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古典音樂中著名的小提琴協奏曲，相較於激昂陽剛的勃拉姆斯和貝多芬來說，門德爾松與柴可夫斯基好像更具優美婉約的陰柔氣質，也更適合由女性演奏家來演奏。

最初聆聽門德爾松的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是從蘇聯小提琴家穆洛娃（Viktoria Yurievna Mullova）開始的。她演繹的門德爾松堪稱與作品絕配，旋律異常優美，千腸百轉，如泣如訴，讓人難以忘懷。

想當年，穆洛娃青春靚麗，身材高挑、舉止優雅，有着精緻的面龐。2001年英國《衛報》記者蒂姆登門採訪她時，她已年屆41歲。蒂姆這樣形容採訪穆洛娃時的情景：

“我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響了她的門鈴。音樂評論家們時常會對某位藝術家感到敬畏，而這位俄羅斯出生的小提琴家總是讓我着迷，她的表演如此激烈，技術如此大膽，難以用語言描述。她很漂亮，很有魅力，散發着一種寧靜，與她演奏時情感的濃烈形成鮮明的對比。她穿着十分休閒的黑色羊毛上衣，搭配寬鬆的棕色裙子，看起來驚艷極了。我問她是否喜歡時尚？‘當然！’她笑着說。我坐在沙發上，她給我泡了杯咖啡。房間很大，寬敞，通風。桌子上放着一件中國古董花瓶和一尊佛像。我問她：‘你是佛教徒嗎？’她優雅地搖了搖頭：‘不是，但你看那佛像的側面，很美，你不覺得嗎？’”

這就是西方記者眼中的穆洛娃。當時，距離她1983年從蘇聯叛逃到西方，已經過去整整18年了。

說到那次叛逃，真可算作是一件令全球新聞界震驚與矚目的大事。那時的穆洛娃只有23歲，而且一年前她剛剛獲得柴可夫斯基國際比賽的金獎。

叛逃那年（1983）的穆洛娃

穆洛娃1959年出生在莫斯科附近，她的父親是一位從事航空流體力學研究的物理學家和工程師。她從4歲就開始學琴，或許是因為年齡太小，老師要求必須有父母陪伴才同意教她。結果父親不僅成了她的學琴幫手，而且自己也學會了小提琴。

之後，她在莫斯科中央音樂學校和莫斯科音樂學院學習，師從大名鼎鼎的小提琴大師科岡（Leonid Kogan）。不過穆洛娃後來坦誠地回憶說：“儘管科岡是一位偉大的音樂家，但他似乎對音樂會比在大學裡教書更熱衷。也因此，我實際上是在他的助手手下學習了八年。”

1980年，穆洛娃在芬蘭赫爾辛基國際西貝柳斯小提琴比賽中獲得一等獎，接着就是1982年柴可夫斯基國際比賽的金獎。

她在回憶起當年蘇聯這個准宗教國家的音樂教育時，用了噩夢般的經歷來形容，她說：那段經歷充滿着虛偽，身心都承受着巨大的壓力。當然，我從來沒有相信過共產主義，那一切的一切都是一場戲。我知道我要離開，我把自己假裝成是個天真的女孩……”

穆洛娃天性獨立，不循常規。她幾乎不看別人對她演奏的評論。在她看來，所有評論者對同一首曲子都有着自己的理解，所以看他們的評論是件痛苦的事。穆洛娃還提到了廣受樂迷愛戴的已故天才指揮家卡洛斯·克萊伯（Carlos Kleiber）：“他因為在倫敦指揮的一場音樂會所受到的評論大感傷害，以至於再也沒有回到那裡舉辦過音樂會。”

也許正是這樣的個性，才會成就她毅然決然叛逃西方的傳奇故事。

穆洛娃說：“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的意願做出決定，當然，這取決於你的力量、意志以及天賦和能力。”

這應該是她選擇這條極不尋常的成長道路的最好說明。

儘管柴可夫斯基比賽為穆洛娃帶來了國際聲譽，但卻沒有給她帶來更多的公開演出機會。說到叛逃的原因，穆洛娃向媒體表示：“我離開是為了追求事業，因為在這個國度里，我的藝術自由受到了許多限制，我沒有機會展示自己。儘管贏得比賽後我得到了很多承諾，但卻什麼也沒實現。國內的官員希望我只演奏幾場音樂會，然後回到莫斯科音樂學院繼續學習。我認為自己已經準備好了，可他們卻替我做主，拒絕了許多出國演出的邀請。”

的確，由於她沒有積極參與蘇聯好公民所必須從事的政治活動，自然也就無法獲得在各大城市或與最負盛名的管弦樂隊合作演奏的特權，更不允許她經常出國旅行。

每當提到當年她的那次特殊行動，西方記者總是將其形容為是一次戲劇性的叛逃，有着如同冷戰時期間諜驚悚片中的情節。

為了那次出國旅行，穆洛娃花了幾乎整整一年時間進行策劃，也就是計劃着如何逃跑。要知道，當時的蘇聯，出國十分困難，而且當局總會在你出國期間，確保你的家中必須有一名成員留在國內，比如父母、孩子，或者諸如此類的人，像是被扣留的人質。

1983年，穆洛娃申請去芬蘭的巡演終於獲得批准，她隨後聰明地請求當局，讓喬丹尼亞（Vakhtang Jordania）擔任她的鋼琴伴奏。

可事實上， 40歲的喬丹尼亞是她的男友，並且曾是一位在國際上獲獎的指揮，他還擔任過列寧格勒廣播電視管弦樂團的指揮。只不過，自從他1971年在西柏林贏得了卡拉揚指揮比賽之後，他始終不被允許出國演出。

既然喬丹尼亞的身份並非鋼琴家，那麼為了演好這個預先策劃好的故事，已經20年沒有練過琴的他，不得不臨時抱佛腳，開始苦練鋼琴。穆洛娃說：“兩個月後，他練習得足以讓他可以成為專業鋼琴家了。”

不知是因為克格勃的疏忽，還是這位23歲的“天真”姑娘裝得太像，反正這對情侶出國竟然沒有受到任何攔阻，他們如願開始了在芬蘭的巡演。穆洛娃回憶：直到開往芬蘭的火車真正駛出站台，她才確定此次的出國已經成為現實。而按照常規，當局是絕不允許情侶一道出國的。

在蘇聯文化專員的陪同下，兩位音樂家於 6 月 26 日抵達芬蘭。

喬丹尼亞畢竟不是職業鋼琴家，這讓巡演始終存在“露餡”的可能。穆洛娃事後說：“他假裝是我的伴奏者，可終究演奏經驗不足，你能想象嗎？與一個隨時可能穿幫並停止演奏的伴奏者一起工作是什麼感覺？要知道，離開蘇聯既困難又危險。你必須 100% 地投入。如果計劃失敗被他們抓住，那將是西伯利亞......”

7月2號，行動開始了。

先是喬丹尼亞對監視他們的克格勃官員說，穆洛娃因為酒喝高了，無法參加慶功宴。接着，她們化了妝，戴着金色的假髮設法避開了蘇聯導遊，帶着最近兩場音樂會的全部收入和幾件小行李離開了庫薩莫的酒店，同時，他們將那把價值連城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留在了酒店的床上。

接應他們的是芬蘭廣播公司（YLE）的記者庫魯米斯（Jyrki Koulumies），他在攝影師的陪同下，開着一輛租來的車，拉上穆洛娃兩人一路狂奔，穿過邊境抵達了瑞典。當時，芬蘭和瑞典兩國的邊境是開放的。

他們原打算直接進入美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可沒承想正好趕上是周末，大使館關閉。當時的瑞典警方對待這兩位年輕的叛逃音樂家，就像對待其他來自東歐集團的政治叛逃者一樣。他們建議這對夫婦周末待在安全屋裡，直到美國大使館開放。由於他們的照片此刻已經上了當地及國際報紙的頭條，他們只能用化名在安全屋裡待了兩天。

後來穆洛娃提到這段經歷時說：“我們躲了兩天。而且那個周末我們連續三天沒吃東西，就連這，也成了頭條新聞。”

在美國從事經紀人工作的哈羅德·肖（Harold Shaw），曾在柴可夫斯基大賽錄像帶中見過穆洛娃，在得知她叛逃的消息後，他第一時間打電話給美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並向美國官員保證，穆洛娃在這個國家一定會有美好的未來。幾天后，哈羅德·肖在飛往華盛頓的飛機上見到了穆洛娃，兩人一拍即合。哈羅德·肖後來成了穆洛娃在紐約的經紀人。

9 月，穆洛娃獲得了政治庇護。

獲得自由的穆洛娃最初仍然處於高度緊張之中。據她周圍的人說，經過最初的幾天之後，圍繞着穆洛娃的那些緊張和不信任情緒才開始緩解。哈羅德·肖回憶說：“每天都能看到她的變化，憂慮少了，又重新回到了音樂，她之後的演奏，顯得更加自由和溫暖。”

穆洛娃在移居歐洲之前，與喬丹尼亞一起生活了兩年，只是兩人最終分道揚鑣。

叛逃後的穆洛娃遠離政治，她唯一一次與國際政治的接觸是在多倫多。一場音樂會後，兩名男子認錯了人，邀請她上車，似乎是想勸說她返回蘇聯，但被她拒絕了。

數年後，穆洛娃對於這次逃亡說了一句充滿反思的話：“其實離開並不需要多大勇氣，而留在那裡卻需要有更大的勇氣才行。”

生活在極權統治下的人們，都知道她在說什麼。

叛逃後的穆洛娃在西方聲名鵲起，從1983年逃離蘇聯至1990年，她平均每年舉辦 80 場音樂會。與她合作過的全球頂級樂團包括：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愛樂樂團、柏林愛樂樂團、維也納交響樂團、蒙特利爾交響樂團以及舊金山交響樂團等。

1990年她搬到了維也納。眾所周知的是，穆洛娃與已故的指揮大師、柏林愛樂樂團的常任指揮阿巴多在維也納共同生活了四年。只是沒有人知道他們後來為什麼分開。穆洛娃回憶起那段歲月時平靜地說：“那是一段重要的關係。我們有一個兒子。”特別是當回憶到與阿巴多和柏林愛樂樂團在日本巡演期間所錄製的勃拉姆斯協奏曲現場時，她異常興奮：“這是克勞迪奧（阿巴多）的主意，當時他說：‘我們為什麼不錄下來呢’，他甚至將所有的獨家條款都準備好了……當時是電視上的現場表演，我嚇壞了。但當我開始演奏時，我表現得很好。”

說到叛逃，上世紀那些年代從共產國家逃離出來的藝術家不少，包括中國的馬思聰。

而在前蘇聯，真正在冷戰時期開創叛逃西方的第一位藝術家是努里耶夫。他是當時蘇聯乃至全世界最璀璨的芭蕾舞明星舞蹈家，1961年6月，23歲的努里耶夫在隨隊前往法國巡演期間，以極端的方式選擇了叛逃，最終抵達英國。又是23歲，冥冥中似是巧合。

接着，是基洛夫劇團的芭蕾舞傳奇舞蹈家娜塔莉婭·瑪卡洛娃，她於1970年叛逃英國。還有，同是基洛夫劇團的蘇聯最年輕的芭蕾舞冠軍、台柱子米哈伊·巴瑞辛尼科夫，他於1974年叛逃加拿大。

選擇叛逃的當然不止藝術家，就連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阿利盧耶娃，也於1967年叛逃美國。

這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在記錄前蘇聯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一生傳奇的《見證》一書中，人們能清楚地感受到，如果不是因為嚴密的監控和限制，他也會成為逃離蘇聯、奔向西方世界的藝術家之一！

《見證》一書，具有冷戰年代西方陣營對付蘇聯的文化武器之功效，它不僅成為從蘇聯逃往西方的那些藝術家群體的某種註腳，也一直被作為“自由世界”證明其自身優越性的有力佐證。

2019年9月10 日的《新西蘭先驅報》，在介紹當年度訪問新西蘭的最大牌古典音樂明星時，用了“共鳴”這樣的字眼。那是因為作為大牌明星的小提琴家穆洛娃和鋼琴家阿什肯納齊。他們都是具有傳奇色彩的俄羅斯人。阿什肯納齊多年前與一位芬蘭人結婚後定居芬蘭；而穆洛娃則贏得過西貝柳斯小提琴比賽第一名。他們的音樂會特色，是西貝柳斯的小提琴協奏曲。更重要的是：阿什肯納齊於 1963 年逃離了蘇聯；而20 年後的1983年，穆洛娃本人也選擇了逃離。

如果感興趣，可以通過以下鏈接觀看穆洛娃演奏的西貝柳斯小提琴協奏曲，十分精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dQdRGc0nhY

對於穆洛娃如今的祖國——俄羅斯，儘管已經逃離了 40 年之久，但只要一提起這個國家，她仍然怒不可遏。2023 年 2 月，回到芬蘭的穆洛娃對芬蘭廣播公司的記者說：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我不會回到俄羅斯。我討厭俄羅斯人對烏克蘭人的所作所為。不知為什麼，普京成功地做到了斯大林所做的一切。人們認為他是拯救俄羅斯的神。難以置信會有這麼多人支持他……”

在穆洛娃的四個祖父母中，有三個是烏克蘭人，一個是俄羅斯人。

俄烏戰爭期間，她沒有與俄羅斯的親戚聯繫，也不想與他們聯繫。因為穆洛娃一提到這件事就非常氣憤。

當然，她也很少回到俄羅斯演出。

（文中圖片均引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