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理論之傾聽與質疑

文：華山

2013年6月初我去斯坦福大學參加一個古希臘文明討論會“Savoir Public”（注1），同時拜訪幾位教授，其中便有著名政治理論家弗蘭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注2）。儘管已聞名世界，更有出版社窮追不捨讓他趕緊寫書，但福山還是一副謙謙學者樣。他是日本後裔，卻是一位地道的美國人。

作者與福山教授

他說每天早上4 點開始寫作，中午之後處理別的具體事務。政治和哲學類的書籍成為暢銷書是不容易的，但是福山的幾本論著卻做到了這點。並非由於他的著作譁眾取寵，而是由於它們準確地判斷和解讀了近代世界幾個著名的歷史性事件，比如東歐巨變。

他的幾本最著名的著作出版後，世界又有重大變遷。我問福山：儘管我們可以看到大趨勢，世界在走向你所稱為的最後的政府形式——民主。但東歐劇變之後，中國顯然是個異數，而近年來西方經濟的困境和俄羅斯中國的相對繁榮，對此你如何解讀？

福山的回答應該是意料之中的：世界的發展肯定不會一帆風順，最終走向民主也不會沒有障礙和曲折，但是從長時間來看，這個趨勢是顯而易見的。

我對福山的判斷沒有異議，當人類從別的政府形式走向民主的旅途中，到底有多少峰迴路轉，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如果我們閃回到公元前508 年，那時的雅典第一次創建了民主政體。這是一個極其天才和勇敢的創造過程，需要道德、理念、文化等等方面的長期準備，僅僅這個制度設計的本身，就複雜到難以想象。這個制度創造了極其輝煌的數百年繁榮，此後卻黯然退出了歷史舞台，接着是長達近2000年的沉寂。

既然這樣，我們有什麼理由認定這個在2500 年前創立，此後中斷了近2000 年，而在文藝復興後期才逐漸重現的制度是人類最終的政府形式？顯然，在漫長的中世紀，民主制度看起來是如此遙遠的過去和不切實際的將來。

其實，雅典那短短的200 年的民主並不能僅僅從其本身去理解，否則我們肯定一頭霧水。如想理解，必須上溯到荷馬時代甚至更早，而且要延續到中世紀甚至更晚——民主制度的大廈在此前沒有建立，在此後一片廢墟，但是那些使得大廈賴以成立的支柱早已聳立而此後也沒有完全倒下——這就是“自由平等”的理念以及“人本主義精神”、“競爭精神”、“思辨精神”和“批判精神”。

福山從另一個角度回答了這些問題，而他在6 月29 日的《華爾街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產階級革命》(TheMiddle-Class Revolution) 進一步闡釋了他的觀點。他用埃及和突尼斯為例說明，中產階級是走向民主的最重要的驅動力。所有阿拉伯之春運動實際上都是中產階級發起的，他們有知識，了解外部世界。而中產階級具有的民主驅動力源於中產階級日益增加的期望和政府政策造成的失望。

但是在一個沒有民主基礎的國家，這種不滿導致的革命通常無法一蹴而就抵達民主制度，埃及和突尼斯就是例子。埃及革命由中產階級發起，但革命的成果卻被穆斯林兄弟會劫持。原因是：中產階級沒有足夠的組織，他們很難組織起有效的競選，因此，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的勝出並非民眾的勝利，也不是民主的真正體現，而是民主路途中無可避免的彎路。

我覺得，民主消除了少數壓迫多數的可能，但是民主並非多數壓迫少數的工具。民主必須是憲政之下的由多數擁護的政府，但其必須保護全體公民的利益和安全。

回顧歷史，革命的成果容易被一群自稱代表最貧窮的大多數人的組織所竊取。如果我們閃回到兩百多年前的法國巴黎，這也同樣真實。率領民眾的是一群中產階級，而革命的成果被某些人以最貧窮的人群的名義竊取。而這些赤貧者並不是政治的穩定力量，他們最容易被矇騙——用“豐衣足食”和“復仇”就夠了。而中產階級就不那麼容易上當，尤其是福山所定義的中產階級：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體面的工作，持有相當的資產。福山認為，中產階級這些特點決定了他們具有更加穩定和可預測的政治訴求。

福山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

但是，我的問題是，為何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任何民主的嘗試。歐洲中世紀時，中國的人均財富顯然超越了古希臘時代，而可以稱作中產階級的人比例也不少；那時中世紀的歐洲在宗教的巨大影響下無法自拔，而中國並無這些負擔。但是中國卻從來沒有走近過民主，既無理念，更無嘗試。因此，足夠的中產階級並非導致民主的充分條件。

因此我認為，福山理論中還需要考慮一個文化因素，這就是價值理念。沒有了“自由平等”的理念，不管如何富裕，不管信息如何通暢，民主都不會自動成為共識。

中國歷史上人們有對豐衣足食的追求，而無對自由平等的想往。因此，他們不可能想象出一個民主制度，相反，他們設想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法只能是找一個救世主，一個明君，然後匍匐在地山呼萬歲。

而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同於當時的中國，正是由於這些價值觀的普及，一些在歷史上沒有民主傳統的民族也有了自由平等的理念，這些理念使得民主成為一個大趨勢。

東歐巨變和阿拉伯之春便是證據。而它們的跌宕起伏肯定會有人用來做反例，比如《人民日報》說“埃及事件是給阿拉伯之春當頭一瓢冷水”。其邏輯之混亂和闡述之愚蠢，令人聯想到太監對別人性生活過度的幸災樂禍，行將餓斃者對飲食過量的冷嘲熱諷。

我們正生活在信息時代，信息交流使得過去曾經相對閉塞的世界成為了一個整體。毋庸諱言，價值觀的傳播並非易事。實用信息的傳播相對容易，但是價值觀的傳播卻很困難。一個民族對那些和自己的傳統格格不入的價值觀的抵抗是非常激烈的，因此需要久遠的時間和艱難的過程才可能讓舶來的價值觀落地生根。

文藝復興後的500 年加速的信息傳播推動了價值觀的普及，而信息時代的到來使得這個進程更加迅速。正是自由平等理念的傳播和被接受，使得民主成為了整個世界的大趨勢。也許福山的“終極政府形式”的預言未必立即實現，但已經勢不可擋。唯一有爭議的是，那些拒絕這個趨勢的人的美夢還可以做多久。

對於中國的繁榮，福山沒有過多論述，但我認為：中國的繁榮其實僅僅是發達國家的生產力紅利（注3 ）所導致的，這個世界上並沒有值得模仿或學習的所謂“中國模式”。

福山認為中產階級將是世界民主進程的決定性因素。根據福山引用的聯合國研究數據：2009 年世界中產階級的人數是18億，而到了2030年，這個數字將上升到49億（屆時世界總人口預測是83億）。如此巨大的中產階級人數和比例，將是社會走向民主的巨大動力。

我並不完全贊同福山的觀點。福山也許過於把物質放在了首位，而我認為如果重提精神和物質的關係，那麼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意識決定存在。只要這些偉大的意識，或曰普世價值被人們接受，社會存在就將被不可逆轉地改變。

而福山自己在斯坦福大學的辦公室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一間很不起眼的斗室，（我感慨斯坦福大學大概頂級的學者太多了），一個世界頂尖的學者居然在這樣一間辦公室里寫出了這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精神和物質之間孰為重孰為先便不言而喻。

附註：

1. Savoir Public（公眾知識）討論會是由作者在斯坦福設立的“TowardsCitizenship”（走向公民）基金舉辦的第一個活動，與會者來自法國幾所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紐約大學，斯坦福大學。

2.  Francis Fukuyama 最著名的著作是The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其斷言自由民主是人類最終的政府形式。他目前是斯坦福大學的“民主、發展和法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

3 . 這是作者首先提出的概念，在這裡指發達國家生產力的潛在利益（紅利）被發展中國家獲得，而無法由發達國家自己獲得。這並非發達國家不想從中獲得利益，而是這樣的“紅利”無法在發達國家的社會環境下變現，只有在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才可以使之變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