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登奎1923年出生於山西武鄉縣，家世已不可考，但至少應是小康吧，沒資料顯示他學校念到哪一級，但按他15歲加入共產黨，一開始擔任的大都是文職工作，有較快的升遷，除了立場堅定，機警幹練，有一定的文化水準也應是必需條件，那個年代太窮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學。官網介紹他“1937年7月參加革命工作。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歷任晉東青年救國總會委員兼和順縣青年救國會主席，魯西區青年救國總會組織部部長，冀魯豫第二地委抗聯分會組織部部長、副主任，中共冀魯豫區黨委第一地委委員兼民運部部長。參與動員組織青年參加抗日武裝和支前工作，參加敵後抗日游擊戰爭。”在介紹趙紫陽在家鄉河南滑縣領導土改的資料中，我看到1944年3月15日，任滑縣抗聯主任的紀登奎和縣委書記馬瑞華、副書記張華給當時的冀魯豫四地委副書記趙紫陽寫了一封信，請求地委派幹部支援滑縣群眾運動，趙紫陽和紀登奎帶着幾十個幹部分散進駐各個村。這很有意思，文革中竄升的紀登奎與清算文革的頭面人物趙紫陽早年工作上有交集。

那個混沌混亂的年代人都早熟，紀登奎15歲入黨，趙紫陽13歲就加入了共青團，指點農民搶自己家的莊稼。抗戰後期老區土改，在家鄉滑縣任地委宣傳部長的趙紫陽處於要面對地主家庭的尷尬和危險境地，他手下的紀登奎就沒有這種麻煩，我找不到更多的紀登奎在滑縣老區土改中的做為，只看到一句話，紀登奎1944年說，“地主都可殺”。

紀登奎是1948年做為南下幹部團的一員從他任職的山東平陰縣委副書記的任上到了河南許昌地區，河南的南下幹部大都是河北、山東、山西籍。《中共許昌歷史大事記》有他到許昌後工作的蹤跡：

1948年7月，豫西區黨委為了取得新區工作經驗，決定組織工作團，深入魯山段店區的白象店開展試點工作。工作團由紀登奎、 趙定遠擔任正、副團長。為了便於工作，工作團的正、副團長分別擔任段店區的區委書記和區長。

也就是說，紀登奎1948年還只是一個區委書記，時年二十五歲。

同年8月，劉湘屏任魯山縣委書記，縣委第一副書記由紀登奎兼任。

1949年3 月 21 日中共魯山縣委書記劉湘屏等奉調離下，紀登奎接任縣委書記。

該劉湘屏應為文革時為“四人幫”集團重要成員的公安部長謝富治的夫人，任過國家衛生部部長。

紀登奎在魯山只有一年時間，那時河南農村的土改還沒全面展開，處於建立穩定新政府的基層政權階段，魯山處伏牛山脈，山高林密，土匪猖獗，當地人稱“魯（魯山）寶（寶豐）郟（郟縣），土匪窩”，在那個紛亂的年代，紀登奎應有出色的表現吧。

中共許昌地委是1949年4月22日成立的，為加強青運工作，許昌專區成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河南省許昌地方籌備委員會，紀登奎從魯山調入任書記。8月4日，紀登奎正式上調到許昌地委工作 (任地委委員、宣傳部長、辦公室主任)。這是紀進入許昌地區領導層的開端。

1950年4月17日至26日許昌專區召開首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紀登奎被選為團地委書記。

到了1951年3月，“大事記”已稱紀登奎為“地委副書記”了，就在那時發生了紀登奎命運轉折的機遇。

當年4月，毛澤東乘坐專列巡視他的江山大地，途經許昌，紀登奎和其他地委主要領導上車匯報工作，這是紀第一次面對偉大領袖。應毛的詢問，紀登奎扼要介紹了許昌地區歷史文化、鄉土風情、資源物產等概況，匯報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農業生產和宣傳等方面工作，大概毛對這個年輕的基層幹部有了興趣。

毛突然問他：“你挨過整嗎？”

紀回答：“挨過，挨過兩次。”

毛澤東說：“我挨過三次，比你多一次。”並說“挨點整，有好處。”

接着提出二問：“人家整你，是整對了，還是整錯了？”

紀說：“整錯了。兩次都整錯了。”並簡略敘述了自己在冀魯豫兩次挨整的經過。

毛澤東三問：“那麼，你整過人麼？”

紀坦誠地回答：“整過。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毛澤東四問：“整錯過沒有？”紀說：“有，也整錯過。”

毛澤東突然又嚴肅地第五次發問：“你殺過人嗎？”

紀登奎一怔，隨即答道：“殺過人。剿匪，反霸，鎮壓反革命，殺了不少人。”

毛澤東第六次發問：“殺錯過人嗎？”

紀答道：“也有殺錯的。”並解釋說“那是在情況緊急時發生的，沒有來得及做調查就把人殺了”。隨即檢討：“是我的工作沒有做好。”

紀的“六答”應對如流給毛留下了不錯的印象，並且“殺過人，殺錯過人”更讓領袖覺得這是個手腕強硬的幹才。

同年5月9日紀登奎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並被安排在會上介紹了許昌地委的宣傳工作情況，毛主席聽後說: "黨的宣傳工件有了新發展。"與會的同志討論了紀的發言，並提出一些問題。 5月12日，紀登奎又作了一次答覆性發言。會議結束後，中南局宣傳部郭小川同紀登奎合寫了一 本《關於許昌地區的宣傳工非》小冊子，發行到全黨。

紀的這次亮麗的亮相為他日後的攀升埋下了伏筆。

1952年4月，紀登奎升任許昌地委書記，時年二十九歲。當年11月中旬，毛巡視南方途徑許昌，又召紀登奎上車匯報，談得投機，火車行至駐馬店才放紀下車。文革前毛途經河南，共有十三次與紀登奎的火車對。1954年4月紀登奎調離許昌，他在許昌地委書記任上幹了整兩年。在許昌工作的5年中，紀登奎對許昌的許多幹部都熟識了解，這種恩怨是非關繫到文革時就發酵了。

查紀的官方履歷，他1954年調入國家一五計劃的大型項目洛陽礦山機械廠任廠長黨委書記，據說是毛建議的。這個擔子很重，他大概中規中矩完成任務了，1958平調任洛陽地委書記。1963年3月，升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兩年後，晉升中共河南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又兼任商丘地委第一書記。這段期間未見有大的建樹。

這就到六六年的大革文化命了。紀登奎被任命為“河南省委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那時的“文革小組”是“滅火”壓制群眾運動的，在“一月風暴”的背景下，紀登奎被群眾組織關押了起來。可見從1949年到1966年，貫穿紀生涯的前半段，他的表現都只是一個“循吏”，按部就班。相比河南當時的一把手劉建勛，當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十三天后，他就也寫出了《我的一張大字報》，帶頭支持鄭州大學少數造反學生，有魄力有見識有擔當，對當時紛紜詭異的政治形勢有自己的判斷和行動，而紀登奎則是迷茫的，用他兒子紀坡民文章中的話說，是“很不理解”，是“頑固”和“保守”的，由於受壓的造反派的支持，紀登奎才被動地成了“革命領導幹部”。或許兒子這麼說是在否定文革形勢下為父親的撇清，但也基本上是事實。由於“支持”了造反派，紀登奎當上了河南革委會副主任。

還是“火車對”，六七年秋主席“巡視大江南北”途經河南召見河南領導，問紀登奎被批鬥時坐過的一百多次飛機的感受，老紀連表演帶比劃，說感覺像“割麥子”，挨批鬥“很有好處”，聖心大悅，因一路上他厭倦了被批鬥幹部的抱怨訴苦。六九年九大老毛親自點名老紀在大會上做為“革命領導幹部代表”大會發言，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仕途一飛沖天了，之後第十、十一屆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北京軍區第一政委、中央政法小組組長，成了文革中炙手可熱的新貴。不知道是紀登奎生性豁達，對被批鬥能淡然處之，還是看準了毛的文革的翻天覆地的阻力重重，這也帶給他機會，故意投毛的所好支持群眾運動。但他的這個表態當時和以後都很為被批鬥的一幫老幹部們所詬病甚至痛恨。

毛髮動文革，要將已掌控了國家運作和行政管理的一層層劉少奇的人馬掃除乾淨，利用的是林彪的軍人派系和江青康生陳伯達和運動中崛起的張春橋姚文元等“文革派”，毛是權謀大師，一開始就注意培植直接聽命於自己的“第三勢力”，九大進入中央的紀登奎、華國鋒、李德生等就在毛的算計中。幾年磨合，三人似適合做“黨政軍”領軍人物，其中紀登奎顯示的只是一個類似於賬房先生那樣的處理日常事務的角色，儘管到了中央，仍不脫“地方幹部”的本色。紀登奎兒子紀坡民在回憶文章寫道，他老爹去整頓領導班子，很得意地說，“兩個月時間，我解決了三十多個縣，一天一個縣。”紀登奎先生那時琢磨的是，什麼時候中央的政策由保護支持“左派”的傾斜性變成了對“左中右”的平衡。他當上北京軍區第一政委攙沙子進到軍隊系統，做為副總理參與對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的反擊，都沒有亮點留下，而被他整肅的張愛萍和萬里很多年以後卻還對他耿耿於懷。

網上查到曾任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的趙樹凱寫紀登奎的一系列文章，標為《散憶紀登奎》，紀登奎從高位被貶到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的九號院，有幾年時間趙與紀有頻繁的接觸。一篇談紀登奎為什麼沒有被老毛選為接班人，紀登奎在晚年與任何人都緘口不談這個問題。趙樹凱認為，論能力，紀高於李德生、王洪文、華國鋒（我不認同紀的能力超華），而毛澤東對於紀登奎沒有足夠的信任。毛澤東對於紀登奎有所不滿，是紀登奎在高層權力鬥爭中的表現，紀登奎在高層鬥爭中為毛澤東衝鋒陷陣表現欠佳。在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博弈中，紀表現得瞻前顧後，在毛已經日薄西山的後幾年，眼看鄧小平要東山再起，紀更是首尾兩顧了。趙樹凱結論說，“就毛澤東對紀登奎的使用來說，當他發現紀登奎的政治忠誠有時候有所動搖、政策主張有時候有所差異，放棄紀登奎作為接班人，似乎就在情理之中了。”

比比與他差不多同期進入中央頂層者，張春橋1917年出生，比紀登奎大六歲，文革前任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與當時紀登奎的職位平級，但張有堅定的信仰，要批“資產階級法權”，堅信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不管成敗都始終如一，倘毛多活十年，接班的就是張了。相信在毛眼中，紀遠沒有此等份量。

再說華國鋒，1921年出生，比紀大兩歲，也是籍貫山西的南下幹部，文革前任湖南省委書記，中共九大才只是中央委員，低於紀登奎的九大政治局候補委員，儘管華早年任過毛的家鄉湘潭的縣委書記，早被毛熟識，但九大上毛卻是讓紀登奎代表“革命領導幹部”發言，而不是華。華後來居上，做了接班人，並一舉“粉碎四人幫”，將中國這艘當時已搖搖欲沉的大船引上改革開放的航道，我不知設身處地，紀有沒此魄力和膽識。縱觀紀的一生，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帶領紀登奎在自己家鄉搞土改的趙紫陽比紀登奎大四歲，文革前已是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一方大員了。文革中老毛撰拔第三勢力不選趙紫陽，或許因為趙一直在陶鑄麾下，並且鄧小平多次誇獎過趙的能力和成就招了毛的忌。鄧小平帶領中國改革開放，趙紫陽旋即成為國務院總理然後當上總書記，成了名義上的中國第一人。與趙紫陽相交五十年，並寫出《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的宗鳳鳴說：“趙紫陽執政是有理念的。他的執政理念，就是一心一意地要把中國轉變成一個民主與法治的國家。”趙六四抗命不肯鎮壓被貶，十六年禁錮中的思考，完全掙脫了馬列主義的束縛，走向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思想大升華，成了中國當代史上最光彩耀目的政治人物之一，趙紀二人比，應該說判若雲泥吧。

甚至到了打倒四人幫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紀登奎對陳雲說的：“毛澤東是人不是神，劉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反感，與陳雲當面爭執。華國鋒在抓捕“四人幫”前曾經徵詢紀登奎的意見，紀登奎的回應是對於這幾個人應該區別對待，因此也讓華國鋒的不滿。紀登奎兩頭不是人了。

趙樹凱的“散憶”還有一篇妙文《難懂紀登奎》，說紀登奎退居九號院後，對政治“無法做到忘懷，又沒有機會介入，這可能是他內心痛苦的深層來源。”他欲評價紀登奎，由於“在很多事情上，既難以逼近真相，也就無從辨別是非。”我想，這麼說是太消極了。紀登奎一生的脈絡是清楚的，年輕時投身中國革命，共產黨掌權中國，他努力也比同儕稍有才幹，從基層兢兢業業往上走，機緣巧合被毛遇上並選中，文革中順勢進入毛的核心團隊，由於並沒有堅實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如陳伯達）和對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信仰（如張春橋），既沒有江青式的對毛做狗式的忠誠，也從來沒有表現出的決斷殺伐（如華國鋒的抓“四人幫”），而是瞻前顧後、患得患失，到了最後，深刻檢討，逃脫了被劃入“四人幫”團隊，落得個賦閒，心猶不甘，鬱抑而終了。一生風光過，不算悲劇，竊以為，他的能力見識只合當一個省部級幹部。

看看紀登奎的自道。1984年6月30日上午，紀登奎在九號院整黨會議上作“對照檢查”。在“對照檢查”中，紀登奎對於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現做出了系統檢討。他指出：“我在我們黨與‘四人幫’的生死搏鬥中，在關鍵時刻，經不起考驗。在若干原則問題上，我的立場是動搖的，錯誤的”。這些立場錯誤，“特別表現在處理鄭州鐵路局的問題上，在對待天安門事件的問題上，在粉碎‘四人幫’以後華國鋒推行的‘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上。”關於這些重大問題的處理，“我參加了政治局會議討論，我都是同意的，在行動上我也是執行的”。紀登奎在“對照檢查”中還說：“我雖然受黨的教育四十多年，在黨和國家存亡之際，不顧黨的利益，不顧人民利益，而計較個人得失，拋棄了黨的根本利益，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的無產階級立場。這是我犯錯誤的根本原因”。比比張春橋的以緘默抗議，和王力戚本禹到了晚年還在自傳中堅守自己的“信仰”，毛能把大位傳給這樣的紀登奎嗎？

紀登奎還檢討說自己“盲目走上‘文革’歧途，陷入了十年內亂的災難中，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個極不光彩的角色”。並特別檢討了自己在工作作風上的問題，他自污道：“官越做越大，頭腦膨脹，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盛氣凌人，鋒芒畢露，脫離實際，唯毛主席之命是從；黨性不純，計較個人得失。”政治鬥爭殘酷無情，成王敗寇，老紀連有點骨氣的願賭服輸都做不到。紀登奎高位時不知逼過多少人“深刻檢查”，此時報應不爽。看看和紀登奎共掌河南並在文革結束後同被審查的劉建勛在遺囑里說的“我是一個為共產主義奮鬥了一生的共產黨員！”錚錚硬骨！

對於許昌的文革，紀登奎卻是一個不折不扣一言九鼎，有生殺之權的“太上皇”了。五十年代初紀在許昌工作的那些年與不少許昌的中層以上幹部有舊，1967年7月後紀登奎成了河南省的二把手，後來更是飛進中央高層，許昌政壇人物的沉浮就有了可見和一般人見不到的紀登奎的手，一些與紀登奎有舊或自認過去與紀關係不錯的許昌幹部就會向紀登奎求救，或奔走於他門下，還真有人就此掙脫厄運，甚至飛黃騰達的。許昌地委高層幹部的安排有多少是出於紀登奎的好惡與之前在他任地委書記時關係的親疏，由於當事人的緘口，事後的今天就只能靠猜測了。如接紀登奎的許昌地委第一書記的趙天錫，1937年參加工作並加入黨組織，1940年就擔任宜陽縣縣委書記。1941年又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有傳言說文革開始前已內定趙升任河南省委常委、組織部長，文革一開始在許昌就被打倒，被打成中國赫魯曉夫在許昌的代理人、 許昌地區頑固不化的頭號"走資派”、國民黨殘渣餘孽"、"中統特務“，一直沒被“解放”，直到文革後期才在省里安排了一個廳局長位置，不久鬱鬱而終。更慘的是地委副書記地監委書記段永建。段是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到過瑞金延安的老革命，卻被誣陷為"反革命集團的黑後台"在他早年幹革命的家鄉葉縣巡迴批鬥長達8個月，計 100多場 (次) ，遭受罰跪、捆綁、毒打、掛黑牌、戴高帽等人身摧殘。 1971 年含冤去世。紀在河南執政時“河南日報”發表《徹底殲滅國民黨反動派的餘孽》社論，組織一個營解放軍和4000武鬥隊員開赴葉縣鎮壓，造成血腥的葉縣四·二四慘案。有人知道紀在許昌工作時有否與趙段二人的恩怨嗎？

六六年實際主持許昌地委工作的地委第二書記范青民是紀登奎離開後才調到許昌的，但他與紀在洛陽礦山機械廠共事過。范青民是許昌地委領導中最先站出來支持造反派二七公社的，二七勝利後他與也支持造反派的前行署專員王延太被並稱“范王首長”，論能力論地位論對造反派的支持，范都遠在王之上，後來成立革命委員會，王延太以許昌地區革命領導幹部代表當上省革委會委員，許昌地區革委會主任，一枝獨秀，范卻屈居地區革委會常委，今天有誰知道其中的內幕和紀登奎的作用？後來對范的排擠壓制更甚。引《中共許昌歷史大事記》：“1968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許昌地區革委會召開第三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會議遵照省革委會的指示，着重解決了地委副書記范青民的問題。省委領導王庭棟傳達了劉建勛、王新、紀登奎從北京發來的關於范青民問題的電話指示，地區革委會領導王廷太、高書宮、李曉臣等揭發批判范青民在全區大搞右傾分裂和 "多中心即無中心論"等。此後，范青民受到公開批判、揪斗。”據當事人講，批鬥時范青民被打斷了兩根肋骨，後范青民被調離，許昌成了王延太的一統天下。

48年幹部南下時王延太與紀登奎同在魯山縣，後王繼任紀的魯山縣委書記一職，不久高升為許昌行署專員，其能力平平，有人甚至認為他顢頇，文革卻直登高位，並十年屹立不倒，許昌人口耳相傳，紀是王的後台，除了一起在魯山的共事，二人還是山西老鄉。文革後期許昌出了“108”組織反王延太，有108位地委各級領導和各界人士聯署公開向王延太叫板。1975年紀登奎借率領中央代表團慰問河南水災災民之機停留許昌，召集幹部會議，會上點名指斥一個過去的地委負責同志是“108”的黑後台，致使該人自殺，紀登奎的手上有洗不淨的鮮血。

紀雖在中央唯唯諾諾，受人指使，循規蹈矩，許昌卻像是他的“自留地”，頤指氣使，一言之褒升人入雲霄，一語之貶沉人入九重。有人為了邀寵，連與紀登稍有牽連者都會雞犬升天，如許昌團地委和許昌團市委書記都出自紀登奎原來蹲點的村莊。

不過紀的循規蹈矩與埋首事物性工作，也讓他逃過了粉碎四人幫之後的清查，沒查出他與“四人幫”的勾連。有人說，紀登奎後來還被安排到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九號院，戴一個正部級調研員的“雞肋”官帽，還是曾與紀登奎共過事的趙紫陽的緩頰。而從高位跌落後心情的難以紓解，是他六十五歲壯年遽逝的原因吧。嗚呼哀哉。

紀的一生功過，許昌人也會有自己獨特的記憶和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