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現代的危機——

和再次“文藝復興”

在藝術和政治領域，西方已經逐漸遠離了古希臘的原則；而媒體和資本，是民主社會中影響力巨大但卻最不民主的因素。——作者

“文藝復興”已經遠去，她來的時候潛移默化，離去的時候亦不轟轟烈烈，然而她留下的足跡深刻無比，她激起的巨浪至今仍然漣漪猶存。“文藝復興”無可爭辯地復興和弘揚了古希臘文明，直接鋪平了通往近代和現代文明的道路，奠定了建造近代文明和現代文明大廈的基礎。但是，畢竟她遠去了。其實，人類總是要走向未知的空間和時間。

人類歷史已經處在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我們不妨把這個時代稱作“後文藝復興”時代。這個時代是以西方的狀態來界定的，19世紀應該是這個時代的起點。我們今天已經在這個未知“海域”航行。我們曾經毫不猶豫地進入了這個“海域”，但是隨之而來越來越強烈的感覺告訴我們，其實我們並不知道目的地，甚至不知道現在的航線。看似平靜的海面暗濤洶湧，晴朗天空的邊際已經開始出現了烏雲。

人類社會已經開始面臨前所未有的問題，儘管那些耳熟能詳的問題都是物質的，比如環境污染、能源浪費和短缺、人口爆炸，而真正和本質的問題是精神的。曾經讓人類激動不已的精神領悟變得模糊了，讓人類信心堅定的歸屬感開始動搖了。我們在精神上會重蹈古羅馬的覆轍嗎？今天的西方會像古羅馬把繼承來的古希臘精神逐漸拋棄嗎？

這樣的擔憂有着充分的理由。在藝術、政治、媒體和經濟等幾個不同的領域裡，“文藝復興”以來的傳統已經遭到了嚴重的侵蝕。

將巴黎稱作“藝術之都”絕不過分，因此用巴黎來詮釋藝術是恰當的。在巴黎，如果想按照時間順序參觀世界上最著名的藝術博物館，可以先到盧浮宮，然後到奧賽博物館，最後到蓬皮杜（Pompidou）中心。在這些博物館裡，你會依次看到以古希臘、古羅馬、文藝復興時期為代表的古典藝術，以印象派為代表的近代藝術，和以抽象派為代表的現代藝術。但是，你將看到的除了不容置疑的區別外，也許並不能讓你感覺欣慰。

盧浮宮所代表的藝術和蓬皮杜中心所代表的藝術似乎來自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說盧浮宮裡陳列的藝術品給人的感覺是無法超越的讚嘆，那麼蓬皮杜中心給人的衝擊多半是出乎意料的困惑。介於兩者之間的奧賽博物館則似乎是她們之間並不完美的橋梁。當參觀塞納河右岸的盧浮宮後，來到塞納河左岸的奧賽博物館，仍然可以感覺到她們之間的聯繫甚至親情，儘管奧賽博物館似乎在奮力擺脫盧浮宮那巨大和輝煌的影響，試圖獨樹一幟。而蓬皮杜中心已經徹底和盧浮宮沒有了關聯，和奧賽博物館的藕斷絲連也顯得牽強附會。

僅在建築風格上，盧浮宮（圖10－1）和蓬皮杜中心（圖10－2）就截然不同，盧浮宮是典型的古典建築，莊重而典雅；而蓬皮杜中心卻非常“前衛”，浮躁而張揚，其所有按照常理本應隱藏在內部的管道，都故意誇張地暴露在建築物的外表，儼然一個人的腸子長在了身體外面。蓬皮杜中心以法國前總統蓬皮杜命名，以紀念這個對標新立異有着異常熱情的政治家。蓬皮杜甚至想把整個巴黎的老城區都改造翻新，也許都翻新成蓬皮杜中心的樣子？還好巴黎人沒有理睬他，否則巴黎就面目全非了。由原來的火車站改造而成的奧賽博物館（圖10－3）則比較好地繼承了古典建築的風格，她把大工業時代的內容隱含在了古典的風格之中。她的建築風格和陳列內容似乎在謙遜而婉轉地和作為“長輩”的盧浮宮訴說離“家”出走的願望。而蓬皮杜中心的里里外外則如同徹底的叛逆，不僅已經離“家”出走，而且決心和“長輩”一刀兩斷。

 10－1  盧浮宮（Louvre），巴黎，筆者攝

圖10－2  蓬皮杜（Pompidou）中心，巴黎

圖10－3，奧賽（Orsey）博物館，巴黎

蓬皮杜中心側面有一個著名的“丁格爾泉”，由一個水池和裡面的雕塑組成，這是一個典型的粗製濫造的現代作品。一個如此簡陋的擺設被稱作了“著名藝術品”，不禁令慕名前往的我大失所望。充斥蓬皮杜中心內外的基本上就是這樣風格的“藝術品”。

不僅僅是巴黎，這類“藝術品”在當今各藝術館備受推崇，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在大西洋另一側，加拿大的國家藝術館的陳列風格類似於奧賽博物館和蓬皮杜中心，而其建築風格比奧賽博物館要現代，但比蓬皮杜中心卻要保守得多。加拿大從文藝復興的後期開始才受到歐洲文明的影響。在此以前，這裡是印第安文明的邊緣地區。作為新興的西方國家，加拿大的藝術無可避免地經歷了西方藝術近代變遷的影響。

我曾經在加拿大國家藝術館中看到一些不可思議的作品。一個是一幅油畫（圖10－4），與其說是油畫，不如說是一幅油漆。在5米多高2米多寬的畫布上（543.6 cm x 243.8cm），規則地漆成三條等寬的不同顏色，兩側是相同的藍色，中間是紅色。這幅畫還有一個響亮的名字——“Voice of Fire”（火之聲）。加拿大國家藝術館花了180萬美元購置了這幅“畫”。當時有人質疑如此代價是否值得，館長辯解說：這畫已經漲價了。言下之意，這幅畫買得很值。我當時愕然，這是給藝術館購置藝術品呢，還是買股票呢？

 圖10 - 4  火之聲，現存於加拿大國家藝術館

有一個渥太華地區的油漆工更加坦率和實在：“這畫值這麼多錢嗎？給我180加元，我就可以給你這樣一幅畫。”誠然，此“畫”確實只要兩桶油漆，一個小時就足夠了。儘管你可以說藝術和刷油漆截然不同，但是這樣的“藝術品”真的比油漆工的作品更像藝術嗎？

有一件加拿大國家藝術中心的“作品”是把小便池吊在門框上。更有甚者，另有一幅作品是用新鮮的牛肉連在一起做成了一件“連衣裙”，旁邊展示着一幅照片，照片上是穿着這件連衣裙一個女子。這件“牛肉連衣裙”作品如此受到藝術家的青睞，以至現在陳列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圖10－5）。牛肉已經乾燥，成了牛肉乾，唯有照片還顯示了當時人體模特穿上新鮮牛肉“連衣裙”的“風姿”。

圖10 - 5，牛肉連衣裙，用新鮮牛肉製作，目前陳列品已經成了“牛肉乾”；小圖是當時由人體模特穿上的效果。（筆者攝於巴黎蓬皮杜中心）

蓬皮杜中心也有一個小便池作品，但我不能肯定其就是曾經在加拿大國家藝術館展出過的那件作品。這個在蓬皮杜中心陳列的作品有一個很優雅的名稱——“噴泉（fontaine）”，實際上就是一個旋轉了90度放置的小便池（圖10－6）。

圖10 - 6，冠以優美名稱“噴泉”的作品 —— 旋轉90度放置的小便池。（筆者攝於巴黎蓬皮杜中心）

但還是有不少人認為這確實是藝術，於是問題是，什麼是“藝術”？在這個問題上，文藝復興和古希臘之間沒有分歧。但發展到現代分歧就非常大了，而且越來越大。如果說古希臘和文藝復興的藝術是尋求美好和理想，那麼一些現代藝術僅僅在追求刺激和幻覺。

我並非不能欣賞這些“藝術”，對作者的幽默甚至惡作劇也常莞爾。但是，就此而已了。如果把它們和古希臘和文藝復興的作品相比，就如同正劇幕間的雜耍比之正劇。如果他們安於這樣的地位，那未嘗不可，但是問題是，他們要以此取代正劇。如果他們還不敢如此狂言的話，那麼他們也在躍躍欲試。

對於那些“見仁見智”的“藝術”，我們不妨使用“垃圾原則”和“平庸原則”進行判別。亦即，把那些所謂的“藝術品”和垃圾放在一起，和平庸的日常物品放在一起，看看它們是否可以被識別。不少這樣的“藝術作品”就是在垃圾堆里也無法“鶴立雞群”。既然如此，那麼這些“藝術品”就應該是垃圾和平庸的同類。

現代西方音樂也有同樣的問題，我並不對現代音樂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我也可以欣賞現代音樂。但是現代音樂和古典音樂之間的差別不僅僅是距離，更是高度和深度。如果說古典音樂是對理性的崇尚，那麼現代音樂就是對於感覺的宣泄。理性的深刻和感覺的淺薄就是古典音樂和現代音樂的區別。現代的“重金屬音樂”以及類似的音樂，只能說是給麻木神經的刺激。越麻木，需要刺激的程度就越強烈；越刺激，神經越麻木。

當我們駐足在古典藝術面前，會感到由衷的欽佩和發自內心的讚賞，而面對現代藝術則可能即便經過很久的困惑也不得其解。也許，現代藝術表達了現代人對於現代的憤怒和困惑？如果說古典藝術之所以引起人們的共鳴是由於崇高和美感，那麼現代藝術所引起的共鳴就更多地是憤怒和焦慮。憤怒和焦慮是很可以引起共鳴的，正所謂“同病相憐”，這也許是現代音樂可以流行的原因。現代藝術不需要觀賞者理解，而只是讓觀賞者一起困惑，只要可以引起共同的困惑，那麼就是佳作，如果可以引起憤怒，那麼就是上佳之作了。於是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家往往對人生和社會態度積極進取，而後來的前衛藝術家不少卻常常從毒品和酒精帶來的幻覺中尋找靈感和宣泄感情。這絕非偶然。

顯而易見，古典藝術是如此偉大，要超越她們顯然已經不可能，甚至望其項背都極其困難。對此，現代藝術家心知肚明，因此唯一的選擇就是標新立異。這就像是一個能力不夠且別出心裁的跳高選手，面對自知無法越過的橫杆，他選擇了從下面鑽過去。這種急功近利的方式必然體現在他們的作品中，原來的精細不見了，代之以粗製濫造。面對一些現代藝術品，你會感到那些“藝術家”是在侮辱你的智慧。那些“作品”令人想起“皇帝的新衣”。

這使我們更加理解為什麼“文藝復興”運動如此多地表現在了藝術領域。確實，藝術是可以引起所有人共鳴的對世界觀的表述，對於藝術的讚賞和對於藝術形式的認同，反映着人們對於世界的看法。於是，我們的藝術表現，就是我們世界觀的流露。

如果我們對不喜歡的藝術可以選擇迴避，那麼，政治就是無法迴避的了。

文藝復興後的西方已經所向無敵，整個世界由於大航海時代的完成而一覽無餘，生產力由於科學的發展和技術的應用而突飛猛進，整個世界都已經在西方的掌握之中。任何非西方和西方的衝突都以前者的慘敗和後者的完勝而告終。但是，西方內部的衝突卻隨之而來了。

西方內部的衝突令人想起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雅典和斯巴達。這兩個希臘城邦之間的衝突導致了兩敗俱傷，雅典作為戰敗者失去了希臘世界的領導地位，而從來不具備領導希臘世界的精神力量的斯巴達也在戰爭中大傷元氣。由雅典代表的民主政制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後嚴重地倒退，古希臘古典時期的黃金時代隨之結束。整個希臘世界只有很不情願地等待後起之秀馬其頓的到來了。好在馬其頓還是希臘世界的一員，亞歷山大還是亞里士多德的嫡系弟子。否則，如果由於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最終導致波斯的統治，那麼世界的歷史就要改寫了。

西方內部的衝突絕不比伯羅奔尼撒戰爭更有道義上的意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衝突，英國和法國的衝突，俄國和北歐的衝突，最終是德國和英法的衝突。這些衝突實際上利益遠遠高於道義，不管誰在衝突的最後成為勝利者，其在道義上都沒有更高尚的地位。

19世紀以來的一些西方內部的戰爭實際上可以避免，比如美國旨在脫離英國的“獨立戰爭”、美國國內的“南北戰爭”。加拿大並沒有進行“獨立戰爭”，但是加拿大今天也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雖然加拿大人民仍然把英國女王奉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加拿大並不比美國有絲毫的不公正，由此可見，美國的“獨立戰爭”未必必要。如果美國的“獨立戰爭”是不必要的，那麼“南北戰爭”顯然更不必要。

進而，二戰的歐洲戰場也是可以避免的。二戰的發動主要歸罪於希特勒（Hiitler），但是英國對於德國的政策促使了這本來可以避免的結果。對此，西方不少有識之士耿耿於懷，美國政治家、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競爭者布坎南（Buchanan）就直言不諱美國參與歐戰是一個錯誤。

二戰結束不久，歐洲悲慘結局的始作俑者丘吉爾（Churchill）便裝模作樣地大聲疾呼“鐵幕正在落下”，好像那個他、羅斯福（Roosevelt）和斯大林（Stalin）在蘇聯度假勝地克里米亞的雅爾塔（今天烏克蘭境內）劃分戰後勢力範圍的會議他沒有在場。他們明明知道這樣的結局，但是卻為了一些利益集團的利益和自己的短期利益，出賣了整個自由世界和整個人類的進步。在“鐵幕”落下來之後，大半個歐洲都在鐵幕後面了。

如此結局讓一些西方領導人，如“和稀泥大師”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一生都為此追悔莫及。由於他的命令，巴頓（Patton）強大的集團軍不得不在距離布拉格不到50公里的地方停止前進，巴頓憤怒地指責最高統帥部的愚蠢決定，他知道歐洲的明天將是暗淡的。巴頓揚言要寫的《我所知道的二戰》由於他不幸死於車禍而未能問世，而這本書正是西方政治家非常不想看到的。按照巴頓的說法，其對二戰的觀點和描述將和大眾所知的大相徑庭。捷克的Plzen是巴頓大軍占領的最西邊的歐洲城鎮，我由西向東驅車去布拉格途經這個小鎮，從那裡到布拉格只有半個小時的車程。

我在柏林至今還舊貌尚存的“查理檢查站”（Check PointCharlie）（圖10 - 7 ) 駐足很久。這是當時的西方和蘇聯軍事管制的結合部，如此敵意和對峙的“盟軍”恐怕是空前的，但願也絕後了。“查理檢查站”似乎訴說着這鐵與血的破碎的光榮與夢想，以及鑄就的愚蠢與荒唐。

 圖10 - 7  查理檢查站的今天（筆者攝）

當歐洲的普通民眾真正認識到這個戰爭的結局是如此地不美妙時，已經太晚了。他們的利益已經在雅爾塔被丘吉爾和羅斯福出賣了。鐵幕後東歐的民眾仰天長嘆，倖免於難的西歐的民眾憤怒懷疑。戰爭勝利的喜悅很快就被出賣和欺騙的糟糕感覺所代替。

布拉格是一個非常美麗和精緻的城市，其舊城保存得很好。在布拉格狹窄的小巷裡，那古典的氣息幾乎迎面撲來，把人帶回到幾個世紀以前，也把人帶回到數十年以前（圖10 - 8, 10 - 9）。1968年，著名的反抗蘇聯統治的“布拉格之春”運動就發生在這裡。為了鎮壓民眾，蘇聯的坦克開進這些狹窄的小巷，整個西方和很大一部分世界都憤怒了。儘管我到布拉格時已經是在“布拉格之春”後幾乎40年了，蘇軍坦克留下的痕跡已經難在巷陌中尋覓，但是捷克人對於這段歷史卻絕難忘記。

圖10 - 8  布拉格市景（筆者攝）

 圖10 - 9  布拉格市景（筆者攝）

大錯已經鑄成，鐵幕已經落下，現實必須面對。冷戰成了整個世界的現實，在此後的半個世紀中，東西對壘、軍備競賽、窮兵黷武、劍拔弩張……整個世界都在提心弔膽地過日子。慘重的代價並沒有給人類社會帶來穩定和安全，反而更加危機四伏。這個歷史教訓，西方吸取了，但卻矯枉過正，犯下了另外一個嚴重錯誤。

今天讓西方頭疼不已的伊斯蘭極端分子實際上是西方自己培育的。西方在冷戰時和蘇聯集團的危險對峙和博弈中，已經不擇手段，不管什麼國家，即便是獨裁和專制的國家，只要它們反對蘇聯，或者可以被西方用來牽制蘇聯，都被西方精心培育，即便犧牲西方的原則也在所不惜。如此策略雖然可以被理解為別無選擇，但是卻造成了更加嚴重的後果。

為了抗衡蘇聯集團，西方培育了伊朗的巴列維政權，激起了伊朗的反美情緒，直接導致了“伊斯蘭革命”。在推翻了親西方的巴列維皇室之後，伊朗成了西方最大的敵人之一。但是西方並沒有吸取教訓，繼續把伊拉克的侯賽因拉扯大和伊朗對抗。結果伊拉克在侯賽因的領導下成了美國更加頭疼的敵人。本拉登和阿富汗的恐怖主義訓練基地，也是西方在和蘇聯的抗衡中刻意培養的，本拉登得到了來自西方的財政和武器的支持。曾幾何時，本拉登的“聖戰者”們被西方媒體描繪成“自由戰士”。但正是這些“自由戰士”在世界各地製造了反西方的恐怖事件，以及在2001年9月11日發生的震驚世界的“911事件”。至此，西方才如夢初醒，面對由自己精心培育出來的兇惡的敵人，長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但是西方並沒有徹底醒悟問題所在，實際上至今還在“已知明日，執迷不悟。”

當蘇聯解體後，西方對俄羅斯的政策是令人費解的。在二戰時，蘇聯是西方最兇惡的敵人，但那時，那些膽小鬼，比如丘吉爾，不敢與之對峙，而選擇了拱手相讓。但在俄羅斯不再是西方敵人的時候，卻一再採取挑釁的姿態，把導彈放在了俄羅斯的家門口。西方應該理解這和當年的“古巴危機”中蘇聯把導彈架在古巴的性質是一樣的。如此不明智的舉動也許是西方試圖補償半個多世紀前自己在二戰中對蘇聯的屈服和出賣，也許是西方試圖伸張自己二戰決策錯誤導致的難以下咽的屈辱。於是，在二戰結束半個世紀後，西方似乎要再犯一次錯誤以抵消過去的那次錯誤。但是，兩次錯誤並不構成一次正確，就如同兩個缺德並不構成一個美德。

20世紀西方政治的一系列錯誤絕非偶然。在這些錯誤後面，是民主社會中兩個最不民主的因素，即媒體和資本的作祟。這就是要在這裡討論到的兩個現代西方社會最嚴重的問題——媒體和資本。

媒體和資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前面的章節所分析的，今天的資本是昨天的勞動力，而今天的勞動力就是明天的資本。正因如此，控制了媒體就相當於左右了今天勞動力，而控制了資本則掌握了昨天的勞動力和今天的生產資料；於是，控制了媒體和資本就等於控制了今天和明天的生產資料以及昨天和今天的勞動力。

在西方，唯有媒體和資本基本上不受民主直接約束。這也就是為什麼一些特殊利益集團想方設法竭盡全力對這兩者進行投資和控制的原因。作為私有財產的資本和作為私營公司的媒體，都可以借自由的名義不受任何監管。在西方受到監管的是公共設施和政權，由於他們是民選的，他們必須受到監管。於是媒體就當仁不讓地參與“承擔”了監管的“任務”。但是媒體自己又由誰來監督呢？沒有！資本也同樣不受監督。媒體和資本以它們不是物化的產品為理由，逃避了質量監管；又以其不是權利機構為理由，逃避了政治監管。

當然，如果在一個健康和正常的競爭環境中，媒體和資本可以受到了競爭的約束。但是問題是，由於一些利益集團對於媒體和資本的控制，導致在這兩個領域中，競爭機制已經不完全成立了，甚至完全不成立了。

比如，一些不同的報紙、電台和電視台實際上屬於同一家公司，而即便那些屬於不同公司的媒體由於它們所屬的股東沆瀣一氣，也失去了競爭的環境，於是媒體的公正就失去了保證。

1991年的洛杉磯騷亂完全是媒體的不公正報道一手導致的，媒體片面報導了洛杉磯警察對一個黑人（Rodney King）過度使用武力，因此導致了民眾的抗議。但是關於此事件的報導是極其不公正的，媒體沒有報導這個人在被警察制服以前是如何酒後駕車，拘捕，並且和警察對着幹的，也不說明此人是一個罪犯，尚在服刑期間，卻利用假釋的機會繼續犯罪。相反，媒體一味掐頭去尾僅僅顯示警察採取的制服罪犯的行動，而罪犯的犯罪事實卻被刪去。面對自己引起的洛杉磯騷亂，那些主流媒體還要把自己打扮成公正的英雄。其實，在一些問題上，美國的媒體通常採取非常不公正的立場。他們很大程度上極不公正地把警察描繪成種族主義者，而把罪犯描寫成警察暴力的受害者。

媒體的偏見是顯而易見的，北美媒體對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責難很難說得上公正。我通常對宗教持有溫和的批判態度，但是我覺得批判應該是公正的，而北美媒體對於基督教持有的顯然不公正的態度使得我不得不同情基督教。媒體的勢力非同小可，他們面對明顯多數的信仰基督教的人們，仍然可以在輿論上營造出轟轟烈烈。

北美的媒體基本上是由一些特殊利益集團控制的，由於民主制度，他們不得不使得自己看起來不偏不倚，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卻並非如此。所以，當你越來越了解美國媒體和他們背後的操縱者，就越來越懷疑它們在一些特殊問題上的動機和公正性。它們真正忠於的，並非美國人民或西方人民，亦非西方利益和西方價值，而是一小群特殊利益集團和他們的利益。

美國的媒體喜歡把自己打扮成監督政府的有力武器，但它們既不代表公民也不接受來自公民的監督。媒體實際上置於民主制度之外，置於公民之上。沒有人可以通過民主程序來決定一個媒體應該如何行為，也不能罷免或者選舉媒體的管理者。主流媒體不受任何黨派的控制，但是它們的確受到了媒體大亨的控制。於是它們的“監督”作用完全可能是偏見的。

作為媒體的重要部分的娛樂領域，好萊塢對歷史的歪曲和偏見更是顯而易見。當然在好萊塢里也有不同的聲音，但是其在好萊塢難以生存也難以成為主流。我記得幾年前有一位好萊塢著名導演製作了一部影片《耶穌的激情》（The Passion of Christ），這部並不過分的影片招來了猶太人組織和媒體的責難。我本人並不喜歡這部影片，但是我不覺得這部影片有什麼不恰當的地方。僅僅由於影片按照聖經描述了耶穌受難中猶太人的負面作用，所有的猶太組織和媒體對影片進行了不公正的報導和責難。但是，好萊塢的年復一年連篇累牘的對於德國人進行整體的污衊，卻得到了好萊塢本身和媒體的讚揚。斯皮爾伯格（Spielberg）用攝影機進行的對於歷史的歪曲得到了好萊塢和媒體的一致喝彩，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一夥的。

千萬不要到好萊塢的影片中挖掘真理，那些我曾經以為反映了歷史真實的好萊塢電影，實際上多是用謊言堆砌起來的，如果他們沒有徹底歪曲了歷史，那麼他們也刻意隱瞞了歷史。

這些媒體和特殊利益集團不僅僅把他們自己塑造成權威的化身，而且還竭盡全力企圖封堵不同的聲音。

尤斯塔斯·穆林斯（Eustace Mullins）寫了一本書“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美聯儲的秘密》）【1】，用他的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和嚴厲的批判。我本來對於這本書一無所知，是由於一個不可思議的事件而決心買來一讀的。事情是這樣的，我在蒙特利爾報紙上看到了猶太人組織破壞一位作家在蒙特利爾和多倫多的講演，理由是這位作家寫過反猶太的書。這個作家就是Mullins，他們說的書就包括《美聯儲的秘密》。我很震驚，在加拿大這樣的民主國家，居然有一些利益集團可以用這樣卑劣手段封堵他人的話語權。我因此決心一讀此書，結果發現，書中並沒有什麼偏見，只是對美聯儲的形成和作用進行了嚴肅的批判。書中確實批判了一些人，但總不能由於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猶太人而不許批判吧？退一萬步說，就是對猶太人批判，那麼又有什麼呢？難道他們的所作所為可以由於他們的民族背景而不被質疑或批判的嗎？

一些特殊利益集團，害怕民眾對他們的質疑和批判，於是就在言論上進行控制。不少冠以“反歧視，求公平”宗旨的組織實際上的行為和目的恰恰背道而馳，比如Anti Deformation League，Simon Wiesenthal Center，B’nai Brith 等組織，一開始我還真的以為他們是什麼民權組織，結果都是猶太極端分子背景的，他們的宗旨實際上就是制止他人對於猶太極端勢力的批評。本來在西方批評是一種極正常的民主手段，但是他們卻把這樣的民主手段描繪成煽動“仇恨”。破壞Mullins的講演就是B’nai Brith牽頭行動的，他們以民權組織的名義從政府得到了經費，用納稅人的錢為他們自己的私利服務，破壞西方的民主政治，在西方有識之士中引起極大的憤慨，在西方普通民眾中造成很壞的影響。

好萊塢和媒體的背景基本相同。好萊塢幾乎每隔一段時間都要推出一些“大片”來把德國描寫成惡魔，但是好萊塢從來都沒有出過甚至一部片子描寫蘇聯的惡行。他們似乎對蘇聯的惡劣的人權記錄視而不見。原因很簡單，好萊塢的大亨們代表的小集團利益和整個人類文明的價值大相徑庭。好萊塢的大亨們既忽視烏克蘭饑荒、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等等蘇聯對東歐人民犯下的罪行，也看不到《古拉格群島》揭示的鐵幕後面蘇聯對自己公民的暴行。《古拉格群島》在西方人民中享有盛譽，其作者還得到了諾貝爾獎，但是好萊塢卻選擇了不予理睬。好萊塢的斯皮爾伯格們可以連篇累牘不厭其煩地“藝術”地描寫德國的暴行，但是他們絕無興趣把任何以上的歷史事實搬上銀幕。

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在其統治的短短數年間就殺死了1/5的自己的人民，這樣的滔天罪行就在眼前，但是好萊塢的大亨們，卻隻字不提，從來沒有製作過一部有關紅色高棉罪行的影片。人們絕不能指望斯皮爾伯格會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拍攝蘇聯和紅色高棉罪行的影片。

這些好萊塢和媒體的大亨們，對於帶給人類更大災難的一些歷史事件諱莫如深，對於要建立以上受害者的紀念設施居然如喪考妣。他們連篇累牘甚至添油加醋自己的辛酸往事，輕描淡寫甚至隻字不提別人的苦難經歷。這樣的截然不同的對待歷史只能說明那些大亨們只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團的走狗，在他們的心目中，沒有正義也沒有歷史，有的只是利益和特權。於是，他們所藝術描繪的歷史故事的真實性，也大可懷疑。

他們如此的不公大行其道的同時，自然是他人的權利被損害。英國一位歷史學家David Irving由於對於二戰中一些事件的看法不同而被以所謂的“否認大屠殺”罪被判3年監禁，而且他不是唯一的由於對歷史事件的見解而被囚禁的人。在以自由和民主為宗旨的西方社會裡，居然會有人由於不同的政治見解而被定罪和坐牢，簡直難以想象！這是現代西方一個永遠無法抹去的污點。在西方，你可以質疑上帝，可以批判聖經，可以痛斥總統，指責政府，但是你不能質疑一個稱作“大屠殺”（Holocaust）的歷史事件。奇怪的是，對任何別的民族的大屠殺都可以質疑，蘇聯對於自己公民和東歐的人民進行的屠殺可以質疑，日寇在亞洲的暴行也可以質疑，但是對於二戰中猶太人的“大屠殺”事件卻不能質疑。這讓西方蒙受了政治上的巨大損失。西方在二戰的歐洲戰場上中輸掉了物質，而且也輸掉了精神。

從科學的觀點來看，不允許質疑的必定是不能自洽的。只有那些禁不起質疑的理論，才需要用法律或者武力來封堵質疑。剝奪人們陳述觀點和表達思想的權力，是一種愚不可及的做法，是讓西方丟盡道德原則和喪失道德底線的愚蠢行為。

就在有人為質疑歷史事件的描述而坐牢的同時，一個同樣在二戰中犯下了屠殺和殘害平民罪行的罪犯Solomon Morel卻可以逍遙在法律之外。此人在二戰結束後在蘇聯占領的波蘭建立了一個集中營，把所有他可以找到的德國族裔的人囚禁在集中營里，這些囚犯都是沒有參與戰爭的平民。他對於他囚禁的德國人進行慘無人道的殘害，其殘忍使歷史學家不得不說“對比Morel所經營的集中營，德國納粹的集中營就像是夏令營了。”這個罪犯現在躲在以色列，逍遙於法律之外。猶太人組織和以色列還嘲笑波蘭試圖引渡這個罪犯回波蘭接受法律制裁的努力，“居然你波蘭還有權利想懲罰猶太人”，意思是，你波蘭算老幾。以色列仗着美國的支持，儼然這個世界上他們不受法律約束和正義懲罰。

對於這個罪犯，通常大聲疾呼嚴懲二戰戰犯的Anti Deformation League，Simon Wiesenthal Center，B’nai Brith卻視而不見、沉默無語。那份“矜持”，對比他們通常的凶神惡煞、氣急敗壞，充分說明了這些所謂的“人權組織”只尋求個別利益集團的利益，絕非為了普適的人權。他們的所作所為的目的只是要把歷史事件打扮成他們希望的樣子，為他們今天的利益服務。

在200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的主流媒體採取了非常不公正的態度，幾乎一邊倒支持奧巴馬（Obama），有意忽視奧巴馬的一些問題，而窮追猛打邁凱恩（McCain）陣營的問題。如此偏袒，實在不忍目睹。CNN一開始還對其偏見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但是到了競選後期整個赤膊上陣了，簡直就成了奧巴馬的競選班子的一部分。這些媒體試圖把自己的政治主張通過他們把持的系統灌輸到民眾之中，這和新聞公正的原則背道而馳，其所作所為嚴重地降低了美國媒體的可信度。

現在美國和加拿大的獨立媒體已經很少了，很多不同名字的報紙實際上都被控制在同一家傳媒公司，而整個傳媒界都在幾個媒體寡頭的控制之下。媒體的公正性正在受到嚴重的影響。這些媒體的權利和影響巨大，而且它們想如何解釋事情就如何解釋事情，想批評誰就批評誰，想袒護誰就袒護誰。由於媒體的私營性質，其權力既不來自於人民，也不受監督於民主的機構；由於媒體的被壟斷，他們的行為也不受限制於競爭。

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20世紀後，人口問題是人類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但是對於這個問題，很多深入的討論都被禁止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的一位教授曾經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提出一些嚴肅的關於人口數量和質量的討論，結果被冠以種族主義而打入冷宮。當時其所在的安大略省的省長振振有詞：“我們不要壞科學。”言下之意就是一旦被扣上來“壞科學”的帽子，就只能被禁止了。這是對人類進步的雙重反動，一方面任憑影響人類前途的人口問題惡化，另一方面破壞了科學得以生存的思想和言論自由。

現在我們可以來討論資本了。和以上已經闡述到的藝術、政治和媒體相比，資本既不屬於經濟基礎也不屬於上層建築。資本是經濟和政治之間的介質，資本同時具有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意義。我們在這裡所說的資本還不僅是金錢，而是管理和金錢的混合體。

如果資本集中在極少數人手裡，那麼即使是民主社會，對資本的行為也無能為力。一旦極少數人擁有極大的資本，那麼實際上這些人就已經操縱了金融。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將資本流向任何他們希望的地方，資本的到來會帶來經濟繁榮，而資本的離去會引起經濟蕭條。由於資本的操縱者擁有支配手中資本的絕對自由，於是，集中在少數人手裡的資本將成為一股巨大的不受民主制度管轄的力量。

正如我們在科學和民主一章中論述的那樣，資本作為昨天的勞動力具有的力量甚至比今天的勞動力還要巨大。今天的勞動力具有獨立的思想，難以被操縱，民主制度保證了這些勞動力的話語權，他們手中的選票就是對權力最好的限制。（正因如此，一些利益集團希望通過對於媒體的控制來左右今天人們的思想）。但是昨天的勞動力卻沒有選票，其一旦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這些“勞動力”的話語權就完全控制在這些少數人手裡。

這也是為什麼有一些利益集團在西方受到民眾普遍的痛恨，這並不是由於西方存在着種族主義，而是由於這樣的資本運營總是在由這樣一些人操縱，而他們的道德準則顯然背離了西方普遍的原則。在美國，華爾街的大亨們被美國普通民眾痛恨，但是對於這些人，民主沒有辦法制約。一個民主的社會，對於權力的監管來自公民，對於權力的賦予也來自公民，因此對於政府人員的營私舞弊行為，會很快得到糾正。但資本的支配並不來自公民，而是極少數的操縱者。

政府和資本在民主社會中形成了對立，前者是民主的，而後者是獨裁的。由於資本的偉力，資本成為一種權力。資本操縱者的權力不來自人民，沒有三權分立，因此資本可以為所欲為。資本的操縱者使用槓桿方法，把手中的資本放大到極限去為他們自己謀取利益和權勢。後者的獨裁不僅僅源於私有資本集中在極少數富人的手裡，而且也由於絕大部分普通民眾的資本也由極少數人操縱。他們創造出所謂“基金”和“財富管理”，把不屬於他們的錢也圈到他們的手下，成為他們謀取利益和權力的工具。他們的權力之大，不是一般人容易想象的。金融資本才可以呼風喚雨，翻江倒海。就那麼幾個“金融大鱷”，就可以掀起金融風暴，把一個國家的貨幣升上去，降下來，甚至打倒。

美國的聯邦儲蓄機構其實名不副實，它既不聯邦，也沒有儲蓄，其本身並非政府機構，而僅僅是一些私營大銀行聯合的一個空架子。因此由它制訂的貨幣政策很難保證不帶私心。美聯儲主席的人選和政策都無法說是民主的。不錯，美聯儲主席需要美國總統的推薦和國會的確定，而美國總統和國會議員是由全體公民選出的，在這點上說沒有問題。但是中間環節太多，以至於我們無法判斷美聯儲主席的選擇到底是基於公民還是廊說者的意願。因此，美聯儲制訂的政策也很難判定其是否以美國公民的利益為出發點。

有人這樣說：“重要的不是誰當總統，而是誰當美聯儲主席。”雖然不免有些誇大，卻不無道理。美聯儲主席想怎麼調整利率就怎麼調整利率，沒有人可以干預他。原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執掌美聯儲多年，而正是他對於最近的美國金融風暴以及由其導致的全球金融風暴負有難以推託的責任。他的低利率政策首先引發了股市的泡沫，在股市泡沫破裂之後又繼續以低利率刺激房屋市場，製造了房屋市場的泡沫，引發了“次貸”危機，最終導致全面的金融危機。當然這個帳不能全部算在格林斯潘身上，因為這樣一個其規則漏洞巨大的金融體系，不是格林斯潘也會有別的人製造這樣的經濟混亂。

美國龐大的金融體系實際上沒有任何約束，其既不受民主程序的監督，也不受政府的控制，由於資本操縱者們沆瀣一氣，也就沒有了來自競爭的限制。這樣一個金融體制，實際上是獨裁和專制的系統。其唯一目的就是利潤，其手段就是利用手裡的資本和其控制的金融規則來操控市場。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風暴正是這個有缺陷的機制的總爆發。

有人把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歸咎於次貸危機。這的確是原因之一，但卻不是問題的根本。顯然不能簡單地把火災起因僅僅歸結於抽煙者的不小心，而忽略了整個防火系統和消防規則的缺失。換言之，如果沒有次貸危機，那麼也會有另外一個危機導致全面金融危機。這是一個沒有完善消防設施和規則的系統，火災遲早會發生。

這就是制度的重要性，其實西方對此知道得再清楚不過，民主就是為了避免獨裁的最好的措施，不僅可以防止不合適的人進入政府，而且可以把不合適的政府掃地出門。三權分立則是制約執政者的最好的制度，可以對任期內的國家各管理部門進行強有力的監督，使得任何人都不能濫用由公民賦予的權力。但是這一切行之有效的制度，在金融體系中都沒有。

我們來看看作為金融危機導火索的“次貸”危機是如何產生的。低利率刺激了普通人們的貸款欲望，而銀行則進一步興風作浪把這樣的欲望變成貪婪和鋌而走險。房屋抵押貸款（按揭）本來對貸款者審查嚴格，因此幾無風險。但是審查嚴格就減少了貸款者，於是銀行就放寬審查，這就有了“次貸”（Sub-Prime），亦即把錢借給了信譽和還貸能力本來不夠格的人。

比如銀行A有100億美元，為了暴利，它進行30倍的“槓桿”操作，於是它就有了3000億的運作資金。因為只有把錢借出去才可以賺錢，於是就到處找人來借它的錢，其中就有很多“次貸”。但是A並不傻，他並不自己承擔風險，而是找另一家金融機構B為這些貸款做了保險，這就是CDS合同（Credit Default Swap），如果A不能償還，這些合同就歸了B，由B來承擔。但是B也不傻，它買了公司C的保險。這樣的一層層的投保，每層的保險公司都很精明，按照常規的壞賬率計算，都是只賺不賠的。但是房屋市場價格一跌，那些本來指望着房屋漲價出手賺錢的“次貸”貸款者的如意算盤落空，只好斷供，接着，公司A根本無法對付如此大量的斷供者，於是找B來賠償。這樣一層層到最後的擔保者，但它也同樣賠不起，於是它就不得不完蛋了。它一完蛋，所有的都一起完蛋。

因此，“次貸”僅僅是美國金融問題的症狀，而遠非問題的根源。美國金融系統的規則和操作，才是根源。

在美國，所有的產業和產品都有質量標準機構。比如食品和藥品有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食品藥品總署），各種材料有美國測試和材料學會ASTM（American Society of Testing and Materials），但是對於資本最集中的金融機構的產品和運作，卻幾乎沒有任何監管，甚至沒有任何標準。格林斯潘振振有詞說金融機構自己會管理自己，再退一步，市場也會管理它們。自由市場的確有調節機能，但是其必須通過競爭起作用，而由於金融寡頭們的控制和勾結，自由競爭實際上已經不存在，所以市場調節也就不存在了。格林斯潘一直指望這實際上不存在的競爭機制來調節金融業，因此他自己就不必做什麼，卻火上澆油把本來過低的利率調得更低。怪不得他每天拎一個不足半公斤的皮包把美國經濟導向了危機。

沒有了規則和監督的金融寡頭們，想怎麼折騰就怎麼折騰。在股市上揚、經濟繁榮的時候，他們不許任何機構監督它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但是當股市大跌、出現虧本的時候，這些大銀行卻要國家（亦即納稅人）來拯救它們。它們在掙錢的時候採取的是資本主義，而在虧本的時候採取的是社會主義；掙錢的時候它們把錢攫為己有，虧錢的時候要納稅人來買單。

那些普通納稅人通過金融機構的投資本來就回報甚微，沒有哪個基金從長遠來看跑贏了大市，股票市場本身就是一個難以給股民帶來財富的機制。從1966年到2006年的40年間，紐約的股市增加了14.5倍，這折合成年利6.90%。而這段時間的年通貨膨脹也有4.56%，再減去由於投資所得回報的稅收，實際上，投資的回報還跟不上CPI（消費者價格指數），亦即普通投資者的財富並沒有增加。

於是普通的納稅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首先他們用自己的稅後收入進行投資，他們辛勤所得的少量資本被金融寡頭匯集成巨大的資本力量，進而被這些金融寡頭用來謀取私利。當金融出現問題的時候，他們還要通過政府用他們所納的稅向這些坑害了他們的金融公司注資。因此這些普通的納稅人的受害是雙重的。

顯然資本的流動很多時候並不符合西方人民的利益，而僅僅符合資本運作者的利益。難怪西方所有領域的發展都遲緩於發展中國家，究其原因，資本追求的利潤在發展中國家高於西方國家，於是這些由西方創造的本可留在西方的資本和技術被投到了發展中國家，這些由西方創造的本可留在西方的工作機會流向了發展中國家，這正是資本和其運作者使然。

如果我們認真審視從1900年到現在西方的幾次重大經濟危機，沒有一次是從實體經濟開始的：製造業沒有問題，服務業也沒有問題，而危機都是從金融開始的。自由市場經濟的供需平衡有一個自然的周期，供過於求和供不應求會經常出現，但由於自由市場經濟的負反饋作用，它們只在小範圍內波動，不會釀成大規模的危機。

1929年始於美國的“大蕭條”，美聯儲要負很大責任。這個1913年被創造出來穩定金融系統的機構，卻恰恰沒有起到穩定所需的負反饋作用，而是以正反饋使本來並不嚴重的經濟問題演變成危機。

那些金融機構在經濟繁榮的時候設法進一步刺激繁榮，“創造”了並不存在的需求，使得本來並不嚴重的供不應求看起來更加嚴重，製造了虛假的需求信號；當經濟進入衰退的時候，放大了本來並不嚴重的供過於求，製造了虛假的過剩信號。

如果說今天的勞動力決定了政府，那麼昨天的勞動力（資本）則影響了政策。政府是由公民決定的，不管財富多少，每人有一票，也僅僅有一票。但是在政府形成之後，作為昨天勞動力的資本就會以各種形式影響政府的政策。當然，公民，也就是今天的勞動力也會以有組織甚至示威遊行的方式對政府施壓，但是資本的擁有者和運作者對政府的施壓通常是非常隱秘的。在西方有一個常見的政治現象——“廊說”（Lobby）。這是一些利益集團利用手中的資本和其它資源，向政府和議會施壓和諫言，從而影響議會通過的法案和政府的決策。

古希臘的科學和民主徹底解決了“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正是由於科學和民主所到之處，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必然減輕，所以一些尋求自己特殊利益的人和集團必然會躲避科學和民主。於是在民主的社會中總是有一些人和集團設法製造它們可以控制的同時又是游離於民主制度以外的機制，以便使他們可以逃避責任和約束。這就是西方媒體和資本現狀的成因。

媒體和資本成為了不受科學和民主約束的兩個獨立的權力機構。之所以說它們是權力機構，是由於它們實際上享有的影響力和權力。可以說，媒體和資本是民主國家中最嚴重的兩個問題。在民主國家，理應所有的權力都屬於公民，但是媒體和資本卻不屬於公民，而僅僅屬於極少數利益集團。正因如此，一些利益集團竭盡全力對媒體和資本進行控制。他們知道，控制了這兩個，實際上就左右了政府的政策和民眾的思想。於是就在民主權利之外又創造了一個權力體系。這個權力體系和獨裁沒有什麼兩樣，只要把媒體和資本控制在自己的小集團手裡，就可以獲取暴利和控制思想，就可以左右政府和民意。這正是獨裁者夢寐以求而無法在民主國家實現的夢想，但是通過這樣的對於媒體和資本的控制就可以夢想成真。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這些媒體和資本背後的操縱者，會發現，他們都是背景極其相似的利益集團。

當權力集中在極少數人手裡的時候，絕大多數人將無可避免地遭受奴役。當媒體和資本集中在極少數人手裡的時候，絕大多數人也將遭到不同程度的奴役。今天的壟斷金融資本家和媒體大亨們朝思暮想的就是要進行資本和媒體的壟斷——用資本控制過去的勞動力，用媒體左右今天的勞動力。

西方必須對自己社會中最不民主的兩個因素，媒體和資本，進行徹底的審視和改革。如果不能解決這兩個問題，民主制度將是跛足的。

這是現代民主的一個漏洞，這樣的漏洞不可能由堵塞去解決問題，因為僅僅靠堵塞就會造成更大的獨裁問題，而是要有一個競爭系統和機制來解決。在這一點上，古希臘的競爭精神仍然給予我們很好的啟示。如果我們真正地使古希臘的四個公理（或者說是四種精神），亦即競爭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義精神，成為我們行為的準則，把古希臘的兩個定理（科學和民主）作為我們的指南，我們就必然會徹底解決這個現代民主社會的問題。

人類迄今的歷史表明，文明和進步的社會不一定可以戰勝野蠻和落後的社會，這就如同人的健康肌體未必可以戰勝癌細胞。代表了惡勢力的癌細胞可以依靠它在某些方面的強大扼殺健康的肌體，並且用它強大的擴張能力占領整個肌體，從而讓整個肌體死亡。在開始的時候，癌細胞可以在數量上和能量上都很小，但是如果不及時清除，原本健康的肌體將最後死亡。人類的歷史也如此。

如果說人類在古希臘文明後期被迫地接受了她的消亡，那麼人類在文藝復興後的今天主動地揚棄了文藝復興所弘揚的價值。古希臘文明已經是數千年前的事情了，文藝復興也過去了數百年，曾經高舉古希臘文明和文藝復興大旗的西方已經逐漸遠離了作為其文明源泉的古希臘文明。在人類文明最重要的精神領域，西方實際上已經在背離古希臘和文藝復興的傳統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古羅馬的悲劇會再現嗎？這絕非杞人憂天或聳人聽聞。我們絕不希望到失去之後才理解曾經擁有的意義。

古羅馬人最終丟失了古希臘文明，從而歐洲步入了漫長的暗夜。人類是幸運的，在這幾近千年的漫漫長夜後，迎來了以“文藝復興”為代表的古希臘文明的復甦。如果我們現代人最終也丟失了古希臘文明，那麼我們也將無可避免地再次進入漫漫長夜。在那長夜的盡頭還會有再一次的“文藝復興”嗎？人類的失而復得的幸運未必會重複，人類未必會有再一次的機會。

因此，讓我們在還未失去的時候就開始珍惜吧。也許，現在是需要重溫“文藝復興”的時候了。

註：

【1】 Eustace Mullins, 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 Staunton, VA24401，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