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被中國考古界定性為夏朝晚期都邑之後，尋找夏朝早期都城就成了當務之急。要知道，夏商周斷代工程得出的夏朝始建於公元前2070年左右的結論，是在偃師商城建設於公元前1600年基礎上，參考《竹書紀年》記載的“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其中“無王”是指太康失國後的后羿、寒浞統治時期，由此結論出自古書並不是基於考古發現，所以只有找到夏朝建立時的考古學遺存，才能從根本上理清夏朝的年代框架。

        今年在由中國考古學會主辦的第三屆中國考古鄭州論壇上，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趙春青先生做出了結論性概述，河南新砦遺址發現有公元前2000年的龍山文化晚期城牆及護城河，公元前1850年至公元前1750年間“新砦期”原址以及“新砦期的巨型祭祀遺蹟，新密新砦遺址可能為夏代早期都城，在過去的40多年裡，學術界對二里頭文化的形成基本達成了兩點共識，1，二里頭文化的絕對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750年，只能算是夏朝晚期遺存。2，二里頭文化的前身並不是河南本地的龍山文化，而是呈現出多種文化來源，故二里頭遺址被稱為“移民城市”，此後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省新密市劉砦鎮發現了一處介於河南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之間的過渡性質的文化遺存，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新砦遺址，這遺址從文化屬性上看既有河南龍山文化的因素，同時又和二里頭文化存在着直接淵源，且時間上早於後者，按照中國考古鄭州論壇的觀點，把新砦遺址視作夏朝早期遺存的話，的確可以拼接出一個完整的夏朝，由於新砦遺存的存續時間在100年以上，上限已經與龍山文化晚期相銜接，如此一來，從新石器時代末期到夏朝建立二者之間也就沒有空白期，新砦遺址猶如最後一塊模塊將中國上古時代拼接圓滿。但是這次的考古發現結論卻和陝西石峁遺址DNA檢測結果產生了衝突，石峁遺址位於陝西省榆林市石峁村的一處山峁上，遺址規模達四百二十五萬平方米，是中國目前已知的史前最大城址，而石峁遺址的年代跨度則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如果按照王朝紀年，石峁遺址橫跨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所謂的夏朝前期，如果不考慮王朝紀年，石峁遺址的興亡時間早於新砦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換言之，如果新砦遺址和二里頭遺址分別是夏朝的早期和晚期都城的話，那麼早於夏朝的幾百年前陝北就已經出現一個又早又大的政權，並且這個政權的存續時間還和夏朝有着百年以上的重疊，不僅如此，石峁古城還發現了近10公里的由內外兩道石牆組成的宏大軍事防禦體系，以及四級聚落等級結構，儼然就是同時期北方的一個大國王都，這跟二里頭遺址至今沒有發現外城城牆形成了鮮明對比，夏朝被中國考古學家視為華夏第一王朝，打破了過去以血緣氏族為紐帶的方國聚落各自為政的局面，建立了一個突破地理單元和血緣限制的廣域王權政體，既然夏朝開創了多個歷史首次，那麼它所呈現出的氣象理應更為宏達，為何比它年代更早的石峁古城相比反而體量欲小了呢？這種差異就好比我們突然發現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所修建的國都比原趙國邯鄲城還小，軍事實力比原來的趙國還弱一樣不可理解。

        為了給石峁古城一個“合理”的定性，不少專家學者做出了各種各樣的假釋，比如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韓建業先生推測石峁遺址是北狄先民的遺存。邯鄲學院學者任乃宏先生認為石峁是被堯帝流放幽陵的共工氏。更有甚者，推測石峁古城是中亞等外來游牧族群所創造，把石峁人看成是華夏的一個支系，旁系或者是非我族類，似乎能合理地解釋為何石峁可以不受夏朝以來嚴格的等級和禮制約束，建設比宗主國還要大的都城和軍事防禦設施。不過，DNA檢測結果欲將上述推測全部否決，根據中科院古脊椎所付巧妹團隊和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等多家單位對石峁遺址，陶寺遺址的一百七十二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到龍山時代的人類線粒體DNA的研究顯示：1，石峁人群與位於黃河中游的陶寺人群的母系遺傳聯繫最密切，與同時代龍山時代黃河中下游的古人群遺傳關係更為緊密。2，相對於中國其他人群，石峁人群與現代漢族人群，尤其是和以秦嶺淮河為界的中國北方漢民族人群之間母系遺傳聯繫最緊密。3，在已發表的仰韶時代和龍山文化的古人群中，中國北方漢族人群和石峁人群的母系遺傳系最近與這些人群相比，石峁人群對現代北方漢族可能有更大的遺傳貢獻。誠然，這個研究結論還有一個缺憾，沒有同步對Y-DNA即父系遺傳進行研究，但吉林大學曾提取過石峁文化神圪墶梁遺址的兩例父系古DNA，結果顯示為C2e1b2，為C系南支在現代漢族占比10%和O2a2b1a現代漢族主流類型，這也就意味着原本被我們視為生活在遠離中原的夷狄之地的石峁人才是與我們血緣更近的老祖宗，由於仰韶時代晚期到龍山時代陝北地區人群遺傳結構是連續的，所以雄踞陝北的石峁人能與黃河中下游的古人群遺傳關係如此緊密，表明石峁政權在當時的中國北方具有等同於夏王朝一樣的影響力，因而能夠主宰北方漢族的基因交流，要知道在我國歷史上與中原政權征戰糾葛了數百年甚至一度改姓劉姓，進入長城以南與漢族長期雜居的匈奴群體，其與現代漢族的遺傳結構依然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所以石峁的DNA檢測結果與夏文明的起源地在中原的考古認知之間有了令人尷尬的困惑。

        仰韶文化距今約7000—5000年，孕育了諸多華夏文明的核心基因，是中國考古學文化的源頭，目前學界主流觀點都將炎黃二帝的生存年代放在了仰韶文化時代，他們甚至認為無論是陶寺群體，石峁群體還是二里頭群體都是廣義上的仰韶人，漢族群體“嚴格地說是北方漢族”也可以說是仰韶後裔，那麼大家都是仰韶後裔，石峁人與同時期龍山時代黃河中下游的古人群遺傳關係更為緊密不是很正常嗎？但是筆者必須指出一點，石峁DNA檢測結果可不是簡單的認為仰韶時代一支族群北上陝北建立了石峁政權，而是石峁比其他創造了不同文化遺存的仰韶後裔與現代漢族更親密，舉一個可能不恰當的例子，過去我們認為石峁是北狄，而二里頭是中原人，但DNA告訴我們石峁才是中原人，而二里頭反而成了眼中的蠻夷戎狄。

        其實早在石峁遺址還沒有正式確認的上世紀90年代，就有學者根據《春秋傳 》“ 有崇伯鯀國在秦晉之間”的記載，提出夏鯀的活動區域並不在河南的崇山，而是在陝北一帶。此後包括社科院易華教授在內的不少學者也主張石峁遺址才是夏朝最早的都城。但這就又帶來另一個困惑，石峁古城的絕對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300年，如果石峁是夏鯀或者夏啟的都城，那麼夏朝的國祚將被拉長到600至700年，古史描述的內容將被全面推翻。同樣石峁人是夏人他們在龍山文化就有實力在陝北修建面積四百二十五萬平方米的超級都城，為什麼在南下河南後修築的新砦遺址僅有一百萬平方米且文化面貌上還是一個過渡期，即非文明狀態。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公元前18—16世紀廣域王權文化的中心，這個已是國內學者共識，晉陝豫冀魯甚至四川的三星堆都發現了二里頭獨創的禮制文化的身影，而石峁人DNA檢測結果也同樣是不爭的事實，石峁與所謂的夏朝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共識。在公元前230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陝北和晉南分別形成了石峁文化和陶寺文化，其中石峁略晚於陶寺，在主要群體上，石峁和陶寺都是仰韶人北上的結果，且二處都邑之間存在長期的文化和群體交流，比如石峁考古發現的大量玉刀玉鉞玉璧在本地沒有淵源，卻與稍早的晉南陶寺文化的玉器近似。此外石峁文化與陶寺文化有關人群具有較近母系遺傳聯繫，不過，在上層文化信仰上，二者卻存在差異，石峁遺址體現出濃郁的良渚文化影子，高體玉琮，V形石刀都是良渚典型器物，石峁石雕中的神人雙手下撐騎獸的形象更是被公認為良渚文化的神徽，而陶寺遺址上層文化則有濃厚的大汶口文化因素，貴族墓葬中往往會出土豬下頜甚至整豬骨架，這種葬俗此前在整個晉南地區都沒有淵源，而是典型的山東大汶口文化隨葬習俗，這也跟史書記載的陶唐氏部落從山東荷澤定陶遷徙而來相吻合，而時間上晚於石峁和陶寺的二里頭文化卻同時出現石峁陶寺上層文化因素的情況。

        如果將上層文化視作統治層，筆者試着通過想象可以梳理出這樣一條先民遷徙線路：最早的良渚人因故北上，可能是因洪水，經徐州花廳遺址與大汶口文化群體接觸或衝突，迫使大汶口人遷徙進入晉南，與當地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類型”群體創造了陶寺文明。而另一支良渚人則輾轉進入陝北，與當地的仰韶文化群體創造了石峁文化。進入公元前1900年這個時間節點時，石峁和陶寺兩大力量欲突然同時衰亡，他們的主要群體即仰韶人南下進入二里頭平原。與其他族群共同創造了二里頭文化，其中陶寺群體南下二里頭的原因很清晰，他們遭遇了外部入侵，搗毀了陶寺早中期所有墓穴，並且只為泄憤而毀墓虐屍，並不全力搜求寶物，政治報複色彩濃厚，這也是陶寺群體南遷的直接動因。至於石峁人群南下的原因不得而知，考慮到石峁人對現代北方漢族的遺傳貢獻，以及石峁遺址出土的石龍與二里頭發現的綠松石龍形器形象非常相近，可以推測石峁的南下是上層群體帶領全部族群的主動式遷徙，當然這並不等同於二里頭文化就是石峁人直接創造的。上文追敘，從文化面貌上判斷，二里頭文化與早於它的新砦文化更接近，但石峁跟二里頭文化沒有直接繼承關係，如果石峁遺址是中國學者認為的夏朝早期都城，那麼二里頭文化就跟夏朝都邑無關。同樣如果二里頭遺址是夏朝晚期都城，那麼石峁遺址就跟夏朝都邑無關。言而總之，針對只依據古書而設定的夏朝而言，石峁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是一對“水火不容”但又確鑿存在的上古遺存。要從現有證據推理出這兩種文化的依存性，唯有放棄“夏朝”！對目前已知疆域內上古遺址進行重新洗牌，從一手考古發現還原真相。

              <  待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