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失衡问题非常重要，也是当前欧美和中国非常关注的问题。未来如果特朗普上台，继续加大关税战、贸易战的力度，很可能产生更大的化学反应，对此中国应尽早谋划。

宏观视角下产能过剩的原因分析

从国际宏观角度看，产能过剩一般有以下五类原因。

一是一国产能过剩必然会带来价格下跌，进而在全世界低价倾销商品。本次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暴露出欧美认定中国的低价商品和倾销、产能过剩有关。

二是随着一国技术进步，生产力结构性提升，结构优化后的产品会更加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自然也会更畅销，从而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

三是如果一国自身市场极大，就会产生莱特定律效应，即产品规模每扩大一倍，单位生产成本下降20%～30%。如果国内生产成本很低，在国外销售的价格自然也很低。中国产品成本低就有自身规模效应的原因。四是政府政策可能存在贸易补贴、贸易倾销等元素。五是如果一国掌握某种独特资源，其他国家都没有，也可能导致该产品出口商品订单爆增。

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首先，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中国商品的国际价格确实较低，中国也确实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但在中国贸易失衡问题的讨论中，欧美炒作的部分远大于中国实际的产能过剩部分。

2006年以来，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公布我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这些年我国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在75%～76%左右，说明我国确实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2015年我国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目的也是要“去产能”。因为产能过剩不是赚外国人便宜，对中国自身也不利，会破坏自身生产力，这是中国政府绝不愿看到的情况。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每次遭遇经济危机和大萧条，本质上也是在消灭过剩产能。所以无论是中国政府的供给侧调控，还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调节，都是在调节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国家统计局和美联储公布的美国产能利用率数据分别为72%、75%，大体和我们在同一水平，并且低于中国76%的产能利用率，说明美国的产能过剩比中国还要严重一些。近十年，欧盟27个国家的产能利用率也大体在75%的水平。因此不管是在外交场合还是外经场合，都要明确中国的产能过剩水平并不比欧美更高。即使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程度也并不及欧美。

其次，最近十年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是总量翻番。201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97万亿美元，2022年上涨到6.31万亿美元，大体翻一番。

二是出口结构出现根本性、趋势性变化，这是最重要的方面。无论是特朗普的打压还是拜登的“小院高墙”政策，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仍在越来越多地被全世界购买。2010年中国出口总额1.58万亿美元，其中70%以上是劳动密集型的箱包、工具、服装、纺织品等轻工业产品，总额约1.1万亿美元；资本相对密集、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机电产品占比仅30%，总额只有4千多亿美元。2022年中国出口总额3.59万亿美元，其中机电产品（特别是“新三样”）占比90%，总额从2010年的4千多亿美元上涨到3.2万亿美元，接近翻三番，上涨8倍；轻工纺织类产品占比仅10%，从2010年的1.1万亿美元缩减到仅3千多亿美元。自2010年以来，中国造船业年度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三大指标连续14年位居世界第一。尽管美国政客试图限制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但是市场并不买账，中国产品物美价廉，全球市场中的各类企业自然会作出内在的选择。

三是进出口贸易的生产制造方式发生重大转变。2010年之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50%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借鸡生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的原材料、零部件从国外进口，通过国内浅层次加工、组装形成产品再销售到国际市场。这种生产方式附加值低，GDP转化率只有12%左右。当下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的比重已经大幅度下降，2022年，我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贸易总值的20.1%，一般贸易比重达到63.7%。中国进出口产品生产制造中加工贸易、一般贸易比重的变化，很好的诠释了这十多年中国制造业生产方式的升级转换，中国制造业产业链从过去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已转变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形成了自主可控的、综合效益更好的上中下游全产业链集群的制造业。

四是国内国际双循环大市场产生的莱特定律效应。进入中国市场，一旦规模上去了，就能大幅摊薄六项成本，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均摊在每一件产品上的科研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采购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拓成本、劳动力成本都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一般来说，规模经济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左右。这也是很多外国企业乐于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制造出产品后再出口到欧美的原因。毕竟在中国制造，综合制造成本会比美国、欧洲低20%～30%。由此可见，欧美一些政客看到中国产品物美价廉，就指责中国有倾销之嫌，其实缺乏实际证据。因为中国既没有政府补贴、税收补贴、汇率补贴、贸易补贴等政策，也没有进行倾销，只是大市场效应自然产生的结果，是中国生产技术进步后，加工贸易转为一般贸易并构建起完整产业链的结果。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制造业不断扩链、强链、补链，在产业链上取得明显进步。欧美面临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巨大竞争压力，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这可以理解。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中国就是“内卷”，就是“产能过剩”。尽管当前中国确实存在国内市场消费不振的问题，但这些生活性消费品和机电装备类出口品关系不大，在品类上并不是互相挤压的关系。我们在总结“产能过剩”的问题时，要从欧美的贸易战中找到客观理由。如何应对欧美的“中国产能过剩论”？贸易战背景下，中美在“产能过剩”问题上各说各话。在进出口贸易和对外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继续加大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力度，应更多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资金支付结算。实际上，当下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占中国跨境贸易总量的20%左右，但是“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占比只有5%～6%。为什么会这样呢？

调研中发现，主要原因是“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较差，人民币投放后无法形成回流和循环。因此加强“一带一路”上人民币投资贸易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贸易往来，也有利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

第二，要支持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将原本从中国生产制造直接出口的产品改为在海外投资建厂。这样做，既可带动投资地区国家的税收、就业和经济发展，同时也会带动产品相关联的零部件、原材料、产业链中间品的出口。

第三，推动服务贸易出口，改变我国服务贸易长期逆差的局面。未来5-10年，以下几个因素将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大幅提升：

一是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海量的货物贸易背后的金融、保险、物流、运输等服务业将逐步发展壮大，过去由外资承接的这些业务，也将因外资的持续进入而由“进口”转为“出口”。

二是随着我国出口商品中科技含量持续提升，后续的软件升级、维修保养等需求将日益高涨。比如随着电动汽车销往世界各地，背后的服务体系也要走出去，必然带动服务贸易出口。

三是我国部分企业产能虽然“走出去”了，但由于中国具有工程师人才优势，其研发设计、中试生产等仍将留在国内，国内总部与国外工厂之间将通过专利授权、研发服务等方式进行贸易结算，也将带动中国服务出口。

四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场作用下，外国人来华旅游、求学、经商的会日益增多，服务贸易出口也将随之增加。

总之，未来5-10年我国服务贸易格局会发生新的变化，值得期待。

第四，扩大数字出口，做强做优数字贸易。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与跨境贸易深入融合，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贸易新业态飞速发展。依托先后五批共计105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海关等监管部门陆续推出了9610、9710、9810、1210等监管模式，支撑着跨境电商业态模式的迭代更新。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3年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总额达2.38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其中出口1.83万亿元，占总额的76.9%。

未来，我国跨境电商发展不仅仅是发展消费互联网意义上的B2B、B2C，更需要发展建立在产业互联网基础上的跨境电商，发展“产业带+跨境电商”，也就是包含市场需求分析、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制造、供应链配套、物流配送、跨境商品销售等六位一体的产业互联网。

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各种行业性的产业互联网为基础、以新兴市场为重点继续加速增长。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壮大，特别是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垂直应用和不断迭代，必将出现更多的细分行业的平台企业。这些数字化智能平台也必然会走出去，拓展国际应用，从而将数字内容产品向国外输出，进而扩大我国数字出口的规模。

预计未来5-10年，数字贸易出口将占我国全口径出口的十分之一。

本文根据黄奇帆在2024年7月21日的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会第60期暨“双周圆桌”第431期“走出外部失衡”上所做的主题交流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