是兩派互揪了，而是軍宣隊利用保守派揪造反派了”，就不能說是概括了全局。

兩派，大多數是自以為革命“造反”其實在冒傻氣。比如，文革開始時的口號“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就是純粹無厘頭灑狗血。其一，毛主席等於中央（文革發動後他嘴裡冒出的“中央”二字從來沒指過別人）；其二，毛主席黨中央重權（重拳即軍隊）在手，什麼時候用得着你學生工人農民來保衛？實際上，到1970年，所謂“保守派”和“造反派”在上面領導眼中統屬傻逼群眾，同樣需要修理平服。出動修理的工具就是軍宣隊工宣隊。所以，說中央用軍、工宣隊整群眾組織，符合當時的形勢和局面。若說當時把持整人權力的是利用“保守派”對付“造反派”，則遠不能一概而論。

杜文中舉了當年許多單位運動中的例證，但就算它們都能證明軍、工宣隊是“利用保守派揪造反派了”，也不能用這個作結論去套一個突出的反例，那就是教育部在安徽鳳陽的五七幹校。從1969年到1972年初，這個幹校在安徽省軍區參謀長王克良統治下，對運動初期教育部及其附屬單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保”組織（在群眾中占多數）死整不放，把當時教育部“北京公社”的孫適中作為“五一六分子”關押批鬥致死，在孫自殺後還要給他戴上“現反”帽子。反過來，對自從運動開始一路緊跟中央文革而成為造反明星的組織“延安公社”（包括該派“結合”過去的老幹部）則一派優容，一路“護送”到他們順利恢復組織生活，又得以從幹校“畢業”分配回北京。這個情況在很多人的回憶文字裡都有反映（例見《文革軼聞——老蘿蔔徐非光》）。

結論從真相來，而不是相反。從某些定論出發去看歷史，就算一肚子沒學問如在下者也知道，是看不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