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的春天，全國都是紛爭的“亂世”。何運洪發布《通令》解散“鄭大聯委”，抓人捕人，並沒有讓河南的二七派屈服，卻更激起了這派人的鬥志。全省上下，二七的旗幟越舉越高，隊伍越來越壯大。

面對這種亂象，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恩來傳達毛的指示，說：“河南兩派鬧的很歷害，要他們雙方到北京談判，包括軍隊認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來談話，談一談就情楚了，實際上被認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顛倒了。”二七巍然不倒，有中央最高層慫恿和支持的底氣。最高層慫恿當然是由於覺得文革還沒有亂透，要利用造反派把過去的“舊體制”徹底打爛打碎。這是二七派的底氣所在。

基於這一“最高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央召集河南省三方（二七公社、開封八二四為一方，河南造總為一方，十大總部為一方）到北京談判。紛亂中，各級當權派也紛紛從一開始為自保窺探局勢到走上前台粉墨登場。前省委書記趙文甫被何運洪扶植已成了“十大總部”的“神像”，５月11日，原省委書記處書記戴蘇理也公開表態支持“河南造總”，堅決和河造總“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並代表河造總一方去北京參加談判。二七支持的劉建勛已在北京，在四月二十日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裡任常委。二七派認為這是劉為“革命領導幹部”的明證，而“十大總部”則認為這是劉被貶的表示。由於高壓控制無法表明態度，為了爭取領導幹部在高壓下站出來對二七公社公開支持，５月17日，二七公社“豫農紅總”和鄭大附中“紅旗”一起把剛剛被批鬥送回住處的時任省委候補書記的紀登奎“搶”到農學院保護起來。十九日夜，紀登奎化妝成鐵路工人被二七公社派人乘拉煤的火車護送到北京參加三方談判。接着，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其昌也被二七派的新鄉師院八一八的學生護送到北京。耿其昌是原“平原省”潘復生的部下，後來在文革中河南的政局中扮演重要角色。原鄭州市委書記王黎之也公開聲明支持二七公社。

原河南省委主要領導，代理省委第一書記和省長文敏生被認為是陶鑄一夥，被三派都棄之不用，省委書記楊蔚屏文革開始時派工作組鎮壓學生，聲名狼藉沒人願意搭理。至此劉建勛紀登奎耿其昌支持二七，戴蘇理受“河造總”擁戴，趙文甫跪舔何運洪得統領“十大總部”，各就各位，營壘分明，進京談判。儘管中央三令五申，要三派快來，一開始何運洪一直推脫，想快刀斬亂麻，把“二七”一派斬草除根，一統河南，就有了一場又一場的大武鬥。

讓中央最後招河南三派到北京談判，促因是在五月以來一起又一起的大武鬥。1967年5月4日，鄭州武鬥，“十大總部”連續製造了五四、五二六、五三零、七一六等攻打、圍剿二七派的武鬥流血事件，使二七派群眾傷殘數百人，死亡數十人。

據當事人回憶，為報復反擊省軍區何運洪操縱的對二七派血腥鎮壓的五四武鬥，1967年5月26日中午，鄭州一中“紅旗”等中學“二七”派把河南軍區政委何運洪的家抄了。也是在這前後，“二七”派的七中“八·一六”等擒獲了省公安廳廳長王一鳴。省“公安公社”是河南保守派“十大總部”的核心組織，也是軍區鎮壓“二七”派的主要打手，王一鳴是主要操盤手。

26日下午，“二七公社”在河南省體育場召開批判何運洪的2萬多人大會。期間，傳來消息說二七公社在國棉六廠的“解放樓”被包圍了，大會主持者組織遊行隊伍去國棉六廠支援，打頭陣的叫“二七近衛軍”，是市區西南的中專技校“二七”派組成的准武鬥集團。

傍晚，遊行隊伍全部進入棉紡路後，各個工廠汽笛突然響起，撲天蓋地的鐵塊磚頭打來。接著，一輛大卡車衝進來，當場撞死5人，傷80多人。保守派的各個武鬥集團從廠里衝出來大打出手，遊行隊伍趕快往回撤。27日早上，從河南醫學院到鄭大，各個房間連走廊上都是傷患。這次五·二六事件，傷了至少幾千人。到28日，在醫學院的重傷患中，又犧牲10多人。

5月30日，在省軍區領導和省、市公安廳局的保守派頭頭的組織和直接指揮下，全城拉警報大戒嚴（這是鄭州解放後第一次），“十大總部”、“河造總”集中全部力量，分工攻擊二七公社六個主要據點，其中12萬人圍攻國棉六廠大樓。從下午開始，進攻者放火燒，使用大型吊車、推土機撞，六部消防車噴射含有燒緘、六六六粉和硫酸的高壓水柱，什麼手段都用盡了，到第二天淩晨四點六廠大樓被攻陷，還有大石橋露天劇場等據點也被攻下！保守派甚至當場活活打死幾個被他們審訊的“二七”派骨幹，把幾百名“二七”派傷患俘虜押往農村勞改。而且，有關他們還要將武鬥進一步升級的情報還不斷傳來。 

１９８４年，北京幾家報社記者向中央紀律監察委員會、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反映了在鄭州發現的省委造總、十大總部文革期間奪省市委權、策劃武鬥的會議紀錄（因為是埋藏後挖出來的，故稱為“出土文物”）。這個“出土文物”記載的他們一些頭面人物的活動情況，是他們策劃、挑動、指揮河南大型武鬥的鐵證。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日以前，鄭州的幾次大型武鬥，如衝擊二七派絕食會場，圍攻火燒鄭棉六廠大樓，挑動鄭紡機武鬥等，不僅當時群眾有目共睹，而且如今“出土文物”也鐵證如山。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在周恩來親自主持、中央其他領導親自參加下，河南省三方赴京匯報團達成了停止武鬥的六項協議，７月10日，中央發出了解決河南問題的（67）216號文件。文件指出：（１）河南省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２）河南省黨內走資派是代理第一書記文敏生、書記處書記趙文甫；（３）劉建勛是革命領導幹部，並回河南籌備河南省革委會。

到7月21日，河南三派在中央文革主持下從五月開始的談判進行到了第七次，出席的中央領導有陳伯達、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劉建勛也在場。當時算是1949年以後國內“新聞自由”最茂盛時期，各種小報滿天飛。這次接見的詳細發言第二天就被全文登出，留下了一份難得的資料。

康生首先發言，冗長但不失尖銳，開題就點出了湖北的“百萬雄師”。就在一天前的7月20日，在武漢軍區陳再道支持下的工人保守組織“百萬雄師”不滿中央文革的壓制，闖入“東湖賓館”，暴打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和公安部長謝富治，嚇得住在隔壁的“紅太陽”破了自己不坐飛機的例，倉皇逃往上海。武漢“七二零”事件使得毛和中央文革橫下一條心，全力支持造反派，把受軍隊支持的保守派摧垮。

康生說，“百萬雄師是反對二七公社的，河南軍區何運洪受武漢軍區領導，武漢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這就為這次會談和河南三派的命運定下了鐵調。康生還在講話中點了文敏生趙文甫的名，說要印發河南軍區和何運洪的檢查。

在接見會上二七公社代表念完了“關於武漢局勢的最緊急聲明”，另兩派也要念聲明被康生打斷阻止。

很重要的，康生說，“大家要贊成劉建勛回河南領導文化大革命”，這讓劉建勛又主政河南十年。

對河南當時的代理第一書記文敏生，康生說了流傳至今的那段著名的話：“文敏生這個人貌似忠厚，內藏奸詐”，就這八個字，讓文敏生當了十年“走資派”，四人幫倒台後勉強安排任哈爾濱市委書記，後任國家郵政部部長，算回到了省部級。退休後咽不下這口氣，寫了自傳，國內沒出版社敢出，拿到香港自費出版印刷。這是後話了。

這次會見已被打倒的原河南省省委書記楊蔚屏也去了，康生點他的名，說知道他是楊獻珍的學生，楊獻珍反對毛主席，不同楊獻珍劃清界限，不揭發，說明有問題。一言而決，楊蔚屏在文革中再無出頭之日。

康生還點名戴蘇理，說他政治上軟弱，定下了河南要團結“河造總”並讓戴蘇理有限出山的調子。

江青和陳伯達這時候進來，就是在這次接見中江青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這扣動了全國武鬥升級的發令槍的扳機。

陳伯達開講，囉嗦顛倒，但主題是痛斥壓制“十大總部”和“河造總”。

最後關頭康生總結，提五條建議，要求一定遵守由中央（６７）２１６號文件確立的六條協議，制止武鬥，要河南各派反對如“百萬雄師”這樣的外省市保守派和武鬥組織，也要擁護解放軍。

1967年7月25日凌晨1點30分到2點40分，周總理等在京西賓館接見河南省軍區、軍分區和省駐軍師以上領導幹部時說：“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對二七公社、鄭大聯委、新鄉八·一八、洛陽八·一六、開封八·二四左派，你們每一個部隊首長同志有權力支持它、保護它，要派部隊去。”根據周總理的這個講話精神，7月25日上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新華社提供的關於全國各地對武漢“七·二零”事件反應的綜合報道。在這篇報道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稱謂。當天的《人民日報》也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刊登了這條消息。這就是在河南被稱為的中央“七·二五”表態。當天，河南多地都有飛機在天上撒傳單，宣布“二七公社”是革命組織，半年來受壓受迫害的二七戰士和支持二七的民眾湧上大街，熱淚盈眶，高呼“毛主席萬歲”，穿草綠上衣藍軍褲的空軍官兵也都走上街頭，遊行支持中央決定，支持“二七公社”，省軍區屬下的士兵和陸軍駐軍則灰溜溜的了。雖部分市縣還有“十大總部”派的負隅頑抗，甚至挑起武鬥，但都不成氣候，土崩瓦解了。

“七·二五”後，劉建勛從北京調回河南，８月２日，中央批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劉建勛任組長，取代何運洪的新任河南省軍區政委王新和紀登奎任副組長。在省革籌的領導下，按照毛主席“幫助、批評、聯合”的指示，實現了“二七公社”、“開封八二四”和“河南造總”的大聯合。１９６８年元月２７日。河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劉建勛任主任，王新、紀登奎、耿起昌、楊力勇（開封駐軍8172部隊政委）任副主任。至此，以潘復生與吳芝圃所領的各自陣營和不同理念開始的河南兩條路線鬥爭的這個回合，以劉建勛派的勝利，吳芝圃的接續人趙文甫的失敗告終，雖然是在文革的特殊形式下，以黨言川等二七公社派衝鋒陷陣，在武漢“七二零”事件的特殊影響下，戰勝趙文甫等為後盾的“十大總部”保守派的鎮壓和阻擾取得的。勝利僥倖和不易，中原大地上血跡斑斑，死傷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