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8日的經濟觀察報記者採訪當時的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劉吉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其中劉吉也表達了鄧小平講過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重點也是黨政分開，進行民主改革的措施。不過政治體制改革至今也還只是停留在嘴上，中共領導層實際上沒有進行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今天我們重溫習一下當年的體制內相關人員的敘述，也對中共今後可能開啟的政治體制改革有一些認識。

1980年前的8月，鄧小平發表著名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為政治體制改革留下了極大的空間。

　　30年後的今天，當人們熱衷於“中國模式”的爭論時，體制矛盾也正以各種方式呈現出來，使發展中的當代中國遭遇到深層次的困惑。溫家寶總理近日在深圳講話，強調“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再次掀動起人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熱望。為此，我們刊發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名譽院長劉吉先生的采訪，探尋民主實現路徑，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

　　在這篇講話里，鄧小平分析了中國政治制度最根本的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經濟體制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成果能不能鞏固，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主要是解決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就是要實行黨政分開。

　　兩年前，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的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說：“必須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築改革結合起來，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制度保證和法制保障。”在今年春天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溫家寶總理直言：“我們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領域的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就不可能成功。”

　　在鄧小平發表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三十周年之際，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名譽院長劉吉表達了他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

　　改革是根本體制的改革

　　問：今年8月18日是鄧小平重要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發表30周年，這個講話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先聲，被稱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你怎麼評價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思想？

　　答：要正確評價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思想，就要全面準確地認識鄧小平的改革思想。在鄧小平看來，中國社會主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還包括政治、文化、科技、社會各方面的體制改革。他講的改革不是一些細枝末節的改進，而是根本體制的改革。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時刻，鄧小平不止一次地直接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他說，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就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深化不下去，甚至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還可能會被斷送！

　　鄧小平的這一思想，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實踐相結合的必然結論。中國已經從計劃經濟改為市場經濟，所有制從單一國有制變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社會結構從簡單的對立階級發展成越來越複雜的多元階層。要言之，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政治體制不相應改革是斷乎不行的。

　　問：按照一般的理解，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實現真正的民主？

　　答：對。實際上鄧小平多次說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在他看來，社會主義與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一體，中國必須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我相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真心想搞民主的。毛澤東在延安《解放日報》上不止一次著文說，中國未來的政治制度應學習美國民主。特別著名的是，在黃炎培先生問及中國共產黨如何避免政治興亡“周期律”時，他的回答是：“民主！”鄧小平親歷法國民主和蔣介石獨裁政治，以及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所以，他精闢地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這是發自肺腑的歷史性結論。

　　問：既然如此，為什麼社會主義民主建設至今仍不如人意，甚至有許多人不滿呢？

　　答：我認為，究竟什麼是民主？在中國這樣一個沒有民主傳統，經濟和科學文化又十分落後的13億人口大國如何搞民主？這兩個問題沒有搞清。當領導人處在老百姓地位的時候，都會自然地要求民主，但沒有認真想過這兩個問題。人民忙於生計，也不可能專攻這兩個問題。一旦當上領導人之後，他們仍不知道民主究竟是什麼回事，怎麼搞，茫然了。領導人日理萬機又沒有時間認真研究這兩個問題。在實踐中，威權比民主更方便、更有效，他們慢慢地就忘記民主了。中國理論界應該回答這兩個問題，把責任擔當起來。

　　實現民主的條件

　　問：在你看來，什麼是民主？在中國如何實現民主？

　　答：什麼是民主？說起來很容易，人民當家做主，維護自己的利益。可是人民如何當家做主？這就眾口難調了。我認為民主有三要素：

　　1．人民自由而充分地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及其理由，這是民主的前提。

　　2．少數服從多數。人民有個人與群體、局部與全局、眼前與長遠、暫時與根本等不同利益，在自由而充分的表達之後，如何共同行動？如果各行其是，就會導致社會混亂，誰也無法實現自己的利益。要共同行動，就要把分散的意見集中起來。最公平的集中辦法就是少數服從多數。這是民主的行動准則。

　　3．多數尊重少數。這不僅因為少數人的異議對多數人的決策有積極意義的貢獻，更在於沒有這一條，就只能是一次性民主，下一次人民就不可能自由而充分地表達意見，民主就不可持續了。尊重少數是民主的生命。

　　所以，民主是個人與集體、自由與集中的辯證統一，這個統一的過程和程序謂之民主。

　　問：在你看來，實現這樣的民主，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答：民主三要素都必須用法律予以保證，因此民主與法治是不可分離的。民主政治一定是法治政治。要實現這樣的民主，還必須有兩個條件：

　　1．人民有相似的、足夠的選擇能力。沒有足夠的選擇能力，在眾說紛紜的自由意見中分不清真偽是非，是否可行，因此他們要麼無法選擇，要麼錯誤選擇，人民無法實現自己的利益，往往為弄權政客和獨裁野心家所蠱惑、所利用。選擇能力還必須相似，才能保證正確地實現少數服從多數。因此，全民族科學文化和教育水平是至關重要的條件。

　　2．共同的、對稱的信息。信息不共同，不對稱，不僅選擇必然分散，而無法正確集中，更容易為 “金元政治”、“黑色政治”所利用。信息要共同，要對稱，唯一正確的途徑是保證充分的、免費的公共信息，這也是民主至關重要的條件。

　　真正的民主是一個理性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兩個條件也是必須的。

　　問：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政黨政治是非常重要的。

　　答：但是，電子民主敲響了政黨政治的喪鐘。網絡社會、電子民主給人類帶來了新的曙光，任何人都可以在網上發表政綱，並可在一夜之間獲得數以千萬計黨員或選民。所以，今日中國再去趕多黨政治的末班車，除了耽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外，實在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

　　中國網民的數量已居世界第一了，電子民主在不可阻擋地成長，電子民主也對中國共產黨執政提出了嚴峻挑戰。可是在中國，大多數網民的科學文化水平不高，理性選擇的能力有限，這就潛在着巨大危險。政客和野心家，甚至外國反華反共勢力，都可能利用它。即使無人利用，在非理性的情緒沖動下，民主也會成為“多數人的暴政”。中國共產黨應該充分認識到這個挑戰，並儘早正確應對。除了儘快制定並健全網絡法制外，最根本的是大力採取有效措施，加速推進民主兩條件的實現。

　　問：這是不是說，中國現在沒法搞民主了，只有等待這兩個條件成熟了再說？

　　答：當然不是，理論的巨大意義在於首先確定正確目標，然後從當前實際出發尋找通向目標的道路。民主也是一個實踐過程，也只能在實踐過程中走向成熟完善。

　　執政黨的改革是核心

　　問：在中國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民主的關鍵是什麼？

　　答：我以為，最重要的是實現中國共產黨黨內民主，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領導力量，只有一個高度民主的共產黨才可能引領中國實現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是中國政治體制的核心，因此，黨的改革也必然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鄧小平生前十分關注黨的改革，他不止一次地說：“黨要管黨”，“治黨從嚴”，“這個黨不抓不行了”，“只要黨不出問題，我們就可高枕無憂了”。鄧小平之後，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這是黨建理論質的飛躍，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和共產主義運動歷史都是劃時代的。

　　問：執政黨的改革應該如何具體展開呢？

　　答：第一，黨員必須有文化教育水平的要求，讀不懂《共產黨宣言》，不理解、不擁護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人不能入黨。黨員還必須是所在支部人民群眾民主推薦和同意的。群眾推薦和同意的未必是最優秀的，但一定會把那些壞人、小人擋在黨的門外。

　　第二，各級黨的領導成員都由黨員或代表按民主內容和程序自由選舉，保證各級領導成員有相應的質量水平，實現民主的兩個條件。

　　第三，各級黨委實行上述三要素的民主，以保證黨的決策正確，實現人民利益，同時又保證黨的團結一致使決策得到有效的貫徹。

　　第四，實行黨內黨外的有效監督，以確保黨不腐敗變質，不違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謀利的宗旨，並與人民群眾保持始終如一的血肉聯系。

　　這四個方面的改革內容保證了中華民族精英加入共產黨，並在黨內實行真正意義的民主，從而引領社會逐漸實行全民民主。當然這四個方面的每個方面都還要細化成具體機制、制度和法律。但這已不是理論工作，而是政治家組織專門人才具體設計和實施了。

　　問：鄧小平提出的“黨政分開”，是不是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

　　答：當然也是。鄧小平講的“黨政分開”不是西方政治文化的“分開”，他的本意是“黨政分工”。黨作為執政黨，應該專心致志地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確立中國發展和進步的戰略目標、戰略設計以及重大措施的大政方針上，放在“黨管幹部”、選好貫徹黨的大政方針的領導上，放在監管政府正確和有效的執行上，而不是具體地介入人大、政府等行政工作，甚至並行地另搞一套。

　　舉個例子，官員幹部腐敗由公檢法行政進行調查處理，也應由他們負責，如果他們處於弱勢，就應不斷加強，黨的紀委不應該並行，具體操作反腐案件。黨的紀委直接抓具體反腐敗案情，不僅與公檢法相互重複，產生種種不必要的相互干擾，浪費社會資源，而且反而可能忽視自己本身更重要的職責。再如黨應該致力於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法制健全，人民冤情自可通過各級司法機關解決，而不應另搞一套且不斷強化的各級信訪系統，不僅與公檢法工作重複，互相干擾，浪費社會資源，而且從本質講是權大於法的體現，信訪無非求一個領導批示。一個領導批示可以改變正常的司法判決，這是封建“人治”意識，是與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背道而馳的。這些都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

　　當務之急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問：既然鄧小平有強烈的意願，但是為什麼在他生前沒有實現政治體制改革？

　　答：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僅要有思想，而且要有膽略。有戰略，有膽略，有策略。鄧小平就是“三略”俱全的偉大政治家。他的這些思想是可以實現的，也需要他這樣的政治家來實現。可惜他成為中國政治核心的時候，已經是75歲的老人了。他的策略是先搞經濟體制改革，在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並正在向縱深發展時，在開始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刻，一場“八九風波”打斷了歷史的進程。所以，他發出“穩定壓倒一切”的吶喊。社會不穩定，什麼改革也做不成，改革必須充分考慮社會承受程度，欲速則不達。然而，不改革不行，慢改革也不行，延誤改革時機，最後問題積累起來，歷史要算總賬，那是最大的不穩定。這就是穩定的辯證法。中國社會主義改革一個成功經驗就是先易後難，漸進而不停頓地改革。

　　問：先易後難，那麼中國政治體制現在應該做哪些“先易”的改革？

　　答：其實改革就是難事。每項改革都是人們利益的重新調整，都會受到既得利益者顯性或隱性的反抗。所謂“先易”是相對的。黨的改革，黨內民主改革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但也是一個相當長的、復雜的歷史過程，或者說是一項系統工程，應該儘快組織專門班子，進行系統研究和設計，細分成許多改革單元，一個一個、一步一步地試點、推進。有些事比較簡單，可以馬上辦，例如反腐敗交給政府，信訪交給司法，這樣黨就可更好地集中精力管黨，致力於黨的改革和建設。

　　我認為當務之急而同時又不太難的政治體制改革，應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在中國歷史上，秦始皇進行了一次偉大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他結束了近千年的“封建制”行政管理體制，實行了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的行政管理體制。這個體制與小農經濟、宗法社會和皇帝專制相適應，對維護國家統一和小生產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所以雖歷經20多次改朝換代，有效地延續了二千多年。至今中國行政管理體制仍沒有逃脫它的陰影。各級政府都是“父母官”，統管一切，這種小生產的“大而全、小而全”的集權制，正符合計劃經濟體制的要求，又被強化了30年。鄧小平提出“政企分開”、“權力下放”等等行政管理改革，都是針對這種“秦始皇體制”的。這種體制與社會化大生產、市場經濟和民主法制社會完全不適應，阻礙了中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也是計劃經濟經常回潮的體制基礎。

　　問：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當務之急，行政體制改革如何進行呢？

　　答：首先，政企分開。各級政府不直接管理企業。企業依法在市場中自由馳騁。第二，各級政府分工協同：中央政府統管政治，包括軍事、外交、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宏觀經濟調控和大科學大工程關繫到政局穩定，也屬中央權力的管轄范圍。地方政府專心基礎設施建設、科學教育以及社會福利保障等，創造良好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環境。基層組織致力於社區建設，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第三，大力發展各種公民自治的非政府組織，促進社會進步與和諧。

　　總之，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推進。重要的是要行動，年年有進步，屆屆有作為。如果只是空談，那就空談誤黨；如果不用系統工程的方法推進，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看似熱鬧，最後也難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