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衛平：當時就我一個人替胡耀邦說話

螢火蟲的微光 2023-05-31 06:16 Posted on 山東

“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種“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我對他的人格佩服得五體投地。”

▲ 耀邦叔叔生前（來源：聶衛平微博）

1989年的春節前夕，我正在上海比賽，這時接到胡耀邦的秘書從南寧打來的電話，約我去他那兒過春節。第四屆擂台賽失利後，胡耀邦曾約過我，因去美國比賽沒有成行，這次我是一定要去的。

誰知正要動身，宋世雄突然給我打來電話，說希望我能參加春節晚會。我說我從來沒參加過，再說這種場合也不適合我。他說，不，他代表十二億中國人希望我參加。我說宋老師，你說得這麼重叫我怎麼辦呀？我只能參加了。我把這事告訴了胡耀邦，然後趕到北京。

我參加的這個節目和我們家有關。我家的小保姆得了血癌，我姐姐幫她治病，我們家還給她捐了錢。這事傳出去後也得到社會的捐助。這次中央電視台把那個小保姆、我姐姐和我請到了直播現場，並由韋唯演唱了《愛的奉獻》，當時場上場下哭成一片，非常感人。我也很激動，但忍住沒有掉淚。

第二天大年初一，不知為什麼全國飛機停飛，沒辦法，只能定初二的票，可南寧機場在修，不能降落，我只好先飛桂林，住了一晚，初三才坐火車趕到南寧。好在小孔已經帶着孩子先去了，沒有跟着折騰。

一見到耀邦叔叔，他就說春節晚會他看了，很感人，並叫我和他一起去參加廣西軍區為他舉辦的酒會。他說酒會本來早就要辦，為了等我才推到現在。他的意思是酒會上那些軍區領導肯定要向他敬酒，他本來喝得就很少，那時醫生也不讓他喝，我去了就可以幫他擋酒。我能喝酒耀邦叔叔是知道的，他還送過我很多好酒。在車上他對我說，你不僅是棋聖，還是酒仙，你今天一定能擋住他們。我果然不負耀邦叔叔的“重託”，頂住了那些司令政委們的“輪番轟炸”，沒有倒下，無愧於“酒仙”的稱號。

那段時間耀邦叔叔很少說話，我也不知道他想些什麼，但我看得出來，他的情緒不太好。我總想找點什麼事讓他開心一下，非常巧，我在報上看到姜昆來南寧演出的消息，我就找到他，跟他說，姜昆，你不是個笑星嗎？今天把你畢生的本事都拿出來，把耀邦的情緒提高起來。姜昆真不錯，把耀邦叔叔說得哈哈大笑。我覺得姜昆底下說的笑話比台上說的相聲更有意思。

在離開南寧前，耀邦叔叔和我鄭重其事地談了一次話。他說，我們兩個是忘年之交，關係很不錯。你現在是越來越忙了，我呢，今後可能會不做什麼工作，越來越閒了。今後你不要再花很多時間來陪我了。他講這話時我的眼淚都快出來了。

我對耀邦叔叔好並不是因為他是中央首長，其實我和他的來往在他不當總書記時比當總書記時多得多。他當總書記時我只有兩次到北戴河和他一起度假，而他不當總書記後我跟他去了很多次，時間也長得多。誰知這次談話竟成了我們的訣別，沒過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想起來仍令人感慨不已。這又使我想起和耀邦叔叔交往的另外幾件事來。

1985年，在范曾的介紹下，我加入了民盟。當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從《人民日報》上看到了這條消息，這才知道我不是共產黨員。

他馬上打電話把我叫了去，一見面就問我，你怎麼不入黨而入民盟呢？我說我以前寫過入黨申請書，可沒人理我；而民盟對我非常熱情主動。胡耀邦沒再說什麼。回去後，我很快就入了黨。按照黨章的規定，加入民盟的同時也可以加入共產黨。

還有一年財政部和國家體委聯合發了一個文件，把運動員的伙食標準分為一、二、三級，我們圍棋隊被降到最低一級。在他們看來下圍棋體力消耗最小。其實他們不懂。上海科研所做過調查，一場圍棋比賽一般需要七八個小時，所消耗的能量比踢一場足球大得多，所以圍棋運動員要吃得很好才行。他們那個標準不知根據什麼制定的。

在一次中央電視台的直播節目中，記者問我，你最討厭的人是誰？我毫不猶豫地說，我最討厭的是那些不懂裝懂瞎指揮的領導。記者又問你能舉個例子嗎？我說可以，就把財政部和國家體委聯合發的那個文件說了。我為什麼敢那麼說呢？因為我問過胡耀邦，他說亂彈琴！誰降你們的伙食標準，就先降他們的。後經我們的抵制，伙食標準才沒有降下來。

我是全國政協常委，在一次政協會上，我提出在全國中小學開設圍棋課的議案。這其實是陳老總的遺願。陳老總生前不止一次跟我講過，中國有四大文化遺產，琴、棋、書、畫。琴，小學有音樂課。書，有大字課。畫，有美術課。就棋沒有，小學應該有這麼個棋課。為此事我專門找過胡耀邦。他說你的建議非常非常好，中國早晚有一天要實現，但現在條件還不成熟。比如貴州，有二十萬小學老師參加考核，但大部分是民辦教師，根本談不上普及圍棋課，你先得普及師資，這才是最重要的。耀邦的這番話給我的印象極深，也使我知道貴州很窮。

還有一件事使我對胡耀邦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被稱為中國足球史上最慘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個星期日，下午三點我去人民大會堂和鄧小平打橋牌，同時參加的還有胡耀邦、萬里、王大明、王漢斌、丁關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檔，在發牌過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隨便地問我，你對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麼看法？我也很直率地回答說，晚上的足球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我們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線，我估計最少贏兩個球。

胡耀邦一聽警覺起來，又追問了我一句，有你這樣想法的人在體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說，我估計所有的體委負責同志都是這種想法。胡耀邦連聲說，不行，這樣不行！他放下牌，把秘書叫來，讓他馬上給當時的體委負責人打電話，說這場球不見得肯定能贏，要做好輸球的準備，特別要防止群眾鬧事，並要她和北京市公安局聯繫。秘書全都用筆記了下來。

我當時就在旁邊，耳聞目睹，心裡卻很不以為然。我想你不是總講實事求是、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嗎？你今天可就有點外行了，這球還能輸嗎？你怎麼能讓人做這種準備？當然我沒敢說出來。

晚飯後，胡耀邦提議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關心這場球，特別是鄧老爺子也是個足球迷，於是就散了。

回到圍棋隊，我就打開電視機，等裁判結束的哨音一響，我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國大多數人的腦袋都在發熱時，他卻保持着高度的冷靜。當時我還沒想到真的會鬧事，可事實證明當天晚上就有群眾上街鬧事，還放火燒了汽車。

事後胡耀邦跟我說，他的秘書打電話告訴李夢華後，李夢華馬上讓秘書給幾位副主任打了電話，傳達了總書記的指示。只是不知哪個環節出了疏忽，並沒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聯繫，結果事件發生後，由於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夠，搞得非常被動。

這件事使我對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僅預測到在那種過熱的情況下有可能輸球，而且看到由於當時物價上漲等原因，社會產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會有人借着輸球發泄心中的不滿情緒。果然這些都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維和膽識。

“五一九”之後，曾雪麟（時任國足主教練——編者注）講過，他當時心理壓力非常大，打平了都無法答謝國人，非得大勝不可，還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當時國家體委能夠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時傳達給教練組，傳達給曾雪麟（從時間上講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講的），給他們降降溫，卸下包袱，那麼比賽的結果會是另外一種情況了。

由於我經常和胡耀邦接觸，胡耀邦對國家體委的好多指示是由我轉達過去的；另外有人為了向中央反映情況也來找我，必要時我也如實轉達。我起的作用不過如此。可是有位記者在《兵敗漢城》一文中說，一個圍棋國手和中央領導人打橋牌時說了什麼，結果把女籃主教練給弄了下來。文章沒有直接點名，但顯然指的是我。這是不屬實的。

胡耀邦多次批評過國家女籃，說女籃基本功不行，教練有問題，要多練基本功。說了很多次後沒有效果，特別是輸給韓國好幾十分後，耀邦說要換教練，但沒說要撤職。這話確實是我轉達給體委的，總書記托我，我不能不轉達，並不是我向胡耀邦說了什麼“壞話”，致使胡耀邦做出這個指示的。

我是一有機會就儘量溝通中央領導和運動員的關係。我曾帶華以剛和鄧小平打橋牌，並讓他替我向老爺子敬酒。我也向鄧小平推薦劉小光，所以鄧小平專門請他吃飯。

還有一次我去西安參加被授予體育十佳的活動，第二天中午我和郎平、韓健坐一架班機返京。因為事先已經和胡耀邦約好去他那裡打牌，他們就派了一輛車來接我，正好也把郎平和韓健拉上。既然一起到了中南海，他們也希望能見見中央領導。我就和胡耀邦聯繫，說他們也是最佳運動員，為國爭過光，能不能接見一下。當時萬里也在，他們愉快地接見了郎平和韓健，並表揚了他們一番。

1986年12月31日，我又去人民大會堂打牌，當時有鄧小平、胡耀邦、萬里和鄧朴方。吃飯的時候，大家一起閒聊，很熱乎，這時鄧朴方突然對胡耀邦說：“耀邦叔叔，什麼事情都不重要，只有身體是最重要的，要多保重身體。”胡耀邦回答說：“我沒什麼，我這個人樂觀得很，身體沒有問題。”我當時很奇怪，他們怎麼突然冒出這麼兩句話來，但也沒多想。

兩天之後，我和曹大元等人去哈爾濱參加一個活動，晚上出席了一個宴會，黑龍江省的很多領導也參加了。在宴會進行中，突然從廣播中收聽到胡耀邦辭職的消息，我當時就愣在那兒了。這時我想起兩天前鄧朴方和胡耀邦的談話，估計他們可能是已經知道了，但我從表面上一點也沒看出來。當時黑龍江省一些領導立刻就表態，緊跟中央，並對胡耀邦說了些不負責任的話。我聽後說，你們對胡耀邦了解得不夠深刻，我不贊成。我認為胡耀邦即使犯了錯誤，也是枝節的，他的主流是好的。當時就我一個人替胡耀邦說話，事實證明我講的是對的。

在和耀邦長期接觸中，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種“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我對他的人格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去世後，有一部分骨灰埋在江西的共青城。我每次去江西，都要到他的墓地去看看，給他送個花圈，以寄託我對他不盡的哀思。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胡耀邦的這組數據，將永遠被歷史記住：

1978年改正45萬名“右派”，為其中失去公職的27萬人恢復公職，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時，對劃為“中右分子”和“反社會主義分子”的31.5萬人及其親屬也落實了政策。

為“土改”以來的“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視為地、富、反、壞家庭出身。這意味着全國數千萬公民以及他們的上億親屬不再貶為“賤民”，打入另冊。僅在農村，就有440多萬人被摘掉地主、富農帽子。

為全國71萬名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等恢復“勞動者”身份，不再視為資產階級工商業者。

為資本家發還被查抄的存款，恢復並補發被減扣的高薪，歸還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業者在政治上與幹部、工人一視同仁。

為40萬國民黨起義人員、投誠人員落實政策，寬大釋放國民黨縣團以下黨政軍特人員，為去台人員大陸家屬落實政策。

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昭雪，為烏蘭夫、“內人黨”等“地方民族主義分子”摘帽，為藏族領袖崔科·頓珠才仁、桑頗·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達多吉等平反，寬大處理1959年西藏“參叛”人員，恢復公民權，政治上不受歧視。

對“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處死的人組織複查，發現冤殺錯殺情況相當嚴重，予以糾正、改判和平反。

據不完全統計，從1978年至1982年底，全國共平反了300多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47萬多名共產黨員恢復了黨籍，數以千萬計無辜受株連的幹部和群眾得到了解脫。

如此大規模的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與社會各界實現歷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會基礎幾乎重新打造了一遍。這種聲勢，這種氣氛，像春天解凍一樣，把建國以來積累起來的冰雪化為春水。

在這些令人驚訝的數字中，有人質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對此，胡耀邦當即反問道：當初抓的時候，為什麼不嫌太多？

正是胡耀邦的這種道德、勇氣和歷史擔當，在短短的幾年之間，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這是一項走向文明的壯舉，這是人性回歸善良的開端，這是開啟人人可以自由呼吸、揚眉吐氣的日子。

戴煌：1994年，《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杜導正約我寫胡耀邦，把題目都想好了，就是《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我一口應承。

1995年11月，耀邦誕辰八十周年，《炎黃春秋》登了我寫的一部分，接着《南方周末》等幾十家報紙也轉載了。

但是要出書就很困難。首先和我草簽合同要出書的是人民出版社，結果他們把稿子基本上編好了之後，又自己廢除了這個合同。後來中央黨校出版社的社長和一個編輯也到我這裡來，我把稿子給了他們。幾十萬字的稿子他們三天就編完了，但後來出版社社長又向我表示：暫時不能出，要把我的稿子留他們這裡，等等再說。等到什麼時候啊？於是我到中央黨校出版社把書稿拿了回來，他們還很捨不得。

書稿接下來送給新華出版社。在這個出版社幫忙的一個退休女同志孫維熙轉請已離休的新華社原副社長馮健看。馮健連夜看了，拍案大喜，說非常好，建議新華出版社領導趕快出版。

就在這種情況下，香港鏡報創辦人、全國政協委員徐四民先生不知從什麼渠道知道了我的書稿。他1997年春天到北京開全國政協會議，住在北京飯店西邊的貴賓樓，打電話給我，問願不願意把書稿給他，讓他帶到香港去出版。我當然願意。

當年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北京新華書店的內部書店也銷售。書價是一本港幣88元，流傳到大陸內部來銷售，是一本150多元，居然也一搶而光。

作為一位中國歷史上不可繞開的人物，本書真實刻錄了當代中國歷史進程中波瀾壯闊、驚心動魄的一個歷史斷面，生動再現胡耀邦一生中最令人難忘和感懷的一段歲月。由於種種原因，本書多渠道停售，而我們深知本書價值，多方爭取，復活少量庫存，售罄即止。長按下圖，識別圖中的二維碼，即可搶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