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前言：由於這四十多年來，隨着時間和歷史進程的推移，實踐檢驗真理的無數事實，已經一再印證了當年毛澤東所發動的那場從文化思想意識領域上的政治“反圍剿”性質的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完全瑕不掩瑜（因為，毛生前自己評論為“三七開”）性質的英明正確而及時。故而，今天凡屬仍盲目否“文革”、誣衊“文革”而反毛之流的鄧右黨偽共集團御用寫手，必然就只能靠顛倒黑白着掩蓋歷史真相、或斷章取義歷史真相，抑或偽造、篡改歷史真相，以信息不對稱的障眼法，來歪曲事實着誤導後人之視聽。就猶如，鄧右胡亂邦偽共集團篡政奪權之後，便人為地弄虛作假地篡改歷史，來為劉少奇平反翻案那樣，純屬另一番政治“地溝油”式制假販假、坑蒙拐騙。其根本的政治圖謀就是：唯有為劉少奇做弄虛作假的“平反翻案”，方可擺脫自己歷史上曾經脫不了干係罪責史。否則，自己就無法漂白自己歷史曾經不少政治污點的事實；就無法名正言順地貪功諉過或栽贓嫁禍而為自己的歷史樹碑立傳。所以，他們就必然要那政治上印證“文革”之非但合法合規性，且還完全正確性的劉少奇案，翻出來，另起爐灶性做假話謊言、篡改歷史之弄虛作假地為其所謂“平反翻案”；就要強權政治地捆綁其整個黨國中央的官媒，硬性強詞奪理偽造所謂：劉案“冤屈”、“被迫害”等等......
然而，問題是，假的，畢竟是假的，永遠也“真”不了。真的，始終就是真的，永遠也“假”不了。而黨史真相記載之不斷被陸續披露，卻恰恰不斷地反過來打臉了他們自己那些自毀政治道德公信力的胡說八道。凡事都是這樣：量變必然引起質變。故而印證：物極必反。所以，假話謊言說得太多了，就必然邏輯漏洞百出，而始終無法自圓其說。也就只能做賊心虛地惱羞成怒、抑或不斷惡性循環着自毀政治行業道德公信力式，重複着假話謊言的狡辯。枉費心機着試欲能達至，拆西牆補東牆的效果........
所以，他們就必然處處花錢消災式地以“不爭論”或“中央定論”等之類手法，將這類披露歷史真相的官方史載帖子，給“和諧”刪除掉。在此不妨再來轉帖一篇披露劉少奇病逝之前的一些史實真相，原文如下：
《他去世前真相曝光，莫要再以訛傳訛》
從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門診部的醫務人員和全國知名的各科專家，為劉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療護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搶救工作，多次把他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
1967年1月，我從下鄉醫療隊回到北京醫院總值班室上班。當時醫院雖然混亂，但對劉少奇看病的問題，周總理和中央辦公廳曾給北京醫院下達一條原則：劉少奇需要看病時，經他的警衛人員與北京醫院總值班室聯系，由醫院的醫生、護士出診；藥品還是從保健藥房（文革中編入中央警衛團後勤部）發給。據劉少奇病歷記載，北京醫院曾有四位醫生到他家出診過，為解決疑難問題也曾在他家多次組織過會診。
1968年2月，奉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命令，我被調回中南海並編入部隊，任新成立的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中南海門診部（現警衛局保健處前身）兩名負責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後，根據上級指示我們從北京醫院接過劉少奇的醫療任務和病歷。領導給我們的指示是：“劉少奇如果生病，叫你們去看病，你們就去，還要認真給他治病。”
當時，我們先指派助理軍醫李留壯和護士馬小先負責平時到劉少奇家的巡診工作，門診部的其他醫生、護士也到他家出診。醫護每次出診都做認真的檢查、治療並詳細記錄於病歷。
那時，劉少奇的活動範圍僅限於庭院和室內，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他原來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他情緒很低落，食慾下降，血壓很高，糖尿病加重，身體消瘦，體力大為減弱。
1968年4月，劉少奇開始語言減少，有時糊塗，尿失禁，手抖，步子變小（碎步）。為了查明病因，我們即請北京醫院神經內科王新德主任會診，王主任雖未肯定腦部有局灶性病變，但肯定是腦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態。這段時間，劉少奇還是照常下地活動，在衛士或護士的攙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臥床不起時為止。
在這期間，我們不但經常去給他看病，還對他的生活照顧及時提出指導意見：1968年5月3日，發現給劉少奇做飯的師傅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進行了隔離治療，另換一名師傅；同時把他的廚房、餐廳、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護他的健康。
6月18日，針對他血壓增高，血糖波動等問題組織了會診，調整了治療藥物；因膽固醇攝入過高對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個雞蛋進行了調整，改為每天兩個；並提出肉類和蔬菜要適當搭配，少吃些豬肉，多吃些牛羊肉、豆製品、蔬菜等。採購人員和廚師都很配合，都認真做到了。
一、搶救劉少奇——在工作中，我們雖然不能像以往那樣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們確實嚴格按照醫患之間的關係來處理他的健康和醫療問題，沒有任何輕視和懈怠。當時，劉少奇身體已經相當虛弱，免疫力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涼感冒，雖是小病，但療效卻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漸重，7月9日發燒、咳嗽加重，肺部羅音增多，我們看後初步診斷為肺炎。當時即派護士馬小先住在他家進行護理。門診部醫生會診研究了治療措施，並當即將病情上報。
當時,毛主席、周總理都明確指示說：“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根據這一指示，我們即請北京、上海的知名專家會診，並請陶桓樂、黃宛兩教授和中南海門診部醫生董長城和我住在劉少奇家。因沒有足夠的床鋪，顧英奇和董長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鋪。同時安排四名護士參加護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組成醫療組。
當時，是汪東興向我傳達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在劉少奇病重時，周總理派他的保健醫生卞志強（也是中南海門診部負責人之一）幾乎每天都來了解情況，指示：要盡力救治。
二、七次從兇險的肺炎中把他搶救回來——經X線胸片及痰培養證實，他患的是“肺炎桿菌性肺炎”。肺炎桿菌毒力較強，耐藥，較難控制，這是一種十分兇險的疾病，對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劉少奇病勢漸沉重，高燒不退，神志不清，譫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氣道的危險。專家會診提出，必要時需要做氣管切開。這需要先請示得到批准，以便關鍵時刻立即施行。報告後，很快汪東興即傳達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醫生的決定。”我們當即請耳鼻喉科、麻醉科專家（負責呼吸管理）住到劉少奇家，準備需要時及時做氣管切開手術。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劉少奇的意識沒有恢復。他雖然也是夜裡睡覺，白天醒來，睜着眼睛，頭左右轉動，但沒有思維活動，不能說話，認知力喪失，熟人也不認識（醫學上叫醒覺昏迷）。從此一直臥床不起，吃飯靠護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護士照顧。
由於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覆發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這期間曾多次出現病危，均經搶救、治療得以轉危為安。
三、腦軟化日益嚴重，意識一直沒有恢復——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進食，頭向左轉、眼向左凝視，診斷為腦供血不足，為腦幹有瀰漫性小軟化灶所致。10月11日開始鼻飼，由於炊事員與醫護人員的密切配合，使每日總熱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劉少奇到1969年，雖然意識、認知力、語言、記憶功能喪失，但體重增加，面色紅潤，枕部的頭髮變黑；雖然生活不能自理，長期臥床，大小便失禁，但沒有發生過褥瘡，這都是由於護士按護理規程，按時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潔才得到這樣好的結果。
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們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劉少奇雖然已經不能認人和說話，但他頭部自由轉動，眼睛明亮，注視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淨，床單雪白，器物整齊。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間，請專家會診共40次，僅1968年7月會診即達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時一日會診3次。參加會診的專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吳潔、陶桓樂、王叔咸、李邦琦、黃宛、王新德、薛善一、吳家瑞、姜世傑等教授專家。中南海門診部參加醫療工作的有：卞志強、董長城、張林、牛福康、李留壯、馬小先。參加特護的有：北京醫院的曹兵（瑞英）、紀秀雲，警衛團的韓世泉（男）、三○一醫院的董潔秋、卿喜珍等。
為劉少奇治療所用的藥品，都是由保健藥房供應的。絕大部分為進口藥，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當時國內臨床醫院所沒有的。如果沒有這些抗生素，是無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從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醫護人員天天守護在劉少奇床邊，從未發生過差錯。至於嚴重的精神創傷，免疫力低下，肺炎反覆發作，腦組織軟化，意識嚴重障礙等病情發展，實非當時以至目前醫療技術所能挽回的。
1969年10月，中蘇關糸惡化,上級指示要把劉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門診部派董長城醫生和曹兵、紀秀雲兩位置護士攜帶醫療搶救用品一直護送到洛陽，並向當地接班醫生做了詳細交班。劉少奇是做為領導人同朱德，董必武等人一起疏散的。病中的劉少奇由醫護人員護送到了開封。並留守了一段時間，才移交到當地醫護人員手中。劉少奇一直在一處舊銀行內，得到精心治療。劉少奇在北京時已經腦萎縮。根本無法治癒。
“迫害致死”四個字，掩蓋了一切真相。歷史就是歷史，篡改的終究只能蒙蔽人們一時，卻不能蒙蔽一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