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夏典籍中，若以個人喜好論，或首推老莊。

從老子的拙樸古典、內斂克制、冷靜觀照、光明澄澈；到莊子的空靈浪漫、汪洋恣肆、放浪形骸、傲慢逍遙。兩者一抑一揚，一頓一挫，洋洋灑灑，相輔相成，終成為公元前“軸心時代”光照世界的閃亮雙子。

莊子擅用寓言。偶翻蔡志忠漫畫《自然的簫聲》，恰至《應帝王》渾沌之死一段（中學課本中該有），莊子說：

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倏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初看起來，倏和忽似乎是出於友情，樂善好施，以好心為始，卻在“助人”之中致人於死。然而，莊子在這裡想要表達的其實是“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的政治哲學。

所謂“自然”，即“標準”.

如果問：何謂標準？

在莊子看來，於形而上，或指終極之“道”，也就是絕對真理；於形而下，則或指順民、無治。所謂不擾民、不干預，以百姓的意志為意志，此正與老子相合。

渾沌何許人？據漢東方朔所撰《神異經》：“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熊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往，有腹無五臟，有腸，直而不旋，食物徑過。人有德行，而往牴觸之；有凶德，則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曰渾沌。”

所以，渾沌是位有頭無竅，有足無爪的神仙。

此種形象仔細想來，確實極似老子所言中至高無上的道。道之本者，自然也。故而渾沌更可理解為盤古開天闢地之前這世界存在的初始狀態。

如果說渾沌即是道的化身，而道乃創天地之始，與萬物同一。道永恆，天地永恆，則渾沌永恆。

然而，渾沌卻死了，為倏、忽所殺，這豈不荒唐！

由此聯想到尼采曾宣稱的“上帝死了”。按尼采的意思，上帝對人類明察秋毫，可是人類“高貴”的靈魂豈可受上帝的支配和監督呢？倘若這樣一個證人活着，人類豈不是裸露於天下，這如何讓人受得了？所以，這個上帝必須死。於是，人類自己謀殺了監督者，而上帝恰恰死於對人的同情與憐憫。自此，人自身成為試圖主宰一切的“上帝”。

“上帝死了”，一切目標、意義、參照、善惡全部可以推翻，人們得以釋然，並為此歡呼雀躍，人生終於可以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不受約束地盡情揮灑，於是，價值危機、信仰危機來了，人類進入了迷失。

然而，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如何會死？

豈不知，那死去的並非真正的上帝，而只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根據自身需要去塑造的“上帝”而已。

米開朗基羅《創造亞當》（1508年，西斯廷禮拜堂天頂，畫中右側部分極像人類大腦的形狀）

當渾沌被人為地分割、解構時，也就失去了渾沌原本的樣子。據考，倏、忽，與老子的“恍惚”同源，恍為觀念，惚為意念。倏忽即觀念、意念相駁雜。“倏忽”又可解為頃刻、瞬間。倏、忽有七竅，有七竅意味着具有了區分的能力。有了區分，無論“物”或“我”便都成為有限。

然而，有限如何得以把握整體？當人們試圖用自己有限的觀念和意念去理解、去改造無限的存在時，結果註定是悲劇。

其實，我們在判定一件事的是與非時，必然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參照某一標準。對此，人們常常會用自己認為“對”的標準，也就是自己的標準，作為行事的依據，進而施於他人，如同倏與忽這般，根據自己認為“對”的標準，繼而想要有所作為地去改造渾沌，結果卻造成了渾沌之死。

再比如，有人認為所謂的“大國重器”當然是指飛機大炮、衛星火箭、航空母艦、核能力以及各類尖端武器等等；但也有人認為，“大國重器”更應該是小民瑣事，百姓生活。對小民而言，幼有所教、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以及每個人可以有尊嚴地活着，豈非天大的事？

多年來，我們始終處在一個習慣於宏大敘事的歷史與現實之中，小民瑣事與百姓生活往往被忽略，更難以作為重大問題決策的基礎和前提。可見，標準因人而異。

在這個世界上，相信每個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思想觀念，並將其當做判斷是非的最終標準。例如，儒家有儒家的是非標準，墨家有墨家的是非標準，法家有法家的是非標準，等等。那麼誰是誰非呢？倘若人人都堅持自己的看法是最好的，並在彼此交往中都想把自己認為好的東西讓別人接受，卻又誰都說服不了誰？結果必然是，輕則觀點撕裂、彼此紛爭；重則刀槍相見、你死我活。

於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庸》，反覆強調不要固執己有。所謂君子，是在不斷的修身養性中生存，這是一個生生不息的過程，最後達到天人合一狀態。這其中有着很深刻的內在力量，那就是宗教的力量。（謝文郁語）

可惜作為人，僅憑個人強烈的自由意志，只會無奈地看到：隨着時間的推移，距離天人合一境界漸行漸遠。

想到了黃培炎。沈鈞儒次子沈叔羊在重慶作一畫，上有茅台酒瓶與酒杯，遂請黃炎培題字。黃記起紅軍長征時有報紙稱紅軍戰士在茅台池中洗腳，便以此為題調侃：“喧傳有人過茅台，釀酒池中洗腳來。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

董必武在重慶畫展見此畫與詩，欣賞之至，買下來拿到延安給了毛澤東。毛也喜歡，將其掛到中共中央會客室，黃訪問延安時得見。

那是在大約80年前的1945年，是年7月，黃炎培在延安考察期間曾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

當時，正躊躇滿志的毛澤東當即豪邁地作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話可謂豪氣沖天，聽罷不免令人激動萬分。

只可嘆：歷史給所有單純善良的人們開了一個天大的笑話！

當今之下，舉目四看，比比皆是的慘狀不忍卒讀！

這國，這世界，還有救嗎？

於是人們開始尋找上帝，希冀從上帝那裡獲得答案。然而，單憑人的理性與知識，真的能夠找到上帝嗎？

話劇《等待戈多》

由此想到了愛爾蘭劇作家貝克特的話劇《等待戈多》，該劇於1953年首演。

全劇只有兩個主角，都是流浪漢，他們在二幕（代表着兩天）劇中自始至終等待着一個名叫戈多的人，然而戈多是誰，他們不知道。由於貧困潦倒，他們希望戈多的出現能使他們得救。然而，戈多始終沒有出現，只是他們不斷地被告知，戈多明天准來。

記載中的1957年11月9日，《等待戈多》在舊金山聖昆廷監獄演出，觀眾是1400名囚犯。演出之前，導演與演員們憂心忡忡，他們擔心這群世界上最粗魯的觀眾能不能看懂《等待戈多》？令人跌破眼鏡的是，該劇竟然立即被囚犯觀眾所接受，一個個感動得痛哭流涕。

據說此劇喻示着人生是一場無盡無望的等待，迎合了“二戰”後資本主義世界普遍空虛絕望的精神狀態。

那麼，戈多究竟是誰？

有人說，戈多就是上帝（God），也有人說，戈多象徵“死亡”。於是有人問劇作家，貝克特苦笑：“我要是知道，早在戲裡說出來了。”

這一回答或許道出了該劇的真實含義，即人對生存在其中的世界，對自己的命運一無所知。

我到願繼續將此劇作如下演繹：

其實，戈多來了！從第一幕（即第一天）就來了，而且天天都來。可惜的是，他的到來並非按照等待之人所期待的方式，這使得兩個流浪漢無法認出他，甚至可能粗暴地拒絕了他，從而使這種等待成為一種徒勞。

實際中，人們更願意相信理性，預設標準，主觀判斷，進而貶低信仰。可悲的是，人的理性恰恰是有限的，不可靠的，這使得人們往往無法真正認識真理。所以信仰強調：除非真理自己向人彰顯，否則，人無法憑藉自身的理性標準去認識真理或追求真理。

我們正處在遮陽的光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