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治學的主軸是考據學，以乾嘉學派核心，前後從事治學研究者大致約二百位清代學者。關於考據學的具體分析，筆者會在後文展開，需要指出的是和今天做學問追求“立竿見影”“成績顯著”的西拼東湊般完成論文的“新學風”相比，從事考據研究，是在大量書籍中檢索，核對和認證，是一個耗盡時間，枯燥沉悶，有時花上好幾年認證出的結果竟是“原文無誤”似無成績可言的工作，竟有這麼多“笨”學者願意從事之，這是何等動力在起作用！比如為《尚書》正本清源的清代大學者閻若璩qu2，從二十歲讀《尚書》就發現古文尚書有可疑之處，後遂窮三十八年的研究考證，寫成《尚書古文疏證》八卷。而和閻先生齊名的大學者，略數就有近二十多位。清代學者治學兩漢古籍動因是何？後人如何評價他們所取得的成就？進一步假釋，如果沒有清代整治漢學，留到民國以後還有哪些人會扛住這個宏大整治工程？可能沒有。如果沒有，後人面對漢學是怎樣一個狀態？也許經典變成了神話傳說，或者是在錯誤的經典里自娛自樂。這是冷到後脊梁骨的恐懼。

       分析清代治學，先要理清兩漢時代經典的傳承和考證情況。 筆者認為，五經的起源和文字的演變有密切關係。被視為漢字源頭的甲骨文作為殷商晚期形成的文字，不能算嚴格意義上人類成熟文字，所謂文字要具備發音和意思，以此意義上說，甲骨文只能算是成熟的文字符號。在目前已知的五千多字的甲骨文中破譯的只有兩千字不到，這其中含有爭議的甲骨文。秦統一後規範了漢字的書寫，篆書和作為快寫的隸書同時存在已被考古認證，而作為承載經典文獻的載體，以西漢末年為界，之前是簡牘，後來隨着紙張的發明逐步被紙質書取代。那麼在秦以前形成的經典書籍，若以簡牘形式保存是何等艱巨，莊周《莊子  天下》：“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說得就是車載簡牘，何況還有抄寫錯誤，簡牘脫線遺失情況下，將經典保存至兩漢實屬艱難。於是西漢學界出現了“師法” 和“家法”的分類。所謂“師法”  就是因為簡牘這樣載體過於笨重而流失錯誤過多，老師對學生作口耳傳道反而比閱讀容易得多，這樣西漢時代驗證一位學者學問如何，和他是哪位老師教的成為其學問正誤的標準。由於文獻甚少，考據學就在西漢末年形成，它的主要任務就是將口耳相傳的經典辨別真偽並重新作以記錄，在這之際學界急需要一本類似字典的工具書來作為記錄書寫範本，於是乎東漢初年許慎《說文解字》如烏雲中一道閃電橫空出世，《說文解字》除了具有一般字典解釋功能外，最重要的是它羅列的每個字從甲骨文到隸書演變歷史，和其同類的“異體字”，共收編近一萬個漢字和一千多個異體字。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字典。因原作流失嚴重，北宋徐鉉於986年校訂完成“大徐本”流傳至今，宋以後的說文研究著作多以此為藍本。清代學者對《說文解字》作了更加完整的修訂，段玉裁著《說文解字注》、朱駿聲著《說文通訓定聲》、桂馥著《說文解字義證》、王筠著《說文句讀》尤備推崇，四人被後人尊稱為“說文四大家”。可以說《說文解字》成於東漢許慎，補充修整於清代，是後人閱讀兩漢以前所有典籍的鑰匙。

     孔子選定六經，後《樂經》失傳而成五經，秦朝始皇帝為推重法家經典實施“焚書坑儒”，而秦末戰亂對經典的摧殘其實更甚。漢高祖、文景二帝推崇黃老道家思想，夾雜法家刑名之學。至漢武帝時代儒家受寵，儒生亦多，五經之流傳開始繁榮，他們的經書靠口耳傳授而且以漢代通行的隸書寫成，被朝廷推為正統。漢武帝推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直接動作就是立“五經博士”，用官方的俸祿來拴住儒學家為朝廷的意識形態服務，於是乎為俸祿利益的衝突導致各路儒學家開派立宗，相對於“師法”，“家法”孕育而生。所謂“家法”就是一個學術集團堅持自身對五經的解釋權而同時不接受或不討論別的解釋。同時為維護各自“家法”，著書傳道目的僅是維護自身地位，至於對五經的解釋是否正確已無討論之必要。同時景帝時代魯恭王劉余在修建孔宅時發現宅壁夾層中所藏用古蝌蚪文書寫的簡牘書籍《論語》，《書經》，《孝經》等數十篇，加上當時在民間流傳用篆文書寫的舊經典被視為相比通過“家法”用漢代隸書書寫的被官方認可的經文註疏要更加接近儒家原意，這就是經學史上著名的“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之爭”，西漢晚期古文經學在劉歆的倡導下，獲得振興並逐漸成為主流。因為今文經學含有董仲舒提倡的天人感應，大量的占卜，陰陽學說過多，一些儒學家兩派皆修，其中的佼佼者當推鄭玄。無論古文經學還是今文經學，大量傳抄和註疏傳至清代各類古書五花八門且殘缺嚴重，各種對五經的注釋正誤混淆無從辨別，無法認證其敘述是否脫離原意，清代學者乾脆先擱置兩漢五經的整理，而着力於對文字學的研究，只有先理順兩漢的文字再着力分辨兩漢五經的真偽。

      清代治學秉承的是一個“復古”的理念，簡單的描述就是“越古越真，越近越假”，面對漢學古典文獻尤其是儒家經典，存在以下幾個問題。1，偽書太多。形成這個原因一個是“托古”之作，所謂“托古”就是有人寫了一個東西不敢公開只能借用前人學者的名義公開，甚至說是大禹，黃帝寫的。還有就是政治目的，清代學者研究的就是通過求證來分辨偽書，上述的大學者閻若璩寫成《尚書古文疏證》將孔安國傳古文《尚書》判定為偽書，認為《古文尚書》為東晉梅賾所偽。閻若璩首先依《漢書》〈儒林傳〉、〈藝文志〉及〈楚元王傳〉的記載，確定古文尚書出自孔子故居牆壁，為魯恭王改建孔宅時所發現。並確定古文尚書的篇數即今文尚書篇數再加十六篇，接着閻若璩再確認真本《古文尚書》亡於永嘉之亂，到了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所獻《尚書》卻多出二十五篇，此二十五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只此篇數之不合，偽為可知也”。接下來，閻若璩透過各種實證法確立二十五篇古文為偽。

     2，歷代佚書太多，很多書亡佚散佚。清代學者查閱文獻可以得知某時代有此書但已經失傳無從查閱，清代學者通過檢索大量文獻對這些佚書進行部分恢復或記錄其大致內容。

     3，因當時學者對古文字生疏導致了對古奧難懂經典之曲解。清代學者認為與其作什麼註疏，不如從文字下手，在小學問題上下功夫，對經典中的名物文字音韻，進行細緻的考察，如戴震著《孟子字義疏證》，對孟子學說逐字考證恢復經典本意，同時反證朱熹對《孟子》的解讀錯誤很重。《孟子字義疏證》着重於批駁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念，他指出“舉凡民之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為人慾之甚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理也、公義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段玉裁在《東原先生年譜》札記中對此評價很高：“朴生平著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同樣段玉裁窮其三十多年心血著《說文解字注》，對古文字的字形字意進行整理和糾正。戴震最早將古韻分為九類二十五部，以為“故訓音聲相表里”。作為戴氏學生，段玉裁在這個基礎上分古音為十七部，根據許慎《說文解字》的體例和宋朝以前的著作中所引用的《說文解字》的詞句，對《說文解字》進行了校正，改正訛誤，創通條例，嘉慶二十年（1815年）五月《說文解字注》全書刻成。王念孫推祟說：自許慎之後“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

     4，註疏經典的思想偏移。兩漢經典之後總有附上很多“注”，這是後輩學者對經典的解釋文本，在“注”之後還附有“疏”即對此注的再進一步解釋。嚴格意義上說，兩漢之後的治學其實沒有思想的創新而是埋頭於“注”和“疏”，而在“註疏”之中，後輩學者有意無意地將自己的觀點夾雜進去或者乾脆就是以自家觀點來註疏經典。比如朱熹《四書集注》就是此論的好例，因元代以後科舉考試選《四書集注》為出題標準，故朱熹著作在學子中影響深遠。根據清代學者考證，《四書集注》中很多帶有朱熹個人思想，即是朱熹本人對儒家經典的理解，不是原典原意。除上文提到的毛奇齡《四書改錯》外，還有黃式三著《論語後案》提出“禮”的重要性，認為“理”即“禮”，“天理就在社會規範中”等觀點更富有現實意義。還有揚州學派人物楊寶楠及其子著《論語正義》，筆者覺得是清代研究《論語》的代表作。

      再比如後人對《易經》玄乎其玄的註解多半把道教一些思想融入其中，清代學者把《易經》拽出來進行一番考證，結論是河圖洛書不是《易經》形成時有的。宋明以來，已經有人懷疑自漢至宋所稱的河圖洛書皆為附會古代傳說而作，不足為憑。宋末元初道士俞琰著《周易集說》認為河圖為玉之有紋者，洛書為白石而有紋者，伏羲之時未有文字，因河圖洛書之紋而畫卦。至清代一批重量級大家為此作了詳盡考辯，黃宗羲、黃宗炎以河圖洛書是圖經或方志，毛奇齡認為是規劃、簡策。胡渭認為河圖為載道之寶器，洛書為象形之初文。他斷定是宋代邵雍周敦頤後來摻和進《易經》。黃宗炎指出周易圖學是道教學說，儒者若以此解《易》，是背離經學。《易經》在清代恢復了原本原意。

     梁啓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清代治學，認為“清季學術有近代科學的實證精神。”筆者覺得這種說法殊不確當。清代學術確有一種實證性。只是這種實證性並非象“文藝復興”以後西方思想界面向自然和人類生活，即自然學和人文學之實證主義。相反，這種實證性只是面對文獻和古代語言，只是一種語言和文獻學的實證主義。所以前者在近代西方導致了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興起。而後者在近代中國，卻只導致了文獻學和語言學(即傳統訓詁學，包括音韻學、語義學和文字學)的高度發達。清代學者重視文獻中的語言文字問題，他們主張為求知而求知，恥以急功近利為目的。從這一點上看清代學者治學思想類似後來產生的分析哲學。維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學反對形而上學、反知識論。清代治學是反宋明理學的形而上系統，反“心、性、義、理”的知識論和價值論。是語言分析方法對形而上思辨哲學的勝利。

           <    待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