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s://www.tiktok.com/t/ZP8Ra34ph/

人生最大的一課是永遠不要害怕任何人或任何事，我相信只要你站起來離開，生活就會為你敞開大門，有些東西會激勵你繼續前進，生活中的許多失敗都是那些在放棄時，沒有意識到自己離成功有多近的人，毫不猶豫地活在每一秒鐘……

～～～～～～～～～～

Truth&Common Sense

～～～～～～～～～～

https://www.tiktok.com/t/ZP8JAe6q4/

特朗普在美國經濟俱樂部的演講中，用一句極其簡單的話結束了發言：我們將把這個國家變得強大無比，能夠照顧好自己的人民，然後再考慮世界其他地方的事——這是常識！誰會因為放棄一切而毀了自己的家庭？幫助他人的最好方式就是保持健康、經濟和道德——這將導致持續幫助他人的能力！尤其是在高度關注法律和秩序問題的選民中……

～～～～～～～～～～

60年代如何讓美國變得更糟

《跌跌撞撞走向烏托邦》將美國的債務危機置於一種源於20世紀60年代的烏托邦遠景的道德背景中。

【政治評論】

“禁止禁止”（Forbiden to forbid）—— 禁止權力機構對一切人類活動的禁止行為 —— 這是1968年5月法國巴黎學生起義中提出的口號。

當時法國剛剛進入了第五共和國不久，總統是保守派的戴高樂將軍。年輕的學生們認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規範過於嚴格，男權主義，反對同性戀。於是趁着20世紀60年代末是全球動盪不安的時期，巴黎南泰爾大學的學生首先以改革學校的保守制度為由，向學校發難。由於學生的要求被拒，4天后全巴黎超過2萬名大學生舉行了罷課抗議，繼而形成了席捲巴黎的學生起義。工人們也加入了抗議的行列。

由於戴高樂及時對工人做出了讓步，解構了工人與學生的聯盟，同時政府對動亂擺出了強硬的姿態，事件最終得以平息。但是這次運動卻對法國，乃至歐洲和美國社會價值觀的改變產生了重大影響。

美國出現了一大批諸如約翰·杜威、瑪格麗特·桑格、伍德羅·威爾遜、赫伯特·馬爾庫塞、湯姆·海登等鼓吹 “禁止禁止” 的精英人士，他們不遺餘力地反對基督教價值觀，倡導性解放、激進的女權主義、解散軍隊、接管私營企業、全民醫療保健、關閉監獄等等烏托邦的議程。他們敵視道德約束，敵視家庭，敵視愛國主義，敵視市場經濟。其結果就是道德、教育、娛樂、財政的惡化、家庭的解體、宗教的衰落和美國文明的喪失。

擴大政府機構，建立福利國家，導致政府債務飛速飆升正是從那時開始的。2024財政年度美國聯邦政府稅收僅為4.39萬億美元，支出卻高達6.29萬億美元，目前美國國債已經超過35萬億美元，並且正在以每秒鐘超過5萬美元的速度增長，平均每人負債10.48萬美元。2024年聯邦政府僅用於支付國債的利息就花了8920億美元，相當於稅收總額的20% —— 這樣的國民經濟是無法持續的。

左派革命為美國社會帶來的烏托邦正在將美國推向地獄！

作者：G. Tracy Mehan /《聯邦黨人》/ 2024.09.24

本文作者吉·特雷西·梅漢三世（G. Tracy Mehan III）是喬治梅森大學斯卡利亞法學院（Scalia Law School, George Mason University）兼職教授，曾在小布什政府期間擔任美國環保署水務助理署長。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他的著作《領導力：世界戰略的六項研究》（Leadership: Six Studies in World Strategy）中，抓住了20世紀60年代文化和社會革命的精髓，這不僅發生在法國，也發生在整個西方世界：

1968年5月，一場席捲了巴黎大部分地區的學生起義，演變成一場普遍的抗議活動，這是一場全歐洲運動的表現形式。學生們占領了索邦大學（Sorbonne），他們用毛派的海報裝飾窗戶和柱子，他們在拉丁區設置路障，並與警察展開巷戰。到處都是塗鴉，表達着抗議者的無政府主義情緒：“這是對禁止的禁止。”

“這是對禁止的禁止。”（It is forbidden to forbid.） 這個精練的短語概括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和歐洲各地文化戰士的核心信念。矛盾的是，這個短語結合了烏托邦和虛無主義對墮落前世界的憧憬，在一些人的混亂頭腦中，這種憧憬免除了個人責任、家庭、社會紐帶以及對人類狀況的約束和悲劇性的看法。正是這種病態發展及其對美國社會、文化和政治延續至今的影響，成了蒂莫西·戈格萊恩（Timothy S. Goeglein）的這本引人入勝的書，《跌跌撞撞走向烏托邦：20世紀60年代如何變成一個國家的噩夢，以及我們如何重振美國夢》（Stumbling Toward Utopia: How the 1960s Turned Into a National Nightmare and How We Can Revive the American Dream）的主題。

戈格萊恩準確地指出1968年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它把我們帶到了 “美國版冷戰的開始，在這個時刻，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在意識形態、精神上，最終在地理上都可能出現分裂。在很多方面，它從未結束”。 暗殺、越南戰爭和徵兵、種族騷亂、嬰兒潮一代的崛起、性解放以及對權威、傳統和規範的普遍不信任，都促成了這個時代的到來。

1968年，我還是中西部一所耶穌會大學的大二學生，在短短幾年內，這所大學就把預備役軍官訓練團趕出了校園，允許非裔美國籃球運動員在隔離的宿舍里單獨活動，允許學生曠課抗議入侵柬埔寨和其他政治正確的原因。至於性和毒品，雖然不像全國其他許多大學那樣是強制性的，但已經成為一種必須。

事實上，如果我只能對戈格萊恩對20世紀60年代及其後果的尖銳批評進行一次溫和的批評，我會稱之為 “踩踏”，而不是“跌跌撞撞”。思想以光速傳播，更多的是通過傳染而不是話語或說服。戈格萊恩對在那個年代席捲了整個國家和其他地區的有毒思想的起源和傳播進行了精湛的描述，像一名優秀的出庭律師一樣，他讓證據自己說話。

他首先敘述了一個老朋友兼通訊員所在的小鎮從20世紀60年代到現在的衰落歷程，然後用幾個簡明扼要、數據豐富的章節向讀者介紹了這關鍵十年文化解體的各種 “跌跌撞撞”，既有原因，也有結果。它們包括道德、教育、娛樂、財政的惡化、家庭的解體、宗教的衰落和美國文明的喪失。考慮到那些時代給國家文化和政體帶來的大屠殺，其影響是驚人的。

蒂莫西·戈格萊恩列出的 “禁止禁止”（forbidden to forbid） 文化罪魁禍首的流氓畫廊里，包括了但不限於如約翰·杜威（John Dewey）、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等進步主義人士，以及1962年《休倫港聲明》（Port Huron Statement）的作者們，其中最著名的是湯姆·海登（Tom Hayden），他是簡·方達（Jane Fonda）後來的丈夫，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簡稱 SDS）主席，該組織呼籲在美國政治中建立 “新左派”。《休倫港聲明》為卡斯特羅（Castro）和蘇聯辯護，提倡性解放，激進女權主義，解散軍隊，接管私營企業，全民醫療保健，關閉監獄等等。

名單上還有《激進派規則：“選擇目標，凍結它，個性化它，並使它兩極分化”》（Rules for radical：“Pick the target, freeze it, personalize it, and polarize it.”）一書的作者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和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然後是諾爾曼·李爾（Norman Lear），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博士，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馬斯特斯（Masters），約翰遜（Johnson）和休·海夫納（Hugh Hefner）。對道德約束、家庭、愛國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敵意是這些現代性質的象徵的共同主題。

戈格萊恩寫道：“性革命的核心是用一種自私的 ‘一切以我為中心’ 的哲學取代了夫妻雙方為維持婚姻所必需的自我犧牲，這種哲學基於個人的 ‘滿足’，而不是相互尊重。” “一旦一切都圍繞着性，愛和承諾就退居次要地位了。”

最具啟發性的是戈格萊恩對 “偉大社會” 對職業道德和家庭形成的有害影響的解釋，這種影響導致了比以前更多的貧困和痛苦。60年代初，73%的孩子生活在傳統的以父親和母親領導，從未離婚的雙親家庭里。到1980年，這一比例為61%，到2015年為46%，在貧困和監獄人口方面的結果是可以預見的。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報告稱，單親家庭的孩子貧困的可能性是已婚家庭孩子的五倍。這些都是無過錯離婚、性解放和 “偉大社會” 創造的福利國家的成果。

戈格萊恩列舉了美國受教育程度下降的壓倒性統計證據，將其追溯到教育理論家約翰·杜威，他 “自稱是人文主義者和 ‘民主社會主義者’ ”，反對基督教，認為它是 “垂死的神話”。閱讀、寫作和算術排在社會化和集體主義之後。

《跌跌撞撞走向烏托邦》將美國的債務危機置於一種道德背景中，這種道德背景源於20世紀60年代的烏托邦憧憬。1960年的國家債務為2860億美元，但到2023年將達到32萬億美元，而且還在增長。福利支出勝過了基礎設施和國防。通貨膨脹隨之而來，並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時期達到 “滯脹 ”的頂峰。這是兩黨的共同現象。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增加福利支出的速度比約翰遜政府快20%。

蒂莫西·戈格萊恩並沒有概述任何學術性的政策建議，儘管讀者可以從中推斷出一些。他確實提出了一種新的 “大覺醒”，如果你願意的話，他沒有使用這個詞，但他準確地描述了他的觀點，即用信仰、希望和愛的神學美德可以治癒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家庭和被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和文化破壞而變得孤立、孤獨和絕望的公民的心靈。從根本上說，他呼籲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家庭和社區中復興個人責任和愛。

～～～～～～～～～～

附：

禁止禁止：1968年5月法國的抗議活動

作者：Pete /《激進茶碗》/ 2022.05.13

學生抗議如何將法國推向全面革命邊緣的故事……

研究激進歷史的學生總是以同一個問題告終：為什麼總是巴黎？

自18世紀末以來，這座城市一直是無數革命和革命鬥爭的神經中樞，從攻占巴士底獄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

1968年5月，巴黎再次站出來。

攻占巴士底監獄仍然是法國激進主義歷史上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時刻

20世紀60年代末是全球動盪不安的時期。

越南人民在抵抗美國入侵的同時，美國的民權運動也在發展。

反殖民主義游擊隊在非洲與葡萄牙帝國進行鬥爭，而歐洲共產主義集團的公民開始公開反對官僚獨裁。

抵抗的氣氛蔓延開來，1968年是一切都達到狂熱程度的一年。

“布拉格之春”開始於1月5日，緊接着是針對駐越南美軍的春節攻勢。該年4月，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遇刺，引發了美國各地的種族正義抗議浪潮。

永遠不會錯過革命的巴黎也起來了。

1968年馬丁·路德·金遇刺引發了美國各地的抗議浪潮

1968年，法國建立了自1789年以來的第五個共和國，由（非常）老的戴高樂掌舵。他於1959年上台，在20世紀60年代的保守統治遭到了法國學生的不滿。

他們想要一個更加自由平等的社會。當時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規範過於嚴格、男權主義和恐同，年輕人準備反擊。

激進的一代法國學生已經準備好反抗這個制度，導火索在1968年5月2日點燃。

5月2日，巴黎南泰爾大學（Paris Nanterre University）的學生因要求改革非常保守和自上而下的大學制度而被校方拒之門外。

四天后，20000名學生在巴黎舉行了大規模的聲援遊行。他們遭到警察的殘酷襲擊，一路上的每一步都被電視攝像機監視着。

戴高樂政府認為沒什麼好擔心的：只是一群抱怨的孩子。

但在5月13日，也就是54年前的今天，法國最大的工會舉行了一次總罷工，聲援受害的學生。法國經濟進入了關閉模式。

法國過去有（現在仍然有）有組織的勞工和社會主義政治的強大傳統。隨着總罷工的發生，革命的前景真正出現了。

法國總理喬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親自宣布，被逮捕的學生將被釋放。

但這還不夠：抗議活動已經蔓延到全國各地，而且短期內不會停止。

1968年5月的抗議活動呼應了近百年前巴黎公社的希望和夢想

到5月28日，戴高樂顯然已經失去了控制。反對派政治領導人宣布他們準備組建新政府。

5月29日，戴高樂逃離法國。不祥的是，他去了與北約盟國一起駐紮在德國的法國軍隊總部。總統確認他得到了軍方的支持，但支持的目的是什麼？

第二天，將近50萬工人在巴黎遊行，高呼 “再見，戴高樂！”

與此同時，蓬皮杜下令將坦克派往城郊，以防需要 “重新征服”。

但在坦克開進城市之前，形勢發生了變化，戴高樂回到了巴黎。5月30日，他宣布舉行大選。

與此同時，對法國勞工運動做出了重大讓步，破壞了它與學生的聯盟。

6月23日，戴高樂主義者在國民議會中贏得了絕大多數席位。政府又恢復了安全。

和1848年的革命一樣，1968年也充滿了虛假的曙光。

春節攻勢沒能把美軍趕出越南，蘇聯的入侵有效地壓制了 “布拉格之春”。

與此同時，在巴黎，建立在激進工人和學生聯盟基礎上的新法國的承諾很快就破滅了。

但有些效果比其他效果更慢。春節攻勢可能沒有取得成功，但美國入侵越南最終失敗了。莫斯科對布拉格之春的否定幾乎保證了若干年後蘇聯的解體。

戴高樂可能再次當選，但五月起義改變了法國的文化和社會。

“六八運動”要求更自由的文化，這就是他們得到的。他們的口號 “禁止禁止” 至今仍在激進派歷史的走廊中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