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彬走了，要武還在：紅衛兵從來沒有消失

何與懷

9月16日，一個死訊在美國傳出，死者叫宋岩。如果死者只有宋岩一個名字，這本沒什麼，但她的原名是宋彬彬，而且還曾經顯赫地被稱為“宋要武”，這樣一下子便把千萬華人帶回那個血雨腥風、荒唐狂熱的年代。

許多人都記得那天，1966年8月5日下午，宋彬彬就讀的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以“煞煞威風”為名在校園裡揪斗副校長卞仲耘。紅衛兵慘無人道地用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銅頭皮帶毆打，殘暴得令人髮指，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的時候，卞仲耘已經遍體鱗傷，大小便失禁，瞳孔擴散，失去知覺，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處在頻臨死亡的狀態。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裡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在長達五個小時的時間裡，那些紅衛兵拒絕對卞仲耘實施搶救，雖然郵電醫院與校園僅有一街之隔。到了晚上八點多鐘，卞仲耘終於送往郵電醫院時，人已無生還可能。當天晚上，宋彬彬和劉進等紅衛兵頭頭去向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匯報情況，吳德表示“死了就死了”。第二天，劉進在對全校的廣播中複述吳德的話，叫喊道：“好人打壞人活該！死了就死了！”完全喪盡天良。

卞仲耘是文革中無數遇難教師、校長的首個。十三天之後，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北京紅衛兵代表。作為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一個負責人，又是學校里僅有的數名學生黨員中的一個，宋彬彬被推選登上天安門，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於是出現事後被中央文革小組大肆宣傳的一個情景：毛問宋叫甚麼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說是。毛就說：“要武嘛！”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為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

“要武嘛”三個字立時成了偉大領袖的“最高指示”，不但讓文弱的宋彬彬從此變成了“宋要武”，讓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更為可怕千萬倍的是，它迅速點燃了全國各地慘烈武鬥、瘋狂殺人的燎原之火。在首都北京就出現了“八月殺戮”。據1980年官方數據，在1966年8-9月間，在北京市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另有至少33695戶被抄家，85196個家庭被驅逐出北京。在紅衛兵炫耀的“消滅階級敵人”的“革命行動”鼓舞下，北京大興縣從8月27日至9月1日爆發了“大興事件”。據1985年北京市官方統計顯示，數天內先後有10275人慘遭屠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到絕戶。

文革的兩大特徵——對惡魔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喪盡天良的反人性反人類血腥暴力，這個宋彬彬-要武都沾上了。根據有關資料，她可能沒有直接犯下某些罪行，但在許多問題上，她必須承擔嚴重責任。她直到去世都遭到人們廣泛的聲討，可以說是咎由自取，雖然她不過是在偶然的特定環境下充當了“偉大領袖”的一個微不足道的棋子而已。

現在，她宋彬彬死了；但這絕不意味著紅衛兵時代的結束。

紅衛兵運動影響的不只是那一代人，作為一種行為方式，一種精神氣質，一種價值觀念，它會很長時間存在。今天中共的“戰狼外交”，無數小粉紅反美仇日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包括殺害日本在華小學生，都是明證。而且，事實上，今天中國，正是宋彬彬同時代的、喝狼奶長大的的紅衛兵在把持權力，正是文革中沒有得到正常教育而又完全被毛澤東思想改造了的這幫人成為統治者。習近平就是他們的總代表。他父親習仲勛曾是毛專權的受害者，而自己卻成了毛的傳人。他鼓吹向左轉，熱衷毛式個人崇拜，熱衷精緻的高科技專制獨裁。如人們所痛斥，習近平志大才疏是其死症之一，他的另一個死症是冥頑不靈。出於紅二代的虛驕，他乾綱獨斷，一人包打天下，排斥技術官僚，結果把國家經濟搞得一團糟。而他在一班奴才跟班唯命是從和獻媚吹捧下，還自以為無所不能，甚至要為全世界人類發展“指明方向”。

現在當權的中共高層，大部分都受過文革洗禮。

當然，習近平最為在意的是他的政權，是他的紅色江山不變樣。他也像毛澤東一樣，千方百計要使紅衛兵運動那種行為方式，那種精神氣質，那種價值觀念，不斷承傳下去。今年九月初，在新學期開學之際，習近平便在中共黨刊《求是》雜誌發表署名文章，強調中共的教育是要培養所謂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他最害怕青年人知道歷史真相因而成了他黨國事業的“破壞者和掘墓人”。今天文革雖然已經過去將近半個世紀，習近平甚至連鄧小平給禍首毛澤東開釋罪惡的“三七開”評價都不願意承認，更不談上清算文革的罪行了。

（2024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