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算起，文革已過去四十七年了，經過了兩代人。由於當局的刻意淡化、掩飾甚至美化，文革十年的醜陋、血腥、殘暴和全體中國人經歷的悲慘，新生的兩代人已無從知道那些年發生什麼了，親歷甚至參與當時的重大事件者有的老邁故去，有的不願不敢不屑回憶講出過去，就使得當時的一些重大事件逐漸淡化，以至消失在時間的長河裡。

河南省葉縣的四·二四事件就是這類事件之一。

我是偶然從葉縣人民政府正式發布的《大事記（1949-2000）》中看到以下內容的：

1968年

春，葉縣兩大派群眾組織赴許昌談判聯合，歷時數十天未果。

3—4月兩派群眾組織武鬥激化，各持武器，並有打死人現象。

4月23日《河南日報》頭版以《徹底粉碎右傾翻案的反革命妖風，堅決打擊國民黨餘孽的反革命活動》為題，用整版篇幅報導葉縣挖出了一個以段永健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的消息，並配發社論題目為《徹底殲滅國民黨反動派的餘孽》。

4月24日奉劉建勛、王新命令，許昌地區革命委員會及許昌軍分區負責人率全副武裝的正規軍一個營的兵力和所屬各縣的武裝治安隊共約4000名武裝人員開進葉縣，進行所謂“剿匪”。葉縣治安隊乘坐汽車，駕着機槍到各公社抄家、打人、抓人、搶財物。“四·二四”冤案拉開序幕。

5月10日經河南省革命委員會批准，建立葉縣革命委員會，紀忠良任主任。

以此為線索，我又看到了一條官方史料。

許昌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共許昌歷史大事記》中的1968年葉縣四·二四事件：

4 月 24 日 全區出動武裝治安隊三、四千人，分乘 150輛汽車開進葉縣，圍剿所謂的"以段永健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有 53 人被誣陷為"現行反革命分子"， 179 人被定為"專政對象"，約 5 萬人被捆綁吊打，許多人被打死、打殘、打傷，成為全省有名的大血案、大慘案。 

葉縣距我當時所在的許昌市只有70公里，且行政區劃上歸許昌地區管轄，近在咫尺，我當時卻不知道葉縣發生了這麼大的一件事。

與全國許多其他省市，如湖南、四川、廣西等相比，文革期間河南的武鬥規模不大。河南武鬥分兩個階段，以1967年7月25日中央表態支持河南的造反派組織“二七公社”為界，之前是“二七公社”與被省軍區支持，以前省委副書記趙文甫為後台的河南“十大總部”派的纏鬥，期間鄭州、開封等城市都發生過大規模武鬥，雖然用的還只是“冷兵器”：棍棒、長矛等，卻已驚動了黨中央，中央召河南三派，包括表面騎牆，實際偏靠“十大總部”的“河造總”去北京談判，“河造總”的後台是前省委領導戴蘇里，“二七公社”奉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和候補書記紀登奎為自己的“革命幹部”。

幾番折衝，中央一錘定音，“二七公社”為革命組織，飛機在全省撒傳單，發布中央決定，二七派衝上街頭，歡呼勝利，“十大總部”和“河造總”頃刻土崩瓦解。這個過程並沒有出現“十大總部”的負隅頑抗和“二七公社”的“窮追猛打，雖然很多地方勝利的“二七派”將“十大總部”支持的領導幹部抓起來批鬥甚至暴打，也有“十大總部”的“壞頭頭”被“二七派”暴打的，但沒有“十大總部”有組織的反抗和武鬥，當時黨中央毛主席的話對厚道的河南人還是天語綸音，黨中央說什麼就聽什麼。

或許紅太陽毛主席認為“大亂達到了大治”，沒想到“二七”勝利之後，河南更亂了。那時本來就是各派組織林立，從1967年初河南省軍區介入地方文革，開始壓制有造反傾向的群眾組織，驅使被壓制者成立了跨地區的全省組織“二七公社”，各地被壓迫者統統匯聚在二七旗下。奮鬥到二七勝利，二七旗下的不同派系的認識差距、理念矛盾、甚至乾脆就是在權利分配上的爭搶就浮到了明面，新一輪的派性惡鬥開始，大小武鬥此起彼伏了。

許昌地區的二七派，主流是“許昌分社”，但差不多在二七勝利之前，一個名為“反覆辟”的二七派組織就打出了旗幟，和分社派分庭抗禮，分社派和反覆辟就在1967年10月13日和1968年5月13日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武鬥，這可不是7·25之前的棍棒長矛了，動用了機槍。

武鬥從冷兵器進化到真槍實彈，首先要歸功於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據維基百科的“文攻武衛”詞條，江青武漢“七·二零事件”發生的兩天后，在接見河南“二七公社”代表時提出文攻武衛口號，江青說：“當挑起武鬥的一小撮人在達成協議以後他們的武器還沒有收回的話，你們的武器不能放下。”遠在上海的徐景賢也在他的《最後回憶》裡提到了“文攻武衛”：

張春橋是陪同毛主席從武漢飛到上海的，他特地把江青接見河南二七公社負責人的詳細談話記錄用文件的形式批轉給我，同時告訴我，這個記錄可以散發。我就把江青的談話印成傳單，夾在《文匯報》、《解放日報》裡發行。我覺得當時中央的方針非常強調文攻武衛，支持造反派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動武。

對於當時的武鬥和毛的態度，徐景賢在他的回憶錄里還有很生動的描述。毛在上海期間，王洪文組織發起了向對立面組織“上柴聯司”的圍剿，八月四日，一千多輛滿載“工總司”武鬥隊伍的卡車向上柴廠進發，共調動了十幾萬人，戰鬥激烈，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師拍了影片。毛知悉了這次大武鬥後，當晚就驅車到了上海鬧市區，看到外灘邊武鬥的人員還沒散盡。張春橋馬上讓電視台播放該次武鬥影片，放了三次，毛看得饒有興味，直夸在雲梯上進攻的工人勇敢，並讓張春橋武裝“十萬工人”，組織就叫“文攻武衛”。

武漢七·二零是影響文革走向的大事件，據戚本禹的回憶錄，毛76年7月堅持要到武漢去，“對解決武漢問題，主席是有一個方案的。他是希望先做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的工作，讓武漢軍區從原來支持保守派的立場上轉變過來，然後通過他們再去做“百萬雄師”等群眾組織的工作。主席認為兩派應該聯合起來，而不是簡單地把“百萬雄師”扶上來或打下去。武漢地區的“三鋼”、“三新”雖然是最早批判湖北省委資反路線的造反派組織，但他們的力量比較小。所以主席是想以軍隊為主來搞兩派的大聯合，這個方案與年初解決上海一月革命的方案有所不同。”毛帶着謝富治王力到了武漢，總理自己也去了，18日總理根據他對武漢文革運動的了解，批評了武漢軍區，並總結了三條原則性的意見：

　　一、武漢軍區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公開檢討；

　　二、“三鋼”、“三新”等群眾組織是革命派，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他群眾組織；

　　三、“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起變化。

謹慎周到如周恩來，不知為什麼會持如此偏執、強烈支一派打一派的立場態度。謝富治王力與造反派組織見面，傳達了總理的這三條，一下子就捅了武漢的馬蜂窩，武漢軍區獨立師和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民眾衝進主席下榻的東湖，將王力謝富治一頓暴打，主席就在不遠處，嚇得倉皇上飛機逃到上海，破了自己為安全不乘飛機的戒。江青說“文攻武衛”，就是在此情況下期待造反派們拿起武器，打退後來被蔑稱為“百萬匪徒”的老保們吧。有分析家認為，毛從希望武漢的“兩派聯合”到一邊倒的支持造反派，並要將造反派武裝起來，打垮“保守派”，他目睹的武漢“百萬雄師”和支持保守派的軍隊聯手對王力的施暴是一個轉折點。河南省軍區屬武漢軍區管轄，當時的河南省軍區政委何運洪堅定不移支持保守派“十大總部”，對二七公社迫害打壓，甚至暴虐摧垮，與武漢的做法如出一轍。毛目睹“百萬雄師”的無法無天，也一定對何運洪之流必欲除之而後快吧。五天之後，總理宣布河南“二七公社”是革命組織，保守派土崩瓦解是毛這個轉折的立即的一個後果。此舉讓河南當時五千萬人的命運，從省級領導劉建勛紀登奎和趙文甫戴蘇里，到最底層的庶民百姓都發生了天上地下的變化，影響或許直到今天。

中央在1967年7月25日宣布河南二七公社是革命組織後沒幾天，造反派們就開始了熱兵器的裝備，有個朋友和我說，他有幸見證了在省里一個有名賓館的省軍區的發槍，一大箱子一大箱子各式各樣的手槍抬過來讓與會的全省各地造反派頭頭們從中挑拿，1949年後從鄉到縣到地區到省的各級幹部都配備槍支，還保留戰爭年代的習慣。槍支自然是五花八門的，文革已開始，要斗“走資派”，這些人的槍支都上交了，省軍區就拿出來武裝造反派，不知這是按照上邊的布置，林彪主持的軍委會給他們下指令嗎？還是他們按照自己對中央精神的理解，尤其由江青秉承毛的“革命部署”喊出的“文攻武衛”的自主行動，無論如何，一些人拿到了槍支，朋友說，拿槍時沒有登記，誰也不知道誰拿走了哪些槍。發槍的消息不脛而走，沒拿到槍的更多的“造反派”就去向軍區軍分區武裝部要槍去了，有人要到了但更多的沒要到，怎麼辦呢？去搶啊，許昌就發生了搶軍火庫事件。有篇回憶許昌文革的文章說的很詳細：

在（1967年）10月14日上午9點左右，還是在兩派武鬥僵持的時候，以張長生為首的“二七分社豫南七處大聯合”的“八一戰團”和許昌四中“八二一”的“紅衛兵”帶領了兩千多人，圍攻設在汽車站對面的許昌軍分區軍械庫準備“搶槍”。許昌軍分區守護軍械庫的戰士勸阻不住，只好緊閉大門。大約僵持到中午，“二七分社”的“造反派”們用一輛大卡車撞開了軍械庫大門，他們蜂擁而入，砸開了每個庫房的鐵鎖，把裡面存放的所有槍支彈藥洗劫一空。這樣他們還嫌搶來的槍支不夠，在10月下旬，又搶劫了位於許昌西面15公里的軍用機場的軍械庫，又搶來了幾卡車槍支彈藥。

我詢問了還健在的當事人，他們都說以上描述的太誇張了，但無論如何，時間（分社派和反覆辟武鬥還在進行時）、地點，搶槍的一方都準確無誤。就這樣，數量巨大的槍支流落到了社會上，由於武鬥和群眾組織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槍支會由分社進入反覆辟，就是分社一派的不同組織之間，也會互相偷竊搶奪槍支，由於這類的槍支爭奪，那時傳出來的死亡事件司空見慣。發出“文攻武衛”號令，鼓吹武鬥，向造反派發放槍支或默認他們搶奪到始作俑者，武鬥的冤魂在地獄裡該向他們索命。

葉縣應也是這類二七內分為兩派的模式。《葉縣大事記》說：“1967年11月，葉縣“二七”派組織內因對所支持的領導幹部認識不一，又分裂為兩大組織，爾後波及全縣，各公社亦紛紛建立對立的兩派群眾組織。”葉縣的二七正統派保紀忠良。紀是山東南下幹部，1965年由地監委副書記調任葉縣縣委第一書記，在當時許昌地區所轄十五個縣市的第一把手中能力手腕都是一流，葉縣反對派頭目是文革前縣完中領導段發展，文革前配備縣高中領導的級別都不低，正職應是副縣級的。到今天已無法考究段發展與紀忠良是否有個人恩怨，或只是文革中常見的不同派系間爭執纏鬥產生矛盾，運動進展使得仇怨一步步加深，但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是地委書記段永健。段發展是段永健的外甥，發展隨母親的姓。

段永健和段發展都是葉縣土著，段永健的革命資格甚老，我看到文革前任陝西省林業廳廳長的李子健發表在《河南黨史》上的題為《崢嶸歲月》文章里說，他做為中共中央交通局北方各省與中央交通聯絡工作的負責人，直接護送河南同志去瑞金中央參加“二蘇”大會，其中就有段永健，葉縣1929年在段永健的家鄉段莊成立了河南省的第一個農村黨支部，或許段永健在那時就參見革命了吧。“許昌大事記”上有不少與段永健有關的詞條：

1931年9月，中央軍委成員、省軍委負責人張振亞來許昌指導工作，準備在國民黨許昌某團搞兵變，到葉縣與地下黨員段永勝、陳繼堯、段語禪、王文卿、段永健等人取得聯繫，領導葉縣黨組織在摩天嶺、燕莊、常材一帶奪取地主豪紳的長短槍十餘支，擴大了武裝力量，並發動群眾在南山府君廟一 帶舉行武裝暴動。

1932年7月，河南省委遭叛徒出賣被破壞後，葉縣部分黨員名單被敵人掌握。石嘉雲、段鳳和、段永健、張萬順、蘭培傑、周川、崔鳳良、王恩占等8人遭敵人逮捕。

（文革時說段永健是“叛徒”，是否就是指這次被捕。）

1942年秋，來豫中傳達省委繼續撤退河南黨組織區以上幹部決定的徐耀三到葉縣，將在段莊支部堅持鬥爭的段永健等人撤退到延安。

1949年6 月，河南省總工會籌委會許昌辦事處成立，齊文儉兼工會辦事處主任，段永健任副主任。

1951年，地委決定建立城市工作委員會，由紀登奎、王雲清、馬金銘、王弼庭、段永健、鄭旭6人組成。

1956年1 月，中共許昌地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更名為中共許昌地方監察委員會，書記段永健。

從1956年起，段永健就任地監委書記，德高望重，正是合適人選，直到災難的1966年。

後來我從網上看到了段永健的哲嗣段永川回憶父親的文章，將亡父的革命經歷寫得系統完整，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赴瑞金參加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經歷過第五次反圍剿，1936年就任確山縣委書記，一生三次被捕，堅貞不屈。

段永健的“革命經歷”輝煌亮麗，不知為什麼，文革一起，許昌地區最先被打倒的就有他。那時或許根本沒有什麼道理好講，許昌地委第一書記趙天錫資格甚老，從1955年就任第一書記，也被一棒子打倒了，直到文革後期才在省里安排了一個廳級官位。由於文革那些年挨斗，身體心理飽受摧殘，早早就辭世了，痛哉悲哉。

但與段永健相比趙就算是非常幸運了。《中共許昌歷史大事記》上說：

1978年4月9日，地委副書記兼地監委書記段永健被造反派抓進葉縣監獄。葉縣 "四·二四慘案發生後，段永健被誣陷為"反革命集團的黑後台"在葉縣巡迴批鬥長達8個月，計 100多場 (次) ，遭受罰跪、捆綁、毒打、掛黑牌、戴高帽等人身摧殘。 1971 年 10 月 6 日，這位1927年參加革命，1928 年入黨的老黨員、老幹部含冤去世。 

我們已經無法在歷史迷霧中釐清，紀忠良與段永健是否有個人恩怨，他們曾在許昌地監委長期共事，也或者只是那個“階級鬥爭”年代的無情和血腥的殘忍，紀忠良和許昌當時的第一把手王延太要這樣把段永健這個老革命置之死地而後快。回憶我之前引的《葉縣大事記》的一段：1968年4月23日《河南日報》頭版以《徹底粉碎右傾翻案的反革命妖風，堅決打擊國民黨餘孽的反革命活動》為題，用整版篇幅報導葉縣挖出了一個以段永健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的消息，並配發社論題目為《徹底殲滅國民黨反動派的餘孽》。我不知道他們是用什麼事例給段永健這個老革命扣上“國民黨反動派餘孽”帽子的。

當時如果不是王延太紀忠良向河南省委上報“證據確鑿”的證據，《河南日報》如何會發這樣的文章和社論。文章和社論就是葉縣向段發展那一派鎮壓的發令槍，第二天一個營正規軍和4000名“武裝治安隊”就殺氣騰騰開進葉縣，駕着機槍挨村挨戶搜捕對立派群眾，關押毒打。正史沒說死了多少人，這符合對文革死人數“宜粗不宜細”的方略，死了就死了吧，草芥一般。

一個當事人向我回憶了他經歷的。他當時是許昌一個學校的學生造反派頭目，四月二十四日時正帶着一車學生在臨縣，接到許昌軍分區領導的一通電話，說葉縣發生了反革命暴亂，讓他趕快帶學生過去支援。他到葉縣後發現根本沒有什麼“暴亂”的模樣，在縣完中里看到被關押的遭拷打的民眾，他也見到了被關押起來的段發展，他說段發展一臉兇相。被關押、被拷打、自己一派的民眾被鎮壓、被虐殺，他目光中流露的是憤懣、仇恨、還有無奈吧。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投身文化大革命，他可能壓根兒就沒有想到自己會落得個如此下場吧。

不知是否由於葉縣鎮壓有功，紀忠良在文革中飛黃騰達，先當上地區革委會委員（只有兩個縣委書記當上地革委委員，紀是其中之一），後升任地委副書記，但在與第一把手王延太的爭權中失勢，被調離了許昌。

文革後葉縣四·二四事件自然做為要案被清查，還是“許昌歷史大事記”上說，

1979年3月28日，中共河南省委給策劃製造葉縣四·二四冤案的有關人員作了初步處理的批覆，批覆說，紀忠良等 7人是製造葉縣四·二四大冤案、大血案的策劃者、指揮者和主要參與者，罪行嚴重，民憤極大，決定撤銷紀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交群眾揭發批判，徹底查清他們的問題後再作處理。批覆還說，王廷太積極參與製造 四·二四大冤案，應作徹底交代，視其認識錯誤程度再作處理。同年 6月19日，省委決定撤銷王延太黨內外一切職務。

1981年1 月 21 日，許昌地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原地委副書記紀忠良案件。法院根據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0年。

葉縣事件的冤魂能夠瞑目了嗎？

當時河南主政者對葉縣慘案要負什麼責任和罪責呢？我在網上查到了一篇網名為“汝水清涼”的網友寫的“《劉建勛其人其事》的文章，引了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在粉碎四人幫後被中央審查時寫給中央的信里提到的“葉縣事件”：

所謂葉縣事件，是葉縣縣委第一書記紀忠良同志和該縣中學校長段發展的矛盾引起來的。段發展是地委常委段永健的外甥(他姓舅舅家的姓)，“文化革命”初期，段發展帶領一部分學生起來“造反”，發了一個告全縣父老書，開始是造縣委的反，這時他和紀忠良是對立的。後來不知什麼時候，他們又一致起來，都支持了二七公社，當時正是中央七二五表態以後，紀忠良同志被任命為縣革籌負責人，成立縣革委時，當了革委會主任。此時段發展成立了一個二七指揮部，自己當了頭頭。後來，他們倆又分裂了，段發展帶了部分人占領了中學，和縣革委對抗起來。

經過地革委多次調解無效，我們就想派部分部隊去支左，一方面可以維持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叫部隊去可能會解決的好些。我們根本沒有給他們什麼攻打據點的任務。這支部隊最後確定由駐平頂山的炮二師擔任，因為炮兵每個連的人數很少，所以就從中抽出相當於一個步兵連的人數去擔任這項任務。因為軍隊調動要報大軍區批准。此項任務是經過武漢軍區批准實施的。部隊一到葉縣，段發展就跑了，樹倒猢猻散，據點也就不存在了，根本沒有發生武鬥，幾天以後，段發展在某縣被群眾抓住送到省里，在省里關押不長時間就被釋放回去。以後葉縣的具體情況我就不清楚了。

紀登奎當時還在台上，批示說“劉建勛說得對”。

看，劉建勛說得輕飄飄的。他應該說清楚，他看到了許昌王延太紀忠良給他報了什麼材料，才讓河南日報發出《徹底殲滅國民黨反動派的餘孽》社論。當時河南各地都有打着“二七”旗號的兩派的爭鬥和武鬥，如許昌的10•13和4•13武鬥，劉建勛好像覺得段發展與紀忠良在葉縣纏鬥是很無足輕重的一件小事。

按劉建勛說的，葉縣沒武鬥，沒傷人死人，段發展抓了又放了，像吃過了早飯又吃了午飯那般，紀登奎還說他說得對，他們是在互相包庇，還是顢頇糊塗呢？活着時午夜夢回，他們能聽到葉縣的冤魂的嘶鳴和號叫嗎？

劉建勛壽不長，只活了七十歲，1982年年底，劉建勛留下遺囑，再次提及自己的評價問題：“我死之後，請雪峰、潤生、楊珏、魯笳、友九、惠如、登奎、辛初、子厚、陳蘭等幾位老朋友替我向組織上講一聲，向熟人、朋友們講一聲。如果有機會，請一定替我說句話，我決不是戴蘇理、趙文甫所說的那樣，我是一個為共產主義奮鬥了一生的共產黨員”。

人之將死，話說得很沉痛。說句公道話，劉建勛主政河南，尤其是政局詭逆難測的那十年，河南的事情做得不算差，劉建勛也確實一生辛苦，但他還是應該反思一下自己治下的葉縣和屈死的冤魂吧。

2023年4月17日，北美鳳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