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7年起，圍繞北京中軸線申遺，“大會戰”般的百餘項文物修繕工程相繼啟動，大批重點文物、歷史建築開始騰退，文物保護及周邊環境治理全面展開……

自此，又一場傾舉國之力、“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大戲開始上演，其“制度”的“優越性”也又一次一覽無餘。

2022年11月，新版中軸線遺產“全景圖”公布，遺產的核心要素共計15個：（從北到南）鐘鼓樓、萬寧橋、景山、故宮、端門、天安門、外金水橋、天安門廣場及建築群、正陽門、中軸線南段道路遺存、永定門，再加上對稱布局在中軸線兩側的太廟、社稷壇、天壇、先農壇。

照理說，我是最應該支持這一宏大的“申遺工程”的。因為，中軸線上鐘鼓樓與萬寧橋一帶，正是我從小生活和長大的地方。倘若按照詩聖杜甫所感嘆的“人生七十古來稀”來計算，那一帶的市生活幾乎占去了我一生中的四分之一時間！毫不誇張地說，成年以前我所擁有的全部生活記憶，全都遺灑在這裡的院落、胡同以及街面的各個角落。

我對這個地界兒充滿感情。

既如此，“申遺”又是長臉的事兒，為何還要質疑？

眾所周知，現如今的北京：曾經留存完好的城牆，毀了；大部分經過多次修繕的城門，拆了；100年前藝術史學家、瑞典人喜仁龍為之讚嘆痴迷的北京都市之美，尤其是城門與城牆之美，已然不再。從設計恢弘、布局完整的文化遺產角度看，北京舊城作為一個整體，早已殘缺不全。

而這一切的毀壞，幾乎都在1949年以後。

不是毀於地震，不是毀於戰爭，而是和平年代遭遇的人禍！

毛澤東在1949年中共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曾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說干就干，大刀闊斧的對舊世界的破壞開始了。

破壞，何其簡單！我曾親眼目睹1968年西直門的拆除，一座完好的城池，幾乎在一夜間便被夷為平地，只剩下磚頭瓦礫，滿目愴然！

北京，這座“展現出的舉世無雙”的壯美古城，僥倖逃過了日本占領，又逃過了國共內戰，最終卻註定還是在劫難逃，在一浪接一浪的“蕩滌一切舊中國的污泥濁水”的城市改造以及包括文革在內的一系列運動中，大部灰飛煙滅！

如今我們正在見證的，是一個奇特且荒誕的輪迴：

先毀之，再搶救，接着再申遺。真可謂：拆起來不容置疑，挽救起來理直氣壯，申遺時慷慨激昂。里外里，既賺足了面子，又增加了GDP，還能借商業旅遊資源的開發財源滾滾，其樂融融。

於是，一個個充分體現了當今官員個人素養與水平好惡的各項改造與重建“傑作”不斷闖入人們的視野，那些品味低下、土豪氣十足的不倫不類的建築令人驚詫，怎麼看都是一種質量低劣的贗品感覺，完全不見傳統文化的凝重，更與文化遺產絕緣……

放眼四望，當今此類“文物古蹟”充斥於各個旅遊景點，或造型奇特、製作庸俗，或無中生有、牽強附會，相比之下，北京還算好的。只是如此一來，原本平靜如水的生活常態再起波瀾，中軸線亦無例外，中軸線上前門外的街面改造，鼓樓、萬寧橋、地安門一帶現狀的尷尬，正在於此。

這一切，倒是與當今的大環境毫無違和感。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此次中軸線申遺打出的第一塊招牌，是當年力主政府“刀下留城”的已故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對北京舊城與中軸線的著名點評：

“凸字形的北京半是內城，半是外城，故宮為內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的重心，全城就是圍繞着這個中心而部署的，但貫通着全城部署的是一根直線，一根長達8公里，全世界最長也最偉大的南北中軸線，穿過了全城，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就是由這條中軸線的建立而產生，前後起伏，左右對稱的體型或空間的分配都是這中軸，以這中軸為依據的氣魄之雄偉，就在南北引申一貫到底的規模。”

當時，以梁思成夫婦為首的區區幾人，曾竭盡畢生之力大聲向政府喊話：請務必保護住北京城的完整性！那是不可再生的無價遺產！

可惜，響應者寥寥，決策者更是在狂熱中頭腦昏昏。

那還是在1951年4月，當時北京古老的城牆和城門，包括中軸線上的地安門、天安門廣場建築群、永定門，以及前門外、地安門外的舊城風貌大部還在。

不給喘息的機會，沒有認真的思考，更談不上反覆的論證權衡，新中國建國伊始，北京城規劃即出：我們要全面學習蘇聯，把北京建設成為一個生產城市，而且要優先發展重工業。我們要依據同心，同軸的舊城改造方案，將人民首都與封建古都相重合……

所有的不倫不類，從此而起。

有人憶起當年這樣的一個場景：

1952年8月15日，北京市第一屆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中山公園中山堂開會，下午最後一個議題是討論拆除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提案。據參加會場外圍服務的人員金錚和郭旃介紹，15日下午，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她不是代表）來到會場外，請求進入會場去照顧梁思成，未經允許，同意她在門口外等候。在討論拆除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提案的時候，梁思成發言的聲音很大，他說：“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如同我的兩臂，拆除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就如同砍掉我的兩臂，既然大家都同意拆，那就拆吧，不過，希望能在中華門北面重建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他還說：“既然長安左右門都可以拆，如此看來，東西長安街上的兩座牌樓也難存在，索性將長安街的兩座牌樓也拆掉重建在中華門北面。”林徽因在門口聽到梁思成的發言時非常焦急……

倘若當年政府能夠採納1950年2月由梁思成和陳占祥聯名提出的《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那麼今天的北京城將會是古老完整的北京舊城與新建的現代化北京新城彼此觀照、交相輝映的局面！

可結果呢？

梁思成和陳占祥相繼受到政治迫害，從此淡出了北京城市規劃工作。可嘆這座舉世矚目的數百年老城，從此被拆得七零八落：

當年拆除工程中首當其衝的，就包含有中軸線上的若乾重要建築，它們如今早已不復存在：

1）地安門及雁翅樓：1954年底至1955年2月，以整治道路交通為由被全部拆除。

2）天安門廣場及建築群中，先後被拆除的有：長安左門、長安右門（1952年8月），正陽橋五排樓（1955年），中華門、千步廊、棋盤街（1959年）

還有上表中列出的永定門。

至於中軸線北段和南段道路遺存，還留有些什麼（重建的不算）？多年生活在那裡的老北京人都知道。

相反，此次申遺中代替這些消失物的，還有1949年以後新建的建築，如人民大會堂、國家博物館、人民英雄紀念碑、毛主席紀念堂等。

荒誕的是，當年主動破壞這些文物遺產的，與今天向世界申報文化遺產的，竟是同一個主體？事情就是這樣的滑稽！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就像炸毀阿富汗巴米揚大佛的塔利班，轉眼竟改頭換面，冠冕堂皇地為巴米揚大佛申起遺來！

話雖尖刻了點，難道不是這麼個理兒嗎？

這一拆一建之間，可曾有過痛心疾首的悔恨和幡然醒悟的變化？

沒有！沒有起碼的責任擔當！沒有本該具有的深刻反思！更沒有一句向全體國人、特別是老北京人和已故的梁陳的任何道歉！

當然不會道歉，“偉光正”是從不犯錯的，一切都是別人的錯！

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美其名曰：否定之否定，這是唯物辯證法顛撲不破的真理！況且，當年拆是正確的，如今重建也是正確的。正如同視百姓為草芥的大封城和大撒把一樣！充分體現了“既要......又要......”的矛盾“辯證”關係。

於是，我們便看到了上述所說的輪迴：

將真正具有保護價值的世界文化遺產盡毀之，然後再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地動用“民脂民膏”，重新修建起贗品，之後又以“雄辯”和不容質疑的申遺理由，去獲得世界對這些假文物的認可和保護。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當今破壞文物的現象並未停止，有關某地拆除老車站、老教堂、老建築的報道不絕於耳，屢屢發生！

如果愚蠢可以一以貫之，那麼最高領導一句話，一拍腦袋，打着“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幌子，所有的一切皆可毀之，申遺又有什麼意義？保護豈不成了一句空話？

所以，這種勞民傷財的“面子工程”還是免了吧，減輕點百姓的負擔比什麼都強。

再說說文化遺產的標準。

論到申遺，我們的確需要對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有起碼的了解。

顯見，世上存留的遺產建築越是年代久遠就越容易損壞，或因風蝕、雨淋、地震等自然災害，或因人類戰爭與恐怖主義活動等等。因為存在損毀，所以需要保護，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修復”和“重建”。

傳統意義上的“文化遺產”特指物質文化遺產。根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它包括：

1）歷史文物：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建築物、碑刻和雕塑、書籍、書法與繪畫、具有考古性質成份或結構、銘文、洞窟以及聯合體。

2）歷史建築：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在建築式樣、分布均勻或與環境景色結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單立或連接的建築群。

3）人類文化遺址：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等區域。

據此，早在1964年，聚集在威尼斯的一批遺產保護專業人士，起草了一套準則，為歷史文物的保護和修復提供了一個通用的國際框架，即：《威尼斯古蹟保護與修復憲章》，簡稱《威尼斯憲章》。

《威尼斯憲章》對“修復”的表述是：

“修復過程是一個高度專業性的工作。其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蹟的美學與歷史價值，並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確鑿文獻為依據。一旦出現臆測，必須立即予以停止。此外，即使如此，任何不可避免的添加都必須與該建築的構成有所區別，並且必須要有現代標記。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修復之前及之後必須對古蹟進行考古及歷史研究。”“然而對任何重建都應事先予以制止，只允許重修，也就是說，把現存但已解體的部分重新組合。所用粘接材料應永遠可以辨別，並應儘量少用，只需確保古蹟的保護和其形狀的恢復之用便可。”

而重建，是指原有建築已毀，且全部或絕大部分構件已不存在，無法實施修復措施的建、構築物以其原有的名稱，採取同樣的式樣，在原來所在地點進行的重新建造活動。

就文化遺產的保護而言，對破壞後的文物搶救在多數情況下應屬於修復，而非重建。又因為重建不具有歷史的真實性，無法等同於原建築，也就失去了被保護的價值。

1964年距今已近60年，其間，人們對文化遺產保護對象的認識在不斷發生着變化，這些變化深受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

比如，從開始強調古蹟的“活態”，進而傾向於把保護的對象看作是一個“變化”的過程，再到將保護看作一種對於時間和變化的管理。

隨着這些變化，重建的概念越來越模糊，討論的問題也越來越複雜，人們則越來越困惑。

我不知道，一旦物質文化遺產失去了最重要的觀察點——時間，那麼衡量的標準是什麼？就像中軸路申遺，將500年前的東西與1949年以後新建的東西打包成一個統而論之，人們會怎樣去定義“遺產”？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重建”成為一種模稜兩可的表述：“在特殊情況下，如果重建是為了反映維持文化價值的使用模式或文化習俗，並且是基於完整的文件而不是依靠猜測，那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會謹慎地接受重建。”

什麼意思？弄不明白！就像看不懂LGBTQ怎麼就成了不容指責的“政治正確”一樣！

結果，原本清晰的、從物質文化遺產不可再現的保護價值角度對“重建”的拒絕，變成了面向更多的“價值”訴求導致的對“重建”的寬容。文化遺產及保護就演變成為多樣化的含義：

1）目的在於延續對相關事件和人物記憶的紀念物重建，雖然記憶本身對於社會而言具有價值，但重建之物的價值與新建之物並無大的區別；

2）儘管重建的建築使用了原有建築的名稱，但其主要價值在於通過名稱延續人們對特定人物、文學作品的記憶，所以作為一種景觀，只具有觀景和點景的作用；

3）對業已消失、毀滅建築的仿寫，只反映了當代人們對於已消失的建築的研究，以及通過重建來幫助人們認識、理解特定場景的空間和環境氛圍；

4）作為傳統建造活動的延續，本身是一個文化發展的過程；

5）與4）類似，重建的建築既是一種傳統文化延續的結果，也是這種傳統文化的載體；

6）本身是一種修復活動，重建是為了改善建築群的完整性。

文化遺產和保護概念的擴展，就集中體現在4）和5）上。這恰恰被用作為中軸線申遺的價值依據。

既然如此，我們自然要問：

怎樣才算作傳統建造活動的延續？建造一座新的紀念堂、紀念碑算嗎？新的大會堂、博物館算嗎？如果都算，那麼是否意味着，埃及、伊拉克、希臘、羅馬以及任何一座有着悠久歷史的城市的新建築也可以以“文化遺產”的名義一直“延續”下去？

作為一種文化的發展過程、一種持續變化的過程，我們有無清晰的衡量標準？請問從皇權專制文化到強調“民主與科學”的民國，再到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黨”文化，這些算不算是持續變化？眾所周知，1949年以後，但凡傳統的東西，從來都是被批判、被清理的舊的“殘渣餘孽”，中華傳統文化早已出現了人為造成的斷裂，那麼我們通過中軸線遺產保護，想要再現的是哪個年代的文化傳統與風貌？想要延續的又是怎樣的文化傳統？

倘若想要延續的文化傳統與人類文明和主流價值完全相悖，那麼繼承、延續這樣的傳統是否有害？它可以被世界廣泛接受嗎？

如果上述問題有答案，那麼中軸線這一載體究竟是否能夠有效地匹配和承載這種傳統的延續？

如果說天壇表達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關係，故宮體現出500多年前中國建築藝術上的卓越成就，那麼中軸線的核心價值究竟體現在哪裡？

且看中軸線申遺文本編制團隊的負責人、清華大學教授呂舟是怎麼說的（大意）：

北京中軸線的價值體現在：

1）它反映了中華民族傳統的禮儀觀和秩序觀。它強調的是規矩，展現的是一種國家秩序，而這種秩序我們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周禮和武王伐紂時期，這種秩序觀並不因為時代的更迭而改變，它一直影響到我們今天，因而具有極強的構建國家秩序的象徵意義，並進而體現在中國理想都城的秩序和城市形態控制的思想上。

2）它體現了“以中為尊”的民族審美意識，即：一切圍繞着中心來做，規規矩矩，穩穩噹噹，在此基礎上去追求綜合均衡與對稱之美。

3）作為元、明、清及現代中國首都的核心，它見證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和文明道統的傳承，體現了中華民族信仰的包容性和多元的社會生活。

4）它見證了一個延續至今的國家禮儀傳統。比如祭祀，敬祖，鐘鼓樓報時，皇帝登基，皇后冊立，國家慶典等等。總之，作為始終的文化和禮儀核心，改變中國歷史發展走向的許多重⼤事件都發生在中軸線上。

5）它見證了業已消失的城市管理方式。

呂舟還認為，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中國世界遺產的實踐，展現了推動社區參與保護、在保護中復興文化、推動地方可持續發展等鮮活經驗。這些經驗一定會對世界有所貢獻。

如果把上述文字理解一下，那麼中軸線申遺所具有的文化價值就是：

強調中央集權下的秩序、規矩與方圓，繼承一切圍繞中央，一切“定於一尊”的皇權傳統。想要重現和復興的，是傳統文化中的天下觀！

其實，圍繞整個中軸線的申遺皆可視為“國家”的利益建設，當然還有如何講好今天的中國故事。

至於中華民族信仰的包容性和多元的社會生活，以及敬天法祖的儀式傳統，今天的我們還談得上嗎？放眼今日之中國，既無信仰包容，亦無多元社會生活。作為無神論者，更與通過祭祀表達敬天法祖的傳統格格不入。有的只是：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包括信仰，包括法律，包括一切黎民百姓，甚至包括每個人的思想！

如果說保護是指對植根於文化傳統的重建行為，而這種重建行為反映了對於已毀建築的記憶和價值的認同。那麼作為一種追念，恐怕也只有歷史文化意義與價值可言。

一旦想要讓它去為當代統治者服務，那麼反映重建時的文化精神和價值觀是什麼？它應該被發揚光大嗎？進而，這樣的價值觀又能得到當今人們多少的認同度呢？

呂舟無疑是位專業人士，作為校友我也尊重他，拋開他為體制代言的部分不論，他的專業語言值得重視：

在當代文化遺產保護的語境下，重建活動具有了一種試圖重現已消逝的重要歷史建築形態或價值的動機。作為對集體記憶或文化傳統的尊重，特別是當重建本身有助於傳統文化的延續，這種重建就具有了文化傳承和保護的意義。

看似什麼也沒說，又好像什麼都說了。

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所要繼承、延續的文化傳統究竟是什麼？它與人類文明是相向還是相悖？如何評估它的價值？其價值又是否可以通過中軸線遺產的保護加以實現？

喋喋不休，貌似回答了一些問題，又似乎什麼也沒說透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