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版本，是匪區小學課本載有的故事，奪橋者是以楊成武為團政委的偽“紅一軍團紅四團”，時間是5月29日“下午4時總攻開始”（見下面人民網》截屏），“不到兩個小時勝利結束”，也就是下午6點前結束。這兩個時間點載官方《人民網-黨史頻道》，網址：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6/0818/c406330-28647197.html

故事的第二個版本，是原廣西自治區主席覃應機在1991年發表的回憶錄《硝煙歲月》中的故事：奪橋者是以彭雪楓為團長的偽“紅三軍團紅13團”。自從2007年本壇雲兒網友發現這個故事後，很快在網上傳開。

以上兩版均可在匪區出版物找到。

這個謊言第三個版本，可參見邱會作在香港發表的回憶錄：河東的橋頭堡最先由“強渡大渡河”而到對岸的偽“紅一軍團紅三團”（團長黃永勝）發動攻擊，並“拔掉”碉堡。

第三版（即“黃永勝奪橋版”）也有中共刊物佐證，說的是楊成武和黃永勝“會師”（見下，《人民網》截屏）。《人民網》刊載中共俄雜“將軍”蕭鋒的文章說，當守軍“準備放火燒橋板”時，就已經被“繳槍不殺”了，也就是說東岸已經被黃永勝占領了。黃永勝之子著有《軍人永勝》，書中說道：“稍具一些軍事常識的人們不難理解”，如果沒有對岸的策應，紅四團根本打不過來。

以上是三個版本的簡介。

中共俄雜黨為了保住“主流版”，拼命攻擊其他兩版。例如俄國雜種狗“雙石”就說“當年文化程度不高的覃應機老先生很可能把這次戰鬥與瀘定橋戰鬥弄混淆了”，還有人硬把覃文中的“瀘定橋”說成是“沙壩頭鐵索橋”，可謂醜態百出。連黃永勝兒子在《軍人永勝》一書中都說：有點軍事常識的人不會相信楊成武版的故事。

本人覺得，覃應機版相對較為真實，而且與原川軍24軍參謀長張伯言等人的回憶《二十四軍在川康邊區阻截紅軍的實況》記述相符。據《人民網》載蔡永飛文章《原川軍將領回憶飛奪瀘定橋之戰》，張伯言等人回憶：5月29日早晨就與橋西紅軍交火。“到了晚上，紅軍大部隊到達，…守橋已經很困難。”從而“川軍全線潰敗，主力撤出瀘定橋”——楊成武版說的是下午6時前已經奪取全橋，注意5月29日離“夏至”不到一月，瀘定橋在雅安市以西，容易查到5月29日雅安日落時間是“20:02:28”，瀘定比雅安還要遲幾分鐘。所以，當日下午六時離日落還有兩個多小時，與川軍將領所說“晚上”根本對不上。因此，中共俄雜辯護士“雙石”又耍賴說川軍將領記錯了。

按覃應機的說法，則與川軍張伯言說法基本沒有矛盾。

俺認為經過是：俄雜紅軍是29日早上到達橋西（楊成武與張伯言在這點相同，覃應機也提到其他紅軍部隊早已到達橋西，所以三方均無矛盾），到了就與川軍隔河相打。打到晚上（而不是太陽當空的下午六點），川軍偷偷撤離。次日凌晨（即覃所說“下半夜”），覃的偵察連接命令“天亮前”過橋——顯然就是不知對方虛實，派小部隊偵察——結果覃部就過去了，只有六人“燒傷”，並無戰鬥。覃說“冒着彈雨”，也許是吹牛，即使為真，也有可能是對岸紅軍黃永勝部打的流彈，有的可能是川軍在遠處打的，川軍在橋頭堡不可能一個都打不中。

附一：反駁對《軍人永勝》的質疑

網上有篇《“軍人永勝”的看點》，摘抄如下
【看點一：紅三團攻占瀘定橋。
大家都知道紅四團搶奪瀘定橋的事跡。而《軍人永勝》從黃永勝的角度寫了紅三團攻占瀘定橋。按照此書的說法，紅四團早已趕到對岸，卻面對十幾根鐵索無能為力，等了“近十個小時”，聽到對面橋頭的槍聲，知道兄弟部隊打到橋頭，才派出突擊隊攀上鐵索，爬到對岸，與紅三團會師。書中寫道：“在橋東沒有配合的情況下，派部隊從光溜溜的十三根大鐵索強攻過橋，敵人只需幾隻步槍就可以守得住。”“攀在橋上鐵索而過的紅四團突擊隊僅陣亡三人，可見三團在對岸的作戰發揮了多大的作用！”（146頁）

接着，作者全文引用了肖鋒對奪橋戰鬥的回憶文章《要橋不要命》中，肖鋒本人親手砸斷敵人炸藥導火索，保住瀘定橋的英勇事跡。（146頁）肖鋒當時是三團黨總支書記。

作者又寫到了黃永勝和紅三團的大度。《戰士報》刊載大渡河戰鬥，只講紅四團勇奪瀘定橋，沒寫紅三團的功勞，三團就有人說“這不全面，瞎寫！”黃永勝不在乎，說軍團政治部的人只採訪了四團，沒有採訪到已經離開的三團，“宣傳誰不是一樣？”團政委林龍發也說：“咱們的功勞是擺在那的，軍團首長都知道，不用爭也跑不了。”（149頁）

最後，作者對此做了總結，認為“稍具一些軍事常識的人們不難理解”，如果沒有對岸的策應，紅四團根本打不過來。“七十幾年來，全國全軍只知道紅四團的二十二勇士，少有人知道當年紅三團的功勞。黃永勝這一不爭宣傳的姿態確實反映了他不尚功名的風度，同時卻委屈了三團那些指戰員和在那次戰鬥犧牲的烈士。”（149頁）】

【俺的評論】：無需“軍事常識”，凡有常識的人都不會相信楊成武版。

【反駁】原文作者質疑黃永勝回憶錄《軍人永勝》的說法。

作者質疑的根據主要是：當時李聚奎是黃永勝的頂頭上司（師長），他的回憶錄根本沒提這麼重要的戰功；當時李聚奎的上司聶榮臻回憶錄也沒提，而聶榮臻當時也隨李聚奎師行動（在大渡河東岸）；還有吳法憲當時在紅三團任黨總支書記，吳的回憶錄也沒提，反而重複了楊成武的故事。

這些質疑很容易駁回。李聚奎、聶榮臻不可能寫與主流“黨史”相矛盾的回憶。至於吳法憲，此公的記憶力顯然有問題，這裡舉兩例：
（1）眾所周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於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開幕。但吳法憲回憶錄第791頁寫道：“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的禮堂里隆重開幕”，這並非排版筆誤，因為在第793頁，吳又說：“下午，我們見到葉群，問起林彪講話的事。”
（2）吳氏回憶錄第68頁寫道：“（遵義會議）會上，周恩來、朱德、王稼祥都表示擁護毛澤東的領導”，此話明顯來源於1945年4月中共《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說法而非當時的真實情況，從1945年到1980年，中共宣傳機構一直持此說。遵義會議決議的真實情況是周恩來領導毛澤東，下面有偽“中央人民政府”官網的現代正版官史截屏，可見吳的“回憶”並非當時真實情況，而是他後來被灌進腦子裡的東西。

事實上，從遵義會議到1937年12月王明回延安傳達洋主子指示擼掉洛甫的總書記之前，中共黨內排名一直是“洛恩博澤”：洛甫老大，周恩來老二，博古第三，毛澤東老四。

附二，參考資料

1，“楊成武奪橋”故事（《人民日報》網頁截屏在上方）

2，“黃永勝奪橋”故事

3，“覃應機奪橋”故事簡介

4，偽“中央人民政府網”，關於遵義會議的新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