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边农村长大，对地下水过敏(那时叫水土不服)。村里人相信泡在海水里可以消除过敏反应，就把我扔到海里，不顾我撕心裂肺地哭。我现在对大海一直有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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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关于同性恋博客就当我没说，点击几次删除键，结果也没删掉，就留在那吧。我有几个朋友是川粉，也上万维。真的怕他们把我丢到海里。忘掉什么同性恋，换个话题：为什么有人总是感觉世界越来越糟糕。
遛狗的时候，我有时和朋友讨论各种问题。我发现谈话内容与年龄有关系。年轻人喜欢讨论小事，如旅游，游戏，装修，新闻。老年人喜欢讨论大事，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在老年人群体中，从东欧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来的移民比较激进，多数反对政府，相信绝对自由，倾向接受阴谋论，反对全球化，认为世界在堕落。而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德国人则比较理性。
当然，这不一定是一般规律，可能只是赶巧，是我的个人经历，你的朋友圈可能有相反的趋向。
最近这几年，美国犯罪率上升，这使人感到不安。我收集一些犯罪数据，说说世界或者美国是否向地狱跌落。我感觉单单看这几年的数据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在网上试图找到较大时间尺度的犯罪率趋势，也试图了解近几年犯罪率上升的原因。
第一个图来自美国政府。x-轴范围是1960到2022,y-轴是犯罪率。从大趋势上看，犯罪率从30年前开始下降。
第二个图是加利福尼亚的财产犯罪率和暴力犯罪率。大趋势类似第一个图。
第三个图是佛罗里达的数据，图是拼接的。
我仅以加利福尼亚为例，看看近几年犯罪率为什么增加。以下是收集到的专家的观点，仅供参考。
新冠疫情加剧了失业、经济不确定性、财富和机会的两极分化，导致了压力、抑郁、焦虑和绝望。长期的封锁和隔离进一步加重了心理健康问题。在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服务和成瘾治疗中心的关闭或减少，使得弱势群体无法获得必要的支持。所有这些都可能加剧暴力事件。此外，疫情还减缓了司法系统的运作，法院关闭、审判延迟以及警力减少，均可能导致犯罪行为的上升。由于疫情导致的业务放缓，法院面临案件积压，导致起诉被推迟、刑罚被减轻，这可能会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2020 年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以及随后的抗议警察暴力事件加剧了对执法部门的审查和对警察的批评，导致一些社区警察人数减少，一些人认为这导致了犯罪率上升。
美国的枪支销售在疫情期间急剧增加，流通枪支的数量上升可能导致更多的暴力犯罪，尤其是与枪支相关的谋杀和袭击事件。在某些地区，宽松的枪支法律，包括对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限制的放宽，可能会导致暴力冲突的增加。
政治两极分化，尤其是围绕2020年大选、抗议活动及其他社会运动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导致了更多的冲突和对抗，有时甚至引发暴力事件。此外，联邦调查局及其他机构的报告显示，针对种族、宗教和LGBTQ+群体的仇恨犯罪有所增加。
在疫情期间，芝加哥、纽约和洛杉矶等城市与帮派有关的暴力事件（包括枪击和凶杀案）有所增加，因为帮派之间争夺贩毒和地盘，导致暴力事件频发。这种现象有一定的广泛性。例如，在中美洲等地，黑帮利用疫情期间国家控制力减弱的状况来扩大影响力，敲诈勒索和贩毒激增。
包括阿片类药物危机和芬太尼等合成药物在内的药物滥用现象持续上升，导致毒品分销冲突、地盘争夺以及吸毒者的犯罪行为加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暴力犯罪。
总之，加利福尼亚近期暴力犯罪率飙升可归因于社会、经济和系统性问题的复杂相互作用。以上原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降低犯罪率？
在美国，贫困是与犯罪率相关的一个关键因素。贫困率较高的地区犯罪率往往较高，尤其是盗窃和入室盗窃等财产犯罪，暴力犯罪在贫困率较高的地区也更为常见。失业率通常与犯罪有关，尤其是财产犯罪。高失业率造成的经济压力增加个人诉诸犯罪活动以赚取收入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州应该有较低的犯罪率。
此外，受教育机会较好的州犯罪率通常较低，因为教育可以改善就业前景。拥有完善的社会福利计划（包括失业救济金、医疗保健和住房援助）的州更有利于减少犯罪。这些计划减轻了经常导致犯罪行为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卓越的马萨诸塞州和明尼苏达州的犯罪率通常低于经济指标较弱的州。
城市化率较高且城市经济发展较快的州或地区可能会出现犯罪率较高和犯罪集中度更明显的现象。由于人口密度、贫困地区和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等因素，城市地区的犯罪率可能会较高。
总之，经济多元化、科技、金融或教育等行业就业水平较高、贫困率较低的州通常犯罪率较低。在这方面，民主党和共和党谁做得好，估计大家一目了然。我不想多说，怕被丢进海里。现在，我们看看悲观派是怎么炼成的。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年龄与乐观或悲观之间存在相关性。研究表明，乐观和悲观情绪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趋势：
小于40岁的成年人往往更乐观。这种乐观通常归因于他们拥有更多的人生机遇、更少的过去失望以及有更多时间实现目标的感觉。年轻人更倾向于认为未来充满了可能性，并对自己的职业、人际关系和个人成就抱有理想主义的期望。
中年人（40-60岁）经常面临乐观和悲观之间的微妙平衡。这个人生阶段的特点是家庭、事业和财务等方面的责任感增强，以及健康问题或职业停滞等潜在挑战，乐观情绪可能会略有下降。然而，这个年龄段的许多人也发展出了更强的适应力和更现实的视角，通常被描述为向务实乐观的转变。
有趣的是，老年人（通常为 60 多岁或以上）往往比中年人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和乐观度。这种现象被称为“积极效应”，表明老年人往往更关注积极的经历和情绪，而不太可能沉溺于消极的经历和情绪。
看来，单纯的年龄原因解释不了“越来越糟糕”现象。我认为是年龄和个人经历这两方面的因素。
我的朋友圈很杂，各种人都有。记得有一次，因为支持某个观点或反对另一个观点，我和一位波兰朋友吵了起来，整个狗公园里的人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他认为我的观点与主流媒体一致，因此不可靠。他相信深层政府，认为新冠疫情根本没有发生过，疫苗更是个笑话。他坚信右派比左派好。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在波兰，电台和电视台都是政府的，充斥着政治宣传，都是假的。然后，他表示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就像是共产国家的宣传机构。谈到这里，他显得非常自豪，认为自己具备批判精神。他总是能找到一些小报和小册子给我看，里面全是虚假信息（我认为是），而他却深信不疑。我发现，那些小道消息都是极右的观点，极端右派认为现在的世界越来越糟糕：非法移民、同性恋、全球化。我想，可能是我的这位朋友年纪大了（1948年出生），观点过于保守。然而，有一天，当我和他再次争吵时，来了位波兰大妈，应该不到70岁，她和他一样，对我反对川普感到不可理解。在阐述我的观点时，至少我还能提供一些证据，而他们则是坚信自己是正确的，然后根据这个预设来判断我的证据的可靠性。
就这样，我站在左派的立场上，并没有感到美国在堕落。我更愿意关注积极的新事物：人工智能、精巧的现代电子设备，以及国际上共产国家日益减少的趋势。而我的朋友，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却看到一个恐怖的世界：同性恋、变性人、毒品、枪支暴力、零售盗窃等。奇怪的是，全球气候变暖本应被视为一个负面问题，但他们不相信，因为川普说那是假的。
人的大脑真是神奇。上帝创造了多样性，因此才有了左右之分，以及极左和极右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