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全國都走到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延續三十年的河南兩條路線鬥爭的領軍人物也都一個個走到了他們生命的末期，或哀榮，或無聲，或哀怨，或揚眉吐氣，但都一個個到閻王處銷了號。”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最先走的是吳芝圃，1967年死於廣州，僅活了61歲。那還是文革的混亂時期，他做為走資派被打倒，河南一直有人想要把他揪回河南批鬥，討回他欠下的信陽和整個河南1960年被餓死的冤魂的命債。倘良知未泯，想到執政河南時的罪錯，他死前一定是痛苦糾結萬分的。但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當時已達權利頂峰的鄧小平親自為吳芝圃平反並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布：“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中央文獻出版社還2006年還出版了《吳芝圃誕辰百年紀念》文集。黑白顛倒，是非不辯，莫過以此。

跟吳芝圃作惡多端，後來又在“揭批查”中瘋狂整肅報復劉建勛紀登奎等的趙文甫卒於1990年，死時77歲，1983年當上河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終於混上了正省級。上天善惡不辯。

戴蘇理是2000年死的，活了81歲。最後做到了遼寧省委書記，主政一省，高位並不能抹去他在信陽的罪惡、更不能遮掩他陷害髮妻靈魂的醜陋和卑劣。

當年跟着潘復生挨吳芝圃整肅的楊珏王庭棟（被吳芝圃醜化為“潘閻王”），都分別活到了92和87歲，得享天年。楊珏在河南挨整平反後堅決要求調離河南，後在中央不同部門工作，文革期間並沒受太大衝擊，後得以善終。王庭棟文革中調到山西，最後做到山西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在該位置上離休並壽終正寢。

在河南兩條路線鬥爭中擎正派大旗的潘復生、紀登奎、劉建勛等1978年後就很悽慘了。

潘復生1960年被吳芝圃整下台，貶到黃泛區農場勞動改造，1966年奇蹟般復出，1月升任中共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黑龍江省建設兵團第一政委，並任東北局書記處書記，1967年3月任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主任。1967年5月，兼任瀋陽軍區政委，還當選中共中央軍委委員，當時坊間有傳言，北有潘復生，南有劉建勛，說他們倆是當時省委書記明星。他風光了沒有幾年，到1971年9月就又被打倒了。潘復生在文革中的命運沉浮很具典型性。

對於潘復生在文革一開始的作為，一篇作者為滕敘兗的網文有詳細的揭露。

文中說，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潘復生向家裡打急電，下達4條指示，要求省委市委檢查錯誤，堅決支持學生造反鬧革命，擺出要緊跟中央，跟着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大旗往前衝。潘復生剛到黑龍江，與舊省委沒有淵源，擺出要與黑龍江省委徹底切割的架勢。

1967年1月，在北京紅太陽的支持下，全國掀起大奪權的“一月風暴”，在造反派的擁戴下，黑龍江被譽為“東北的新曙光”，潘復生榮任全國第一個“新政權”——黑龍江革命委員會主任，紅極一時，風光無限。據說那年6月9日，他與軍區司令員汪家道一起，指揮數萬工人衝進哈軍工，製造一場大規模武鬥，史稱“6.9奪權”。後來，哈市的武鬥愈演愈烈，連坦克車都敢開到大街上，一時震驚全國。

他的這種很過分的作為受到過周恩來的批評，但他似乎並沒太收斂，又在黑龍江製造了幾起冤假錯案。1968年初他獨樹一幟，向中央上報一份蠱惑人心、謊報軍情的報告《關於深挖叛徒工作情況的報告》。當時“四人幫”掌權的中央很欣賞黑龍江的挖叛徒經驗，批發全國，要求各地“徹底清查敵偽檔案，把隱藏在各地區、各部門、各角落的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徹底清查出來”。於是，全國都學黑龍江，一場血腥的“徹查運動”席捲全國城鄉各地，到處都在“挖叛徒、抓特務”，無數無辜的人們被斗被關，甚至被殺。中國人飽受摧殘。

潘復生的兒子劉國楷（潘原名劉開浚）著文解說他老爹的文革經歷時如是說：

1966年初潘赴任黑龍江省不久，6月份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形勢來得突然，誰也看不清摸不透這是怎麼一個運動？運動開始，由於他剛赴任沒幾個月，造反派抓不住什麼辮子，是周總理做了造反派范正美等人的工作才在1967年3月份當上的革委會主任一職，而黑龍江省革委會是1967年1月31日成立的，與潘復生沒關係，“東北新曙光”是中央決定的，三結合是毛主席定的。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在中央那種極左思潮和路線下，指名要支持革命小將造反，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必須全黨服務中央，聽毛主席的話……。回哈爾濱後，他的思想有了變化，最根本原因是接受了在河南時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教訓，害怕再不聽中央毛主席的話，又會被打倒，吳芝圃那麼極左，造成河南人民遭受400萬人餓死的大罪，還在當時調到中南局任書記處書記。

因此，運動中他支持造反派，而不是調解兩派如何團結起來，把運動領向正路，客觀上造成一些冤假錯案，傷害了幹部和群眾，所以在黑龍江省這段，是潘復生一生中抹不掉的悲哀和痛苦。命運極不好。有人說，如果潘復生不接受中央調令，不去黑龍江，而在北京被打倒，合作總社機關的文化革命中不會有大的起伏和事件，潘復生的一生，會是一個完美的結局。

潘復生晚年在給友人的信中講了他從1971年被審查，八年間的苦悶：

我再把八年來的經過簡單告訴你：1971年上半年接受批鬥；從1971年7月底到1972年6月底整整一年集中審查歷史。毛選新親自掌握一個班子，逼我承認是國民黨、特務、叛徒等等。從1971年6月底到1977年，還是不斷逼我承認是叛徒特務。四人幫及其死黨東北太上皇毛遠新打倒了，1977年5月28日黑龍江省委結論我是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接着向中央提出四次申訴，但黑龍江省委沒有把申訴報送中央。直至1977年12月黑龍江省委內那個緊跟毛遠新的人被批判，省委才於1978年1月20日派人告訴我，將我的那四次申訴報中央，並說省委正在做工作，要我春節愉快的過，並允許我隨便寫信，看解放軍報，把日常用的小刀子給我，談話中叫我同志。這就是經過的情況。

看來，我的問題，不是很簡單的，還會經過曲折，至今沒有明確新的結論是什麼。我耐心的等，只要能實事求是的作出公正的結論，我是感謝黨的，不管時間多長，當然八年長的時間是痛苦的，但只要能把我的一生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我就感謝黨。

我的思想是，只要不摘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我就堅持向中央申訴。我有錯誤，但不是叛徒，我犯了路線錯誤，但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客觀事實擺在那裡，我什麼也不怕！黑龍江來人稱我為同志，但還不會很快地做出公正的結論，所以還在拖着，最近又清查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死人事件等，我也不怕，我沒有害人之心，一切老老實實向黨交代，我的胸懷是坦率的，我的為人你是比較了解的，所以把心裡話告訴你，向你交心！現在我還是作充分的思想準備，但我堅決相信在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問題是會得到實事求是的解決。

還在潘復生被審查期間，從報紙上看到中央高調為吳芝圃恢復名譽，稱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不由感慨萬千。

潘復生從主政黑龍江到被審查，到1980年心臟病發作猝逝，功過是非都隨風消散了。或許他只是個粗率的膠東漢子，早年為救民為抗日參加革命，主政河南時關心民眾，到了東北，錯誤汲取在河南犯“右傾”錯誤的教訓，文革時在全國大勢和中央最高層的煽呼蠱惑下走到了極左。到晚年一無所求，只求中央不給他戴個”叛徒帽子”，1982年4月，中共中央最終對潘復生的政治問題做出結論，“同意黑龍江省委對潘復生的審查結論；歷史問題已經查清，沒有問題；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錯誤不作組織處理。”他可以瞑目了，身後是他救助的河南民眾的感恩戴德和黑龍江文革冤魂的追索。

再說紀登奎。他在文革開始時被老毛破格提拔到中央，毛還多次曾他為“老朋友”，這在那個年代是殊榮。紀也很有“政治智慧”，說造反派批鬥他讓他“坐飛機”，感覺像割麥子，引得老毛龍心大悅。那時老毛到處聽到的都是老幹部們對被造反派批鬥的抱怨和怨恨。老毛把紀登奎等提拔到中央，是要建立自己的一隻力量，平衡林彪的軍事集團和江青張春橋的文革派勢力。而紀對老幹部挨斗投毛所好的輕鬆描述，很讓其他挨斗挨打的老幹部不滿。

紀登奎到中央後榮任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甚至還插足軍界，任北京衛戍區政委，但他那些年並無作為，到四人幫覆滅，鄧小平重掌大權，他就被貶黜安排到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九號院，戴一個正部級調研員的“雞肋”官帽，據說還是曾與紀登奎共過事的趙紫陽的緩頰。高位跌落後，要在整黨會議上作“對照檢查”，唾面自乾。他曾和人說，他要寫兩本回憶錄，可在1988年心臟病突發不治，只活了65歲，很可惜他沒能留下更多的資料和很多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者的記錄。

他兒子紀坡民在他身後舞文弄墨，寫的替他老爸掩飾辯解，甚至塗脂抹粉的文章多被人糾錯，甚至駁斥。紀登奎是被二七公社從被保守派的關押處救出偷送到北京，並以造反派的支持者亮相，並以河南第二把手身份回河南掌權，才有了以後的榮升。紀坡民卻在《紀登奎是怎樣成為“支持造反組織的領導幹部”的》的一文中說：

河南的造反組織是“二七公社”，於1967年2月7日成立而得名。那時候我父親已經被關押起來了。“二七公社”的成立，他既沒有參與，更談不上支持。他1967年三月末還在被關押時接受一位解放軍報記者的採訪，說過同情二七派被抓的人的話，傳出去後很感動了二七派，這樣二七派就將他引為自己的“領導幹部”了。

紀坡民總結說：“不是紀登奎支持二七公社這個造反組織，而是二七公社支持紀登奎當上了“革命領導幹部”。

在打倒四人幫，整個造反派被污名化的背景下，紀坡民著文撇清他父親與造反派的關係。他在文中還說，造反派支持他父親，就像辛亥革命時武漢新軍推舉黎元洪一樣。

當年我在數個場合，都在現場聽到過紀登奎先生在群眾大會上高呼，“和二七戰友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一轉眼就變成被脅迫的“黎元洪”了？

無論如何，紀登奎從高位跌落，心情難以紓解，是他六十五歲壯年遽逝的原因吧。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調整河南省委領導班子，將劉建勛調離河南，放到北京擱置了起來，由於多年辛勞，其實那時劉建勛的身體很差了，文革十年間，他前後九次患大面積的大葉性肺炎住院治療，而且病情一次比一次嚴重，最後兩次都陷於昏迷休克。而這時河南趙文甫戴蘇理等掀起的“揭批查”強風卻一陣陣刮向病榻上的老人。

1982 年1 月2 日，與劉建勛相伴終生的結髮妻子陳舜英因心臟病發作未能得到及時搶救，在北京醫院病逝。陳舜英出身名門，大學生，投身革命後出生入死，是行政九級的高幹，在北京發病後由於戶口還在河南，住不進大醫院，只在醫院病房的過道上擺了張床，她的辭世給劉建勛帶來了致命打擊。

在他們夫婦病重期間，由於他們的組織關係和供給關係一直還留在河南，在北京沒有正式戶口，所以就是想吃塊豆腐也買不着，更甭說肉類⻥蛋。靠北京的老戰友給他們送去些副食品度日。

想到後事，1982年年底，劉建勛留下遺囑：“我死之後，請雪峰、潤生、楊珏、魯笳、友九、惠如、登奎、辛初、子厚、陳蘭等幾位老朋友替我向組織上講一聲，向熟人、朋友們講一聲。如果有機會，請一定替我說句話，我決不是趙文甫、戴蘇理所說的那樣，我是一個為共產主義奮鬥了一生的共產黨員”。1983年年初致信李先念，渴望一見，並再次表示“我回憶往事，相信自己決非趙文甫、戴蘇理所說的那樣，我是為共產主義奮鬥了一生的共產黨員！”

劉建勛是默念着“我決不是趙文甫、戴蘇理所說的那樣，我是一個為共產主義奮鬥了一生的共產黨員”這句話告別他熱愛和奮鬥一生的塵世的。五千萬河南人應從心裡紀念祭奠他，1960年他將許多人從走向餓殍的路上拉了回來，文革十年他穩定河南大局，讓河南人的生活不至於太差。他沒有像潘復生紀登奎那樣對自己的作為檢討求饒，而是錚錚硬骨。

但是，他還是要求他奮鬥終身的中國共產黨要一個“組織結論”，他去世之前沒得到，中央內部在1978年曾有內部決議，要開除他的黨籍，但沒來得及執行。去世後他的兒子劉立強還不斷為這件事奔走。

孜孜不懈，直到劉建勛去世12年的1995年，劉立強找到接替劉建勛任過河南省委書記段君毅還有在中央任職的李友九和楊珏，聯名給中央組織部寫信，鄭重建議中央給劉建勛一個政治結論，說他不是“四人幫”的人。

像劉建勛這樣的省級高官，又有不少位高權重的老戰友，加上親兒子的不懈奔走，身後要一個切合實際的政治結論都拖了12年，可以想見那些上訪的普通百姓的艱難了。

時光荏苒，歲月無情，上述六位引領河南三十年路線鬥爭的頭面人物一個個謝幕而去，恩怨也都隨風而解，但鬥爭中屈死的冤魂並沒消散，而受惠的民眾則會一代代感念良善執政者的恩德，永永遠遠。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