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說到吳芝圃偷襲鬥倒了河南第一書記潘復生，自己掌了大印，恰是全國瘋狂的“大躍進”勃起，老毛一聲令下，全國響應，正合吳芝圃的脾胃，他一馬當先，一九五八年夏收後，就開始在河南大辦工業，又大辦鋼鐵，響應中央的趕英超美，砍伐樹木土法煉鐵，秋後就上山六百萬人，影響了當年秋收，還嚴重的影響了五九年的生產，以致產量下降，其它還有大辦煤炭，大辦交通，大辦水利，大辦社辦工業，全民辦電，………當時至少八個大辦，動員的人力至少有一千五百萬，那還顧得上農業生產。

可是糧食還要放高產衛星，1958年誇口小麥畝產一千斤，三千斤，又到五千斤，最後是西華縣畝產七千三百斤，當時全國頭腦發狂，連火箭專家錢學森都在《人民日報》發文證明一畝地的光合作應可以產出這麼多糧食。吳芝圃預估全省總產量702億斤。實際產量只有281億斤。既然產量這麼高，就要來一個高徵購，那麼農民就留不下口糧了，後來農村餓死人的原因就在此。“信陽事件”應時發生了。

全省都一樣，1958年大煉鋼鐵誤了農時，小麥未能及時收割，導致10%左右的糧食損失。1959年的自然災害致使欠收，信陽全區糧食產量僅有32.58億斤，比1958年減產46.1%。吳芝圃反右傾，使得信陽地區各縣都虛報產量，信陽地區匯最後將產量虛報為72億斤，要按照72億斤的標準來征糧。基層幹部難以完成徵購任務，只有逼迫農民上繳糧食，對農民捆、綁、吊、打、捕等現象屢見不鮮。民間有謠：

幹部好似閻王爺，

大隊好似閻王殿；

只見活人去，

不見活人還。

幸虧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一人堅決反對虛報，最後信陽地委勉強按50億斤產量上報省委，河南省委據此分配給信陽地區9億斤的糧食徵購任務，下面各級幹部為了超額完成任務邀功，層層加碼，根據省委“反瞞產私分”的指示，信陽地委動用民兵，指揮各縣委挨家挨戶搜查“被農民和基層幹部隱瞞私藏的糧食”。在“反瞞產”過程中信陽地區逮捕了一萬餘人，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牲口飼料糧，徵購任務超額完成了，信陽全地區徵收了16億斤糧食，結果農民的全年口糧每人只剩100多斤，僅夠吃4個月，潢川、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3個月。1959年末開始有人餓死，後來不斷惡化，餓殍越來越多以至於屍體無人掩埋，人吃人的現象也不斷發生，僅固始縣官方記載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縣委還以“破壞屍體”為名逮捕群眾。活着的人為求生計，開始大量外逃。人員外逃勢必導致大批死人的消息傳開，於是信陽地委指示各縣市要求設崗堵截，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設卡，嚴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攔截外逃人員，還專門設置收容所、監獄，隨意拘捕外逃者，災民錢財衣物一律沒收，甚至遭到毒打，很多人餓死、病死、被打死在獄中。

儘管封鎖消息，但紙里包不住火，消息還是輾轉傳到中央，派人下來調查，吳芝圃卻對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說，信陽死了些人，你總結下經驗教訓，向中央寫個報告，檢討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顧慮。不要調查，死人問題調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讓縣委書記估計報一下就行了。就這樣，信陽地委寫了一個報告，把死人的數字大大壓縮，省委依此欺騙中央。一九五九年冬六零年春災難向着更惡劣的方面發展，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洗劫，吳芝圃六零年六、七月派楊蔚屏去信陽，本是去揭蓋子的，楊卻帶着孩子老婆到雞公山上，在那個避暑勝地開了個三級幹部會議，說發生的問題只是人民內部矛盾了事。

信陽事件全地區到底餓死多少人呢？信陽地委向省委報告的死亡人數為38萬，信陽地方志統計的死亡人數是48.3萬。時任中央調查組處長的李堅和李正海兩人向中央報告的數字是105萬。1961年1月13日信陽地區呈報中央最後一次統計數字顯示：全區總人口808萬6,526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數107萬321人，占到總人口13.2%。2012年，來自南京大學的研究者將因饑荒而沒有出生的人口和因饑荒而外流的人口納入統計，並分析認為，信陽事件在該地區造成了約125萬的人口損失。

有當事人回憶到當時的一個慘狀。一家老人餓死了，只剩下兩個哥，一個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問弟：餓不餓？餓了咋辦，咱不能等死啊！兩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了。

信陽餓死了這麼多人，如何交待呢？毛澤東看完中央工作組調查報告後，將責任一股腦兒推給執行他的命令搞大躍進的基層幹部，對信陽的幹部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說信陽事件是反革命分子當權的結果，信陽地區要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徹底清除國民黨、地主階級的殘餘勢力。中央從各部委抽調452名幹部、河南省委抽調1844幹部，吳芝圃派他的親信省委秘書長戴蘇理兼任信陽地委書記，信陽地委抽調1483名幹部對信陽地區進行整風整社，這些新來的幹部接替原來的地、縣、公社、大隊領導人職務，並且還集訓了8000多原先的幹部，特別集訓5000多人，鬥爭和批判了10000多人。983人被撤職查辦管教反省，275人被逮捕法辦。戴蘇理還乾脆借調了兩個團的部隊，集中關押信陽地區約20萬農村基層幹部，進行所謂“特殊培訓”，一路之上，用繩子將他們一串串拴起來，武裝押送。信陽地區的8位縣委書記被逮捕，七人被判2-3年徒刑，死人最多的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由死刑改判為“死緩”，而吳芝圃僅在省委全會和三級幹部會議上作了檢查，仍然留任省委第一書記，後來仍堅持形“左”而實右的錯誤，楊蔚屏思想上根本沒有觸及靈魂，拖着委屈牴觸情緒，拒不認真檢查。當全省人民處於極端困難之時，趙文甫卻帶着老婆去上海看病，照樣當省委書記和副省長，沒有被觸動一根毫毛。

畢竟，河南問題嚴重，1961年2月，中央決定對盤根錯節的河南省委摻沙子，調來廣東的文敏生到河南任常務書記，數月下來收效不大。5月21日-6月12日中央會議期間，老毛一天深夜召見時任廣西自治區第一書記的劉建勛，派他主政河南。隨後，鄧小平代表中央書記處與劉建勛談話，說“建勛呀，你命苦，57年廣西出了問題，餓死人，要你去。現在河南餓死人，又得你去！”

劉建勛，原名劉樹功，河北省滄縣人。和潘復生那代人一樣，念書時參加共產黨，抗日戰爭時從事武裝鬥爭一步步攀升，中共建政時做到省級幹部。

劉建勛飛抵河南，上午到鄭州，下午就召集主持省委書記處會議。當即在會上拍板，各地報上來的夏糧徵購任務，豐收地區減10%，平收地區減15%，受災地區全免，如完不成中央要求的徵購任務，自己向中央解釋負責，眼下先讓農民緩一口氣。

對於燃眉之急的河南5000萬人的吃飯問題，劉建勛趁到北京開會之機，當面向周恩來總理求教。周總理說：“我給你想一個辦法，就是挨門向住在北京飯店的幾個省委負責人去磕頭化緣”。劉建勛茅塞頓開！他使出渾身解數，先後找山西的陶魯笳借面，找湖南的張平化、湖北的王任重要米，從廣西的韋國清處弄來了些木薯，找安徽的曾希聖要了些紅薯干。到後來，連遠在大西北新疆建設兵團的老戰友張仲翰都拜到了，要來了不少土豆。

一個故事說得很形象，劉建勛的連襟張林池時任東北農墾總局黨委書記，正好也在北京參加中央的會議。一大早，劉敲門闖了進去，兩手抱拳、開門見山說道：“閒言少敘，救人要緊，能給多少糧就給多少。”張林池知道河南的災情，更了解姐夫的脾氣，當即答應了給一萬噸，劉建勛說，不行，要三萬噸。說完一陣風又去敲隔壁的門求糧去了。

以他為首的新省委還作出了一個在計劃經濟年代算是膽大包天的決定，即要求全省鐵路的大大小小火車站，對無錢購票的逃荒災民，一律不得阻攔或扣留，統統給予放行，免得他們在家鄉餓死。

對於劉建勛到河南來，吳芝圃很不服氣，他在會議上惡意地介紹說：“劉建勛是第一書記，我是第二書記。”並在下邊勾結趙文甫楊蔚屏處處給劉建勛製造困難，致使劉建勛的工作不能很好開展，因此中央決定將吳芝圃調出河南。吳芝圃這個害慘河南人的惡官，不但沒有受到應有的處分，反而升官晉爵當上了中南局書記處書記。

初步解決了飢餓這個燃眉之急後，劉建勛制定了強調“三留”（留足口糧、飼料、種子）和“三定”(定產、定購、定銷 )政策，確保農民免於人為製造的飢餓的長期政策，

劉建勛為了激勵全省的民氣，樹立了楊貴的紅旗渠、焦裕祿的蘭考除“三害”兩個縣委書記的典型，雖然到今天紅旗渠的成敗得失有了更多的專業的評判和批評。1962-1966這幾年是多事之年，1962年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鬥爭，說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1963年發布“前十條”，“後十條”，小四清大四清開始，1965年發布“二十三條”，劉少奇以他老婆王光美搞出的“桃園經驗”為藍本，大整基層幹部，劉建勛在河南發展生產的工作大受干擾。他當時對四清提出的原則是“幹部要‘洗溫水澡’，水太涼了不行，那樣不嚴肅，就會馬虎過關；但是水也不能太熱，那樣就會一燙一層皮。這個工作要做細，要掌握原則。”還苦口婆心地說：“我們要扎紮實實地搞，不要怕別人將我們的‘軍’，說河南落後。我們老實一點，干實際工作，做一件事情要有一件事情的用處。搶先分子是投機分子，是沒有基本功的……，不要一鳴驚人，不要怕人家說落後，不要迫不及待。他的這種態度1964年被中央領導人點名批評為“社教運動決心不大和作風不民主”。毛澤東批評河南“找不到階級鬥爭”。

劉建勛寧願受中央批評，也不在河南大搞“四清運動”，使許多河南幹部逃過了四清劫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