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按照郭沫若的看法，商紂王是在不斷征東夷過程中，被西北的諸侯岐伯乘機推翻了。這有一點類似抗日戰爭過程中共產黨在延安的不斷壯大，不過商紂王是對外征服， 抗日戰爭是被日本打進來了。郭沫若認為商紂王東征意義非常巨大，否則東南夷不會成為華夏文化的一部分。

 細數起來中國歷史上共有四次重大轉折：第一個是王國維主張的殷周之際的變革，出現嫡長子繼承制和封建制；第二個是秦漢之際的變革就是郡縣製取代封建制；第三個是日本內藤湖南主張的唐宋之際的變革，可以將其稱為絕對君權王天下；第四個是清末民初的變革，可以稱之為國家主義黨天下；未來中國可能路徑是走向共和主義的神民共治天下，神代表神聖道義，民代表廣大民眾的世俗欲求。

 如果按照《春秋公羊傳》三世說和《禮記·禮運》的大同和小康制度來劃分，夏以前屬於原始大同世，夏至西周為先進小康世，春秋戰國為據亂世，秦漢至清末為撥亂反正世，民國以後是辯證昇平世，未來將是辯證太平世。之所以加辯證二字，說明這是歷史發展進程的曲折道路，同時這也可以看作是中國制度演進的傳統文化路標。

二．

歷數世界上的帝國和集權體制，從波斯帝國到前蘇聯，最高權力的可持續性一直是個問題。

 在中國，象明清那樣走向絕對君權的政治操作基本沒有合法性了。

 天子一爵，這是漢代的理念，也是權力天花板，如果沒有神權做依託，中國未來大概率會走向類似於六爵共存的實質門閥政治，而地方與中央權力界限不清，纏鬥會越來越激烈，傀儡天子將無力解決龐大的政治和經濟治理體系問題，底層老百姓會越來越不滿意，這是樂極之後的可能生悲之途，也是道窮思變的必然之路。

 《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然自周以降，王者有諡，即有蓋棺定論，故也為爵。

    《白虎通》：“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鈎命訣》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徳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勛。’《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

  所謂閥，本義指功勞，源自秦國的軍功封侯制度，引申為有功勳之家族，即門閥。士族門閥，指累世當官所形成的家族勢力，如東漢末袁紹所謂四世三公，指連續四代都有人官至三公。

三國創立者除了曹操父親是宦官養子而官至三公之太尉，其餘孫權和劉備家族都屬於寒門或庶族。魏國後來走士族門閥道路，諸葛亮治蜀則以劉備所攜帶的荊州集團為主，次為劉焉劉璋東州士，末為益州本土士人集團。吳國後來走外來政權本土士族化道路，但是用外儒內法來平衡。晉滅吳蜀後，外來集團被遷至中原，吳蜀都由本土士人掌握。

三．

 中國單就目前的經濟成就來說尚沒有超出一二戰期間的德國和日本在國際上的相對水準，也沒有穩固的意識形態基礎，未來可持續性仍然是個問號。

人類社會本質上是建立在觀念建構基礎上，只有合理且現實的觀念建構才能教化民眾，以為制度之基。如果沒有令人信服的觀念建構，制度基礎就不會很牢靠，單靠一時的經濟崛起不足以支撐制度穩定的大廈。

普世價值本身是建立在一整套政治哲學理論體系之上的，從理論上來說目前尚無取代西方自由民主價值的新型模式出現，共產主義也是普世價值，但血淋淋的現實證明沒有走向成功。蘇聯本質上已經完成了顏色革命，俄羅斯普京實際上屬於民主強人。

從中國傳統價值觀來說，漢末曹操父親位居三公，手下那麼多人才，但他就是不敢稱帝。象荀彧等士人都跟了他幾十年，但他一冒出僭越帝位的念頭，這些士人就出來反對他。他晚年覺得自己也擴張不了，要這些人才反而成為曹丕的累贅，故殺了一批。

這就是儒家思想的教化之功，其基本理念強調稅收都是漢家的，士人世代食的漢祿，應該忠於漢家天下。曹操是生前把所有的實質障礙都清除了，只缺一個名分。曹丕最後則用九品中正法把官僚選拔權力賦予士族階級，換取他們對自己篡位的認可。

當然這也導致最後士族門閥做大司馬氏滅了曹魏，因為曹魏篡漢，所以司馬氏篡曹就沒有精神負擔了，當然曹魏皇帝都短命也是個原因。

儒家思想源自周公，並非自漢代獨尊儒術才有，例如曹操效仿的是對象是齊桓公，就是尊王攘夷的濫觴。又例如戰國末期魯仲連是個末期縱橫家，比蘇秦和張儀晚幾十年，但似乎不象蘇秦和張儀是為了功名利祿，據《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所載，齊愍王和秦昭王一開始爭強稱帝，後又各自取消帝號。齊愍王死後，秦國攻打趙國，韓國使者認為秦國是想要趙國尊奉秦昭王再稱帝，魯仲連就通過平原君去遊說趙國使者，主張不能答應秦國稱帝，史稱魯仲連“義不帝秦”，諸如此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