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洲:《我願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

劉亞洲真的快要殉道了......

又應驗了那句老話:"土匪窩中可能有好人嗎??""假扮黑白臉，一起騙很大"

中共一條路走到黑

中華文明、文化、體制，就是一個逆淘汰的國家，.....

難怪日本人感嘆:

"古中華文明自厓山斷絕，世上已無中華文化，只存支那"

日本是東亞存留中華傳統古風最盛的國家，.....

其次，台灣、南韓

中共國只剩下嘴砲、口頭上的中華、中國了......

毫無古中國在亞洲獨領風騷的正面意義及優越感

中華文化的口號是延續下來了，....

可是中華文明的墜落，讓人羞恥臉紅、不敢面對真相、謊言吹牛...

可嘆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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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萬維網博主謝盛友文章:

“紅二代的黑五類”劉亞洲

https://blog.creaders.net/u/4781/202304/460002.html

內容簡述如下:

........劉亞洲在2021年突然傳出失蹤消息，直至2023年3月24日，香港傳媒《明報》指劉亞洲因涉及嚴重貪腐案，可能會被當局重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刑罰。據《明報》報導，劉亞洲被指涉嫌以基金會、協會等名義聚斂巨額財富，犯下嚴重貪腐案，可能將被當局重判“死刑緩期2年執行”（死緩）刑罰。報導指劉亞洲恐在獄中度過殘年。《明報》又引述消息人士稱，劉的妻子、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兒李小林“平安，不受影響”。中國的“紅色文化網”連續刊登署名“賀蘭峰”的文章，批評劉亞洲鼓吹西方文明的“人道、人權、人性、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觀，是一個典型的野心家和陰謀家。2023年4月13日，據星島日報報道，中央軍委紀委已在2023年春節前後完成了對劉亞洲的調查，劉亞洲已被雙開，同時也被移交軍隊司法系統處理。同時中國軍方在2023年2月底下發通知，要求在3月份清除“劉亞洲有害信息”，並要求各單位以自查的方式，對照《涉劉信息資料統計表》，清除涉及劉亞洲的圖書、報紙、期刊、文章、題字、講稿等。.........

他在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期間經常撰文議論時政，在知識界獲得了一定影響，被認為是黨內的開明派。 2010年劉亞洲接受《鳳凰周刊》專訪時，甚至表示“十年之內，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將不可避免地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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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聽了都抓狂的敏感詞：為何喊「支那」是侮辱，喊「China」就沒關係？(ZT)

言中最難掌握的就是「語感」，因為解釋不到，純粹感覺。最近香港熱論的一字，應該屬「支那」莫屬。約略搜集了一些資料，在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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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支那」這個字，其實在日本人語感中是傾向中性的，例如有很多地理稱呼：「東シナ海（東支那海）」、「インドシナ半島（印度支那半島）」，還有食物：「支那竹（メンマ）」「支那そば（中華そば ラーメン）」，依然保留「支那」。由其語源來說，中國史上第一個統一帝國是「秦」（「チン」　Ch’in　前221-207），這「Ch’in」的發音經印度變成梵語的「チーナ」（Cina）、「ティン」（Thin），再轉到歐洲，變成法文的「シーヌ」（Chine）和英文的「チャイナ」（China）。

「支那」的變遷：

チン Ch’in(秦)┬ティン Thin(梵語)
                       └チナ Cina(梵語)┬支那・脂那(中國)─支那(日本)
                                                      └シーヌ Chine(法文)─チャイナ China(英文)

（「支那」的變遷一圖出自「日本人が中國を「支那」と呼んでどこが悪い!? （1998.3.5）」）

而日本在戰前為何一直稱呼中國為「支那」呢？原來梵語的「チーナ」（Cina）經印度的佛經再逆輸入到中國。這解釋了為何舊時中國也會以「支那」、「脂那」二詞來稱呼中國。日本江戸前中期的儒學者、政治家新井白石（あらい はくせき）及其他蘭學者（らんがくしゃ，即是精通荷蘭文、西學的學者）首先帶起使用。

可見日本由江戶中期至戰敗為止，一直稱呼中國為「支那」其實是純粹的語言發展，跟隨梵語、中國自身的稱呼而稱呼而已。再往上推，如果「支那」本來是一個含侮蔑的稱呼，那英文和法文的China和Chine也是貶義嗎？沒有，中國人對China和Chine反而沒有侮蔑的感覺，否則國名也不會定為「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了。

語源明明一樣，為何只有日本的「支那」會變成貶義呢？中國人對「支那」這個字詞由中性變成反感，明顯是後天的歷史因素造成，不能抽離忽視不看。

早在昭和5年（1930年）10月31日的內閣議決，提出議案「支那國號ノ呼稱ニ関スル件」（約略中譯：關於支那國號的稱呼議案），內文說「然ルニ右支那ナル呼稱ハ當初ヨリ同國側ノ好マサリシ所ニシテ殊ニ最近同國官民ノ之ニ対シ不満ヲ表示スルモノ多キヲ加ヘタル観アリ」（約略中譯：「支那」這稱呼在該國一開始已經不是首選的名稱。最近該國官民都表現對此名稱不滿，而且似乎越來越多。）

後來日本侵華，與中華民國交惡，日本不再稱呼對方作「中華民國」而是繼續使用「支那」一名。自侵略開始、侵華戰爭過程中日本一直以「支那」稱呼中國，這點連中國的平民都知道，所以「支那」一字由那時開始增添了「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色彩，令中國人對「支那」一字產生極厭惡的感覺。

日本戰敗之後，昭和21年（1946年）6月，內閣再次提出「支那ノ呼稱ヲ避ケルコトニ関スル件」議案（約略中譯：關於避免「支那」一稱呼的議案）。6月6日，當時的外務省事務次官岡崎勝男把此議決議案寄到日本各新聞社，由日本的新聞開始不使用「支那」一字來稱呼中國。

自此日本人也避免使用「支那」一字，一來是日常新聞已接觸不到此名稱，二來是日本是一個講究「禮」的國家（就算是表面上有禮都好）。既然對方反感，而且名從主人，中國喜歡被稱為「中國」的話，就不會用「支那」、既尊重人也免卻很多被投訴歧視的麻煩。

當然如果你問我，在靖國神社外聽見那些右翼分子不停大喊「支那」有什麼感覺，我是反感的。正如上面說過，任憑「支那」的語源是如何清白，歷史卻賦予了這個名目不能磨滅的貶義、侮蔑的語感了。

上面所說的全屬日文、中文、漢字下的語感發展，我不否認「支那」在中日文均有貶義。可是新晉議員如果選擇以英文宣誓，有心人以日文和中文的尺度去抽秤就顯然是用錯尺。當然我是議員的話，會大方承認說：「對，我讀成Chi-na，有什麼問題？在英文這個字這個發音這個拼法，有問題嗎？」而不是左閃右避說這是鴨脷洲口音。

再糾纏於「支那」一詞也是浪費時間，玻璃心的終歸玻璃心、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不如不要浪費時間、不要再像小學生捉字蝨，爽爽快快正正經經宣誓，正式成為議員之後，再光明正大、激進地抗爭吧。

補充：小女子不才，文章刊登後經大學時的恩師提點，說了一個我忽略了的觀點。中國語言學家鄭張尚芳先生（是男的！不要誤會！）認為China是「晉」的音轉而非「秦」。理據是「晉」的上古音 /*tsin/ 是清音（同Chin），而「秦」/*dzin/ 是濁音；又晉國早於秦國崛起。秦在上古漢語中為濁音，近代才轉變為清音。可是以「秦」為語源的說法已十分普及，而我在搜集資料時只看日文資料，卻忽視了中國語言學的觀點，所以有此遺漏，實在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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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大型組織里往往是逆淘汰，劣幣驅逐良幣？(ZT)

為什麼大型組織里往往是逆淘汰，劣幣驅逐良幣 最有能力，最想幹事情的人往往主動或被動選擇放棄

作者：最愛歷史

鏈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9802407/answer/479349168

來源：知乎

著作權歸作者所有。商業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得授權，非商業轉載請註明出處。

逆淘汰，是一個殘酷的概念，但它所折射的歷史真實，更加殘酷。官場上，小人淘汰君子、庸才淘汰天才、狗熊淘汰英雄，這樣的逆淘汰進程，歷朝歷代都少不了。可以說，中國歷史整個呈波浪形態發展，其間，逆淘汰與正淘汰輪番成為決定社會走向的主要力量。當逆淘汰成為一個朝代選人用人的根本狀態時，小人當道，君子遠走，或遭迫害，或遭放逐，這個朝代就跌入發展的谷底；反之，當正淘汰的原則順利運轉時，君子、小人各歸其位，一個朝代就會迎來上升期。逆淘汰—正淘汰交替的規律，從先秦開始，就成為中國歷史的一條隱線。與之對應的明線，則是朝代的興衰與更替。不過，大概從明英宗正統年間（1436—1449）開始，逆淘汰幾乎單方面主宰了此後歷史的發展，一直到清代滅亡（1911），從未退出歷史舞台。這將近500年的時間，簡直就是精英人才的至暗時期，逆淘汰獨霸中國的倒退時期。

1明英宗統治時期，為什麼是中國人才逆淘汰五百年的開端？

這裡面有兩個原因：宦官專權和廷杖泛濫——逆淘汰的兩根導火索，均從此時埋下。先說第一個。明朝第一代專權宦官王振，此時出場。這個落第秀才出身、為求發達自閹入宮的太監，史書稱他“狡黠”，善於伺察人意，一開始在東宮服侍皇太子（即後來的明英宗），即獲得皇權的青睞。1435年，明宣宗去世後，9歲的英宗繼位，王振成為宦官中權力最大的司禮太監。不過，此時朝中有張太后垂簾聽政，有三楊（楊榮、楊士奇、楊溥）忠心輔政，王振還掀不起什麼大浪。相反，他必須把自己偽裝成正淘汰原則的信奉者，才能立得住腳。一次，小英宗和幾個太監在宮內擊球玩耍，被王振看見了。第二天，王振故意當着三楊的面，跪勸英宗說：“先皇帝為了球子，差點誤了天下，陛下今天復踵其好，是想把國家社稷引到哪裡去呢？”三楊為王振的責任心而感動。實際上，王振在暗中開始抓權。等到三楊病死的病死，辭職的辭職，王振已經羽翼豐滿，本性暴露。朝中選人用人，全憑王振一句話。誰若順從和巴結他，誰就立刻得到提拔；誰若違背或抵抗他，誰就立即受到貶黜。一個叫王佑的工部郎中，很會阿諛奉承。一天，王振問王佑：“你為什麼沒有鬍子？”王佑回答：“老爺您沒有鬍子，兒子我怎麼敢有？”王振一聽很高興，立馬給王佑升官，提拔為工部侍郎。想要升官發財的人，如法炮製，溜須拍馬，送錢賄賂。當朝中充斥小人之時，正人君子就都靠邊站。王振形成了自己的集團勢力。王振的“巔峰之作”，是慫恿英宗御駕親征瓦剌。太監干政，直到左右皇權，莫此為甚。這次親征，英宗被俘，王振喪命。壞人集團貌似戛然而止，實際上“陰魂不散”。王振之後，明朝大太監代有人出，從汪直到魏忠賢，一個比一個膽肥，難怪明朝被稱為“最大的太監帝國”。

2太監弄權的土壤，正是從明英宗時期培育起來的。據說，明太祖嚴禁太監干政的祖訓鐵牌，就是王振當權後摘下丟掉的。組織打贏北京保衛戰的救時英雄于謙，最早嘗到了這一撥逆淘汰的惡果——心懷社稷的忠臣，下場永遠不如滿腹諂媚的變色龍。明英宗復辟後，殺掉了于謙，同時為王振樹碑立像，整個帝國的價值觀完全顛覆。價值觀顛倒之後，人才的逆向淘汰變本加厲。中晚明，政治、文化上天才輩出，最愛君之前就寫過不少，但是這些人才，沒有一個過得順當，一個個都經過百死千難。論原因，不是他們狂傲不羈什麼的，而是已經被異化的政治環境，接納不了他們。由太監、寵臣、權相把持的政治生態，導致清廉的不如腐敗的，親民的不如霸道的，琢磨事的不如琢磨人的，不站隊的不如站對隊的。一個人只要心中有道德戒律，他就適應不了這種環境，要麼被淘汰出局，要麼只好主動放逐自己。舉兩個對應的例子，都是最愛君之前寫過的，這裡就簡單過一下：一個是被逆淘汰的海瑞。海瑞事實上是嘉靖時期一名改革闖將，無論反腐敗，挑戰官場潛規則，還是治理地方，實施經濟改革，都有一手。但就是這樣一名干將，在官場沉浮數十年，被冷藏的時間過半，最後還落得一個迂腐的罵名，為什麼？因為他清廉，不站隊，不與大隊伍同流合污唄。就這麼簡單，沒有第二個原因。另一個是抵抗逆淘汰的張居正。張居正是個偉大的改革家，但是他之所以比同時期的海瑞偉大，恰恰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他作出了妥協，犧牲了原則，甚至拋棄了道德，從而換來了實施偉大事業的空間。比如，張居正為了上位，必須堅定地與大太監馮保結成同盟，必須耍手段擠走前任內閣首輔高拱。這些都是他對抗逆淘汰生態的妥協之策，沒辦法呀，你要麼改變自己，適應環境，要麼成全自己，遠離這個環境。張居正是一個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為了達到一個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要做事，做大事的人，在那樣的政治生態下，只能豁出去聲名，與狼共舞，直到自己也慢慢變成了狼。

3現在說說，明英宗時期開啟逆淘汰時代的第二個原因——廷杖。廷杖，顧名思義就是當庭杖打。當着文武百官的面，用棍子打屁股，讓被打的官員精神、肉體遭受雙重暴擊。廷杖是從何時“被發明”出來對付士大夫的？清人編的《明史》說是從明太祖開始，這不對。根據考證，廷杖最晚在東漢就出現了，只是有時叫做“鞭杖”，有時叫做“天杖”，還有的啥都不叫，直接就說“於殿廷打人”，夠直接夠粗暴。但必須承認，廷杖的運用在明朝達到了常規化、規模化、准制度化的狀態。當然，明朝對廷杖的運用程度也是分階段的，從明太祖到明宣宗時期，廷杖用得並不多，明英宗時期開始，這一處罰官員的手段才從“試用期”轉正，進入大規模實行階段，無論是執行次數、被杖責人數、殘酷程度，都前所未有。這一時期，伴隨王振專權，廷杖作為消除異己的手段，被他運用得很純熟。通過身體羞辱的形式，實施人才逆淘汰。朝廷的棍棒，一點點在改變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到了正德、嘉靖兩朝，廷杖尤其慘烈。規模最大的兩次都是上百名官員被集體廷杖，那真是血濺玉階，肉飛金殿。一次是在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皇帝要出遊被阻攔，一怒之下廷杖阻攔的大臣146人，一下子打死了11人。另一次是嘉靖三年（1524），嘉靖皇帝因為大禮議之爭，廷杖大臣134人，16人當場死於殿廷之上。整部《明史》中，光有名有姓被廷杖的官員就達157人，其中38人被杖死，比例接近1/4。可以想見，還有相當眾多的官員遭廷杖之刑，只是名字未被記載下來。

4廷杖泛濫的直接結果是，官員士大夫經此大辱，精氣神全無。回憶唐代，三公可與皇帝坐而論道。到宋代，雖然沒得平起平坐，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卻成為國家治理的共識。而這些對於士大夫的優遇，到了明代通通取消。不僅如此，明英宗之後，還動不動要公開被打屁股，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弔詭的事發生了——這羞辱人的懲罰發展到後面，極大扭曲了官員的精神世界，催生了一大批受虐狂，為的就是博取名氣和地位。因為觸怒聖顏而被廷杖的多是耿直之士，往往獲得輿論的同情，有辱斯文的廷杖便演變成一種榮譽性標誌。黃仁宇評價說：“有的人卻正好把這危險看成表現自己剛毅正直的大好機會，即使因此而犧牲，也可以博得捨生取義的美名而流芳百世。”萬曆五年（1577），內閣首輔張居正之父去世，以情以理，張居正都應離任回鄉服喪。結果，權勢如日中天的張居正不肯去位，導演了一場“奪情”。這時候，吳中行、趙用賢等五人，先後上書，請求皇帝讓張居正回鄉守喪。結果，五人遭到廷杖處罰。趙用賢是個大胖子，被打得血肉橫飛，他的家人把打飛的肉揀回來，製成臘肉，當作榮耀的紀念。可見士人的怪異追求，到了何等荒誕的程度。廷杖被受虐者的榮譽感玩壞了，連皇帝后來都想主動放棄廷杖之罰。萬曆皇帝曾對此十分鬱悶，你們啊，不就是想故意惹怒朕，讓朕廷杖你們，好成全你們的名聲嗎？朕偏偏不打你們，怎麼着吧！就是這麼硬生生讓國家治理從是非之爭變成了意氣之爭。明代中後期，朝堂上很多鬧得天大的事，其實都無關國家利益。這樣的王朝不垮掉，才怪。有明史專家指出，廷杖泛濫和異化之後，很多士大夫“以冷淡的和不夠關心的態度從事他們的職業”。士大夫們終於發現，所謂盡忠報國、內聖外王的建功立業理想不過是傻瓜的痴人說夢，只有獻媚、投機和相互傾軋，才是取得功名富貴的“成功之路”。官員士大夫或虛聲竊譽，或巧宦取容，或愛惡交攻，充斥官場的是赤裸裸的爭權奪利，明目張胆的結黨營私，毫不掩飾的溜須拍馬。崇禎皇帝臨自盡前，無奈地哀嘆：“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這，應該是明英宗時期以來人才逆淘汰最大的報應了。

5明亡之後，中國迎來異族統治者。我們以往習慣認為，明朝有一大批死忠，不惜以身殉國，激烈反抗清軍。事實上，按照傅山等反清復明一線人物的說法，降清的士大夫，占了絕大多數。剩下的死硬派，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傳統道德感的堅定踐行者，另一種是為了反抗清軍的殘忍屠殺政策。而這兩種人，在明末政壇，基本屬於外圍人物。也就是說，明末政壇的核心圈層，大多數都當了投降派、軟骨頭。這在意料之中，凡是有理想、有原則、有能力、有骨氣的“四有新人”，都在政治沖洗中早早被淘汰出局了。明朝的逆淘汰，為大清入關開路，堪稱“居功至偉”。到了康熙年間，清廷組織博學鴻儒特科之後，游離在新政權之外的漢人知識精英，幾乎被一網打盡，盡入彀中。與此同時，清朝把明代逆淘汰的兩大表徵——太監專權和廷杖處罰——都革掉了。有清一代，沒有出現一個獨攬大權的太監，也沒有出現一例廷杖官員的個案。這種種做法，是否說明清代，尤其是清初出現了人才正淘汰的良好趨勢呢？對不起，答案是否定的。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明英宗以來的500年間，人才逆淘汰未曾中斷過。清初大異明末的各種做法，本質上並未構建起人才正淘汰的政治生態，相反，一種更加成熟、更加深入骨髓的政治操縱術開始瀰漫整個帝國：招攬漢人知識精英，只是為了消除他們的抵抗，而不是尊重他們的氣節；徹底消除太監專權，說明了專制皇權的高度集中，而不是用人制度的完善；取消惡劣的廷杖，是因為清朝統治者找到了更加高效而萬惡的思想控制方法，而不是出於體恤士大夫的人格尊嚴。總而言之，在所謂的“康雍乾盛世”之下，統治者為了政權的穩定性，布下了兩張大網，比明朝更加變本加厲地施行人才逆淘汰：一是通過文字獄，摧毀任何自主思想，使天下士人唯唯諾諾；二是通過密折制度，鼓勵相互告密，形成全國性的思想監控網絡。這些手段，說白了都是糟蹋人的“藝術”。雍正時期，曾靜策動陝西總督造反，本應梟首示眾，但他坐了一年大牢後，竟然洗心革面回到湖南老家，痛哭流涕訴說皇上的恩德，成為了雍正思想的宣傳主力。江南才子錢名世，牽連進年羹堯案，不過，雍正沒在肉體上折磨他，而是親書“名教罪人”四個大字，讓他掛在家中大廳，還不時讓當地官員上門窺察，防止錢名世自行摘下來。緊接着，雍正讓朝中三四百名大臣集體寫詩罵錢名世，罵完了編成集子，要錢名世自己掏錢印發。明代的廷杖，以身體羞辱的方式，適得其反地激起了官員以受虐性的氣節相標榜；相比之下，清代統治者不動士大夫的屁股，也不大在肉體上折磨人，而是通過思想按摩和洗腦術，讓整治對象自慚形穢，又一臉真誠地扇自己的嘴巴，一邊扇，一邊還覺得很舒服。你說，哪一種是更惡劣的逆淘汰呢？我記得一句話：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力量，不是致力於剝奪人的財產，消滅人的肉體，而是致力於貶低人的尊嚴，摧毀人的信念，破壞人的親情。你不是喜歡讀書嗎？那麼，讓你“自覺”地燒掉自己的藏書。你不是熱衷於拿筆寫文章嗎？那麼，讓你那拿筆的手拿起掃帚掃廁所。你們不是互相關愛嗎？那麼，讓你們彼此成為仇人。清朝在這方面的政治駕馭術，堪稱爐火純青。整個“康雍乾盛世”，社會上遊走的，幾乎都是沒有靈魂的軀殼。這一次的人才逆淘汰，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可怕。以往是把獨立個性的人才淘汰出體制，這次直接讓獨立個性的人才，從世界上徹底消失。

6你發現沒有，清朝267年，朝廷官員在皇權面前都是服服帖帖的。他可以是清官廉吏，也可以是能臣酷吏，可以三朝不倒，也可以平安落地，但無論如何，他都必須保持與皇帝主體思想的一致性。這種官場逆淘汰，以思想格式化的形式進行。大家熟悉的劉墉，歷史上是個清官，但隨波逐流的事兒沒少干。一次，劉墉受到乾隆皇帝的召見，一隻虱子順着劉墉的衣領爬上去，一直爬到他的鬍鬚邊上。乾隆帝忍住笑，什麼也沒說，而劉墉還不知道這件事。等到劉墉散會回到府邸，僕人看見了虱子，請示是否要把虱子去掉。劉墉聽了，直搖頭：“這虱子一直待在我的鬍子上，皇帝已經見過了，有福分，千千萬萬捉不得。”劉墉對皇權的跪舔，由此可見一斑。而這件小事，也是清代整個用人環境的絕妙諷刺。誰管你是虱子還是老虎，能幹還是窩囊，只要被皇帝垂青，那就等着一步登天。嘉慶十八年（1813），天理教教首林清率領眾教徒，秘密潛入紫禁城，發動了暴動。但事實上，在暴動發生前，情報已被清廷上下多個部門偵知。然而，沒有一個官員上報，都生怕攬責。大家都在捂蓋子，坐等出事。反正只有皇帝是威武聖明的，我們什麼都不是。事發時，坐鎮京師的大學士曹振鏞手足無措，直到叛亂平定才鎮靜下來。後來，有人諷刺他“庸庸碌碌”，他自我解嘲說，那個時候的庸庸碌碌，也頗不容易啊。的確，那時候，朝中多的是曹振鏞這樣的高官。他是嘉道兩朝名臣，生前官居高位，死後備極哀榮。有門生曾問他為官秘訣，他說得坦坦蕩蕩：“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而已。”我們知道龔自珍寫過兩句詩：“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那時候，整個帝國官僚階層，都是一個模子出來的、沒有自主思想的庸官啊。官僚人才逆淘汰並未到此為止，最可怕的是，它還向體制之外延伸，往下一代灌輸。《增廣賢文》這類蒙學讀物在清代的流行，就是逆淘汰從娃娃抓起的典型。傳統的經典教人怎麼行善修身，而清代廣泛流行的蒙學讀物怎麼教小朋友？“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灌輸給下一代的東西，幾乎都是如此油膩的價值觀。可見，由政治滑坡引發的整體社會道德滑坡，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晚清面對西方侵略者的潰敗，現在看來，除了一直強調的武器裝備代差之外，人的因素恐怕影響更大。相當於兩個世界的人打起來，一個是有創造性、有自主性的人，另一個是無創造性、無自主性的人，誰輸誰贏，結局不是早就寫好了麼？同治七年七月（1868年9月），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數年後，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此時，他終於有機會第一次見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親王奕��以及文祥、寶鋆等高官，並在幾天之內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見。後來，曾國藩對人說，這些人皆非能擔當王朝中興重任之人。帝國最高層的人物，尚且如此，他們以下的人就更加庸碌無為。曾國藩不禁哀嘆清王朝的未來“甚可憂耳”。歷史學者雷頤指出，這種局面，正是一個衰朽政權用人制度逆淘汰的結果，但反過來，這種逆淘汰又會加速這個政權的衰敗。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戰爭前夕，一個年輕的醫生懷揣一篇長達八千多字的《上李傅相書》，請求面見當朝大紅人李鴻章。李鴻章聽聞來者情況，笑說，醫生也懂治國，真是笑話。遂不予接見。僅僅十多年後，這名被笑話的年輕醫生領導的體制外革命，終結了清王朝這個腐朽的龐然大物。而他，從一個被無視的醫生，變成了新政權的“國父”。想當年，在《上李傅相書》中，他提出，中國效仿西方三十餘年，仍無法與西方抗衡，首要原因在於——人未能盡其才。人才逆淘汰盛行近五百年，請問，人如何盡其才？要是能盡其才，你孫文也不至於被逆淘汰成為革命者，是吧？晚清最著名的“裱糊匠”李鴻章，一生風雨修破屋，誰曾料到，最後把一個人關在門外，這個人求進不得，卻招呼了一群人把屋子全拆了。這是偶然嗎？恐怕不是！

(以上均轉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