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的官本位和胡適的洋本位，是禍害中國的兩大精神毒瘤

  民國時期的兩個學者，孟森和胡適，都在中共國時期分別受到官方和反對派的高度追捧，這一正一反的兩種追捧，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對比：

  孟森，是民國時期的一個平庸歷史學者，接踵魯迅，死於1937年，但他死後和魯迅一樣倍受中共推捧，在“改開”之後被中共當局捧為最權威的清史專家；

  胡適，是民國時期的一個學貫中西的、才華橫溢的人文學者，死於1961年，一直以來是中國大陸和台灣反對派的旗幟，是胡平的偶像，是自由派中國公知和異議人士的最高精神導師。

  其實這兩人是迄今為止禍害中國的兩大精神毒瘤。

  孟森的精神毒瘤，是“官本位”的毒瘤，他的治史方法，就是以官方檔案為最權威證據的治史方法：某件事，如果官方檔案沒有記載，並且民間也沒有“充分”的記載，就證明某件事不存在。

  這顯然是一種連正常人的思維能力都沒有的腦殘治史方法，因為使用這種方法的孟某，全然不考慮統治者對官方檔案的篡改、銷毀，以及文字獄對民間記載的扼殺和扭曲。

  依照孟森腦殘思維方式，找不到官方記載的孝莊下嫁、順治出家、雍正篡位、雍正遇刺、嘉慶雷斃、同治梅毒、光緒毒斃等等傳聞，都是絕對不存在的！滿清果然是“偉光正”。

  這種官本位的腦殘治史方法，就是中共特別推崇孟森的根本原因；因為這種治史的方法，對中共自我洗白非常有利，只要篡改歷史、銷毀檔案、鉗制言論的功夫到位，就足以自我營造出“偉光正”的形象，因為只要找不到官方的檔案和“充足”的民間記載，一切罪行和醜行，都是不存在的嘛！

  因此，這種官本位的腦殘治史方法產生的史學，自然是毫無價值的偽學，如奉孟森為最高權威的央視百家講壇，就是偽學講壇；以孟森為指導的閻崇年、易中天之流，就是偽學者的典型。

  對於異議人士來說，孟森的荒謬容易明白，而胡適的流毒實難領悟，因為胡適頭上有太多金燦燦的西洋光環，留美哲學博士胡適，光是名譽博士頭銜，就有36個之多！怎麼，美國不是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化身嗎？

  孟森以“疑罪從無”的無罪推定，對專制政權進行形象化妝式的“考據”，胡適則抱定“中不如西”的先入之見，鼓吹“全盤西化”，1929年率先提出“全盤西化”的胡適，就是中國“全盤西化”派的祖師爺，胡適就是《河殤》的教父。

  1947年，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在北大的開學典禮上說：“美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

  胡適又說：“我認為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份。一個文明（指中華文明）容忍象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說？”（《胡適演講集》卷六）。

  以上可見胡適對中華文明的全盤否定態度，他所謂的進步，就是要以美國文明（西方文明）來取代中華文明，這無疑是文化滅絕主義的態度。

  且不說胡適以當時美國在物質成就和制度上對中國的暫時領先，來全否漢文明，邏輯上相當的荒謬（漢唐宋時期中國的制度和物質成就，也曾領先於歐洲），胡適指控中華文明容忍婦女纏足陋習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也是有違事實的：

  蘇東坡和好些文人都對纏足陋習進行過批判，太平天國和康有為一夥更是實施了反纏足的社會實踐。

  而對於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婦女同樣慘無人道的“束腰”（追求楊柳細腰）陋習，胡適則選擇性失明，這顯然是雙重標準。

  其實這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身的優點，也有自身的劣根性，盎格魯撒克遜當然不會例外，區別只在於優點和劣根性的相對多寡，象胡適、魯迅之流那樣用顯微鏡去觀察漢族的劣根性，同時卻對他族——尤其是西方民族的劣根性茫然無察，或者選擇性失明，以這種雙重標準，必然會淪為逆向種族主義的洋奴和“支黑”類。

   胡適的“洋本位”，就是全盤否定中華文明，盲目膜拜西方的洋奴本位。

 以這種“洋本位”做學問、思考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必然會蠻橫無視中國社會自身的特點，而生搬硬套杜威試驗主義等西方的一家之哲學；胡適創立的“新紅學”，就是這種生搬硬套的典型：

  胡適從“洋本位”出發，全然無視滿清文字獄的嚴酷環境中，《紅樓夢》作者對自己身份的諱莫如深，而大量地使用隱語的特點，全盤否定以蔡元培、陳寅恪為代表的詩證方法和字謎寓意（舊紅學派），舍易就難地用西方的考據方法，去直接考證“曹雪芹”其人，而完全不考慮“曹雪芹”只是一個筆名的可能性。

  胡適僅憑乾隆時期文人袁枚的《隨園詩話》卷十六中“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的孤證，就認定：《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是江寧織造曹寅的兒子。

  但袁枚並非曹家的朋友，袁枚如何能確證“曹雪芹”就是曹寅之子？為什麼除袁枚外，清初沒有其他人有這種說法？

  胡適的這種考證，連他的學生顧頡剛（後來成為歷史學家）都質疑，顧頡剛寫信告訴胡適：《八旗氏族通譜》中關於曹寅家族的記載，曹寅的子孫，無論名、字、號，都沒有一個叫“雪芹”的人。

  胡適覽信後急忙改弦易轍，把“曹雪芹”由曹寅的兒子，改成曹寅的孫子。至於曹寅的孫輩中為什麼也沒有一個叫“雪芹”、或字“雪芹”、或號“雪芹”的人？胡適就開始閃爍其詞，硬說顧頡剛看到的這本《八旗氏族通譜》記載有誤，自己曾看到另一本《八旗氏族通譜》，上面記載“曹雪芹”就是曹寅孫子，這一本才是真本。但是，這本所謂記載“曹雪芹”就是曹寅孫子的“真本”，胡適至死都拿不出來。顯然，胡適有重大的學術造假嫌疑。

  而對於曹寅子、孫並無創作紅樓夢的條件的種種情況，胡適統統選擇性失明：

  眾所周知，《紅樓夢》藝術成就空前絕後，作者既然有如此高超的藝術造詣，不可能沒有創作別的文學左品，但曹寅及其子、孫並無高水平的作品留存於世；

  《紅樓夢》一書中有大量的江蘇如皋方言，口操京腔、居住於南京“滿城”當中的曹寅家族是怎麼精通這種蘇南方言的？更何況曹寅的子孫後遷居到了北京；

  《紅樓夢》細緻入微的描寫，反映出作者對晚明時期蘇南的習俗、美食、服飾見微知著，浸染深深，如果不是晚明時期的過來人，很難有如此細緻的描寫，那麼並無晚明經歷，完全生長於康熙、乾隆年間的滿清漢軍旗人曹寅家族，何以能寫出如此細緻的晚明風物？

  再則，滿清文字獄暴政長達150年，但在乾隆死後大幅退潮，為什麼滿清文字獄退潮之後，曹寅家族後人也從來沒有曹寅子、孫創作《紅樓夢》的說法？

  。。。。。。

  對於這些疑點，胡適一概迴避，只是專注於在曹寅家族的庭院內發掘“曹雪芹”的證據，但近百年過去，胡適開創的“新紅學”派卻在曹家的大院內找不到能夠證明“曹雪芹”就是曹寅子、孫的任何證據，一籌莫展，恰成對比的是，在胡適生前極力反對的“舊紅學”派的不懈努力下，晚明四大才子、江蘇如皋人冒辟疆創作《紅樓夢》的證據，卻一點點地浮出水面，以致於另一位“新紅學派”的元老俞平伯，晚年哀嘆：“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的當了！”

  胡適抱着“洋本位”的態度，生搬硬套西方人的考據方法，無視中國社會中不同於西方的一切特殊性，自然把他自己創立的“新紅學”帶入了死胡同。

  為了自圓其說、更為了面子，孟森對不利於己的證據選擇性失明，胡適則涉嫌學術作假，他們都走到了客觀公正的對立面。胡適一貫鼓吹“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他自己做的卻是“大膽假設，偏見求證”，甚至作假求證。

  隨着中共和滿清專制罪惡的不斷暴露，孟森的“官本位”日益臭名昭著，但是胡適的“洋本位”仍有很大的市場和迷惑性，如果中國的政治精英人士繼續看不到胡適“洋本位”的危害，中國的去共轉型，將如胡適的“新紅學”一樣，被帶進死水溝里。

曾節明 2023.3.8 覆雪清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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