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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大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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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大的一課是永遠不要害怕任何人或任何事，我相信只要你站起來離開，生活就會為你敞開大門，有些東西會激勵你繼續前進，生活中的許多失敗都是那些在放棄時，沒有意識到自己離成功有多近的人，毫不猶豫地活在每一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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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th&Common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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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美國經濟俱樂部的演講中，用一句極其簡單的話結束了發言：我們將把這個國家變得強大無比，能夠照顧好自己的人民，然後再考慮世界其他地方的事——這是常識！誰會因為放棄一切而毀了自己的家庭？幫助他人的最好方式就是保持健康、經濟和道德——這將導致持續幫助他人的能力！尤其是在高度關注法律和秩序問題的選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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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革命是為了確保人民享有上帝賦予的自由權。政府的目的是保護人民的權利，而不是篡奪人民的權利。政府已經成為一個臃腫的官僚主義大人，更傾向於保護自己的機構，而不是為人民服務。政治派別利用政府來獲得和鞏固權力。

他們利用這種權力藐視憲法，踐踏人民的權利。富蘭克林警告我們：“只有有德行的民族才有能力獲得自由。隨着國家變得更加腐敗和惡毒，他們更需要主人。”

我們必須借鑑我們民族性格的美德，拒絕政治派別的陰謀和政府能夠解決我們問題的期望。是時候讓人民解決政府給我們國家帶來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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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卡馬拉就是投票給她媽的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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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你們聽到卡瑪拉：拉拉說的話了嗎？聯邦應急管理局將提供750美元用於颶風救援給那些真正需要它的人…

然而，我們已經向烏克蘭輸送了數十億美元！

如果你們還繼續投票給這個狗屎，你真的他媽的恨這個國家！讓我說他媽的什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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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上帝勝過上帝需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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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相信我們被放在這裡是有原因的。

有一條路，某種程度上是我們所有人的神聖計劃，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我也一直相信美國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分開的，它被放在海洋之間，由某一類人找到，基於這些人擁有的平等，但他們來自世界的每個角落…

然後一個國家被建立起來。不是為了黃金，而是主要為了尋找上帝，他們將是自由的人民，生活在法律之下，對他們的創造者和未來充滿信心。

據說美國歷史上最崇高的人物是喬治•華盛頓——他跪在福吉谷的雪地里，他是那些知道僅僅依靠自己的勇氣和善良是不夠的人的化身，他們還必須尋求上帝的幫助，他們的父親和保護者…

我們是從哪裡開始忽視這個崇高的開始的？

我們堅信對與錯的標準確實存在、必須遵守？

我們真的認為我們可以兩者兼得嗎？

但是上帝會在危機時刻保護我們，即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背離他。

我想，是時候認識到，我們需要上帝，勝過他需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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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女俠為自己和川普總統拉票

諸位好！我是國會女議員瑪喬麗-泰勒-格林，我很高興阿特沃斯現在是我的選區的一部分，10月15日開始提前投票，11月5日是選舉日，所以我很想請你投票，這樣我就可以在美國眾議院代表你。

謝謝你的投票，記得投票給特朗普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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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政評論】

反對美國和以色列的戰爭

作者：David Horowitz /《美國思想者》/ 2024.10.03

拜登總統*在正式介紹他的新內閣時自豪地宣稱：“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內閣看起來像美國。” 

仔細研究拜登團隊的實際任命，而不僅僅是性別、膚色和種族出身，就會發現這個團隊看起來像美國人，但思維方式卻不像美國人。事實上，這個團隊的觀點顯然是反美的。

以拜登的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為例，她對美國的反感 —— 儘管她表面上試圖掩飾 —— 從每一個毛孔里都滲透出來。

在2019年2月的總統競選活動中，她說哥倫布日應該被 “土著人民日”（Indigenous People’s Day）所取代，因為 “當我們對這個國家的奴隸制、吉姆·克勞法（Jim Crow）和制度化的種族主義所做的事情時，我們就是犯罪的現場。” 這是對拜登政府看待自己祖國的方式的準確概括 —— 視其為一種犯罪。

這也是一個包含了三大謊言的觀點。在她的控訴中，哈里斯懶得說出一個起源於免於征服的國家。她說不出一個。

美國對從英國繼承下來的奴隸制度所做的是結束它，從它革命性的宣言開始：人人受造平等，享有上帝賦予的自由權利。美國在1787年，即其存在的第一年，就開始實施這項權利，頒布了《西北土地法令》（全稱 An Ordinance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orth-West of the River Ohio，美國俄亥俄河西北地區政府法令，簡稱 Northwest Ordinance），禁止在面積相當於最初十三個殖民地的領土上實行奴隸制。20年內，奴隸制在北方各州被廢除。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奴隸制在整個美國被廢除了。

奴隸制今天在非洲仍然存在。至於奴役被帶到這個國家的非洲黑人的 “原罪”，那完全是非洲人自己的功勞，他們在加納和貝寧的奴隸拍賣會上把自己的兄弟姐妹賣給了歐洲人。

成千上萬的美國白人為解放奴隸獻出了生命。在全部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種族的人民為解放另一個種族的人民作出這樣的犧牲。

美國關於人人平等和自由的宣言引發了一場結束奴隸制的全球運動，並在美國推動了一場長達百年的民權運動，以承認所有人，尤其是非洲裔美國人的人性。

1964年，所有形式的制度性和系統性種族主義，包括吉姆·克勞法，都被《民權法案》定為非法。這並沒有阻止新種族主義左派通過假裝一切都沒有改變來推進他們的黨派議程。拜登在就任總統後的第一次聲明中聲稱：“系統性種族主義已經滲透到我們體系的方方面面。” 這是一個冒犯性和破壞性的謊言。

事實上，情況正好相反。根據1964年的民權法案，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在美國是非法的。除了為幫助美國黑人而起草並得到最高法院批準的平權行動政策（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外，美國不存在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如果存在這種制度化的種族主義，就會有一場法律訴訟的海嘯來懲罰那些實施種族主義的人。但沒有這樣的海嘯，因為這種說法是謊言。

政治左派通過擁護這一謊言，毫不猶豫、毫不羞愧地將黑人社區面臨的每一個問題都歸咎於白人，當200多個美國城市遭到 “黑人生命寶貴”（Black Lives Matter）犯罪暴徒襲擊時，卡瑪拉·哈里斯稱暴徒、縱火犯和殺人犯是 “良心聯盟”。當城市被燒毀時，哈里斯支持了一個被錯誤命名為“明尼蘇達自由基金”（Minnesota Freedom Fund）的組織，該組織為因犯罪行為被捕的人支付保釋金。當時，哈里斯聲稱 “美國黑人的生活……從來沒有被當作完全的人來對待。” 把這話去對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吧，他使馬丁·路德·金紀念日（Martin Luther King Day）成為唯一一個以美國人名字命名的全國性節日。也把這話去對那些兩次選舉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為美國總統的白人多數派說吧。

哈里斯斷言：“美國從未完全解決我們國家存在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問題。” 毫不奇怪，哈里斯稱讚種族縱火犯和反猶分子阿爾·夏普頓（Al Sharpton）是一位 “畢生為正義而戰的朋友”。

像拜登-哈里斯團隊那樣，根據膚色和性別挑選內閣和白宮團隊，本身就是種族主義和 “性別歧視” —— 而且是違憲的。拜登負責民權事務的助理司法部長克里斯滕·克拉克（Kristen Clarke）是首位被任命為該職位的黑人女性。她也是一個驕傲的種族主義者，她讚揚路易斯·法拉罕（Louis Farrakhan，譯者注1）的門徒塔米卡·馬洛里（Tamika Mallory），並持有法拉罕派的觀點，認為導致黑色皮膚顏色豐富的黑色素 “賦予黑人比白人更強的心理、身體和精神能力”。克拉克長期以來一直信奉批判性種族理論（CRT）的教義，該理論認為，美國的核心永遠是種族主義的，因此，這個國家的各種制度和傳統，從定義上講，都是非法和無效的，應該被忽視或推翻。

2020年，克里斯滕·克拉克譴責 “系統性種族主義充斥進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我們國家的警務和刑事司法系統的運作方面。” 由於前面已經提到的原因，這種從來沒有證據支持的誹謗是一種種族主義的杜撰。如果警察部門是系統性的種族主義，人們如何解釋在黑人擔任市長的美國大城市裡，所有管理這些警察部門的人都是黑人警察局長，如何解釋沒有根據《民權法案》提起大規模訴訟？因為《民權法案》禁止這種做法。

2020年11月，克拉克表示，允許黑人學生以遠低於亞洲學生的學術標準被錄取的大學政策 “在一個日益多民族的社會中，對促進多樣性至關重要 …… 。” 這是一個種族主義者的聲明，她把膚色放在第一位，破壞了每一個被憑資歷錄取的黑人學生的信譽。

琳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是美國第二位黑人駐聯合國大使，對於那些沒有對民主黨中流行的新種族主義上癮的人來說，她在聯合國大會上的首次演講讚揚了惡意的、對歷史一無所知的 “1619項目”（1619 Project），這應該引起人們的關注。由一位黑人種族主義者構想的 “1619項目” 將美國描述為一個由奴隸制和種族主義定義的國家，否認美國白人在解放黑人或創造一個使他們成為世界上任何地方（包括非洲黑人和加勒比海地區）最富有、最自由、最享有特權的社會方面發揮了任何作用。自然，她稱讚馬克思主義的 “黑人生命寶貴” 組織是一場追求 “種族正義” 的崇高運動。

在總統任期的後期，唐納德·川普發布了一項行政命令，成立了 “1776委員會”（1776 Commission），這是一個諮詢委員會，旨在鼓勵美國學校為學生提供 “愛國主義教育”，並反擊批判性種族理論家和 “1619項目” 的仇恨美國敘事，後者已經成為數千所學校課程的一部分。拜登上任伊始就撤銷了川普的 “1776委員會”，理由是 “困擾我們國家太久、太久的系統性種族主義不能再被忽視了”。禁止系統性種族主義的第十四修正案實際上是在1868年通過的，保證了所有公民的平等權利。它在南方被忽視，但在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它是近100年來反種族主義民權鬥爭的焦點。

蘇珊·賴斯（Susan Rice）曾是拜登手下的美國國內政策委員會（United States Domestic Policy Council）主任，她曾在奧巴馬執政期間向全世界撒謊，掩蓋班加西（Benghazi）災難。賴斯在接受任命時警告美國人：“民族主義者和白人至上主義者在某些情況下表現出訴諸暴力的意願，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多麼嚴重的問題。” 而對於 “黑命貴” 民族主義者數百次的大規模暴力，她卻保持沉默。

2021年1月26日，賴斯也加入了白宮的大合唱，她說：“對於太多的美國家庭來說，我們的經濟、法律和制度中存在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和不平等仍然使美國夢遙不可及。” 她沒有解釋 —— 如果她說的是真的 —— 為什麼拜登政府沒有起訴所有那些實行制度性和系統性種族主義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這種行為在50多年前就被《民權法案》 取締了。就像 “白人至上” 一樣，“系統性種族主義” 是一個杜撰出來用於推進左翼的種族主義議程的神話。

在中東政策方面，拜登不遺餘力地利用膚色種族主義，讓一群反猶分子和支持伊朗、西岸和加沙的恐怖主義政權的人掌控美國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蘇珊·賴斯。2015年，賴斯公開稱讚為伊朗提供核武器之路的協議是有史以來 “最全面、最有效 ” 的反核協議。在她的領導下，拜登政府解除了對伊朗政權的制裁，中飽私囊，使其能夠資助（黎巴嫩）真主黨（Hezb’allah）、（也門胡塞武裝（Houthis）和（巴勒斯坦）哈馬斯（Hamas）恐怖分子發動針對以色列的代理人戰爭；關閉紅海航道，並阻止聯合國核查小組行使檢查伊朗是否遵守協議條款的權利。

拜登的新任國家情報總監艾薇兒·海恩斯（Avril Haines）是一封致 “J 街組織”（J Street，譯者注2）公開信的簽署人。這封信認為，民主黨的綱領應該包括對以色列的更多批評，同時使用 “來自各方的暴力、恐怖主義和煽動” 一詞在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和他們的受害者之間建立道德上的等同。此外，這封信拒絕以色列和猶太人對歷史上猶太人的猶太（Judea）和撒瑪利亞（Samaria）土地 —— 現在被稱為 “西岸”（West Bank）—— 擁有主權的概念，並錯誤地指責以色列 “占領” 巴勒斯坦土地。

拜登任命的美國國際開發署新任署長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是以色列及其猶太人的堅定反對者。在2002年的一次採訪中，鮑爾談到美國在中東的主要盟友時說，即使這意味着 “疏遠具有巨大政治和金融重要性的國內選民”（即猶太裔美國人），美國也應該停止在 “為以色列軍隊服務” 上投資 “數十億美元”，而應該把這筆錢投資於 “新的巴勒斯坦國”。根本沒有一個叫巴勒斯坦的國家。加沙地帶由一個恐怖主義當局統治，該當局每年投資數億美元用於針對以色列境內的男人、女人和兒童的恐怖主義活動，因為他們是猶太人。

在2016年2月聯合國安理會關於中東問題的辯論中，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鮑爾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針對猶太人的恐怖主義行為等同於猶太人在約旦河西岸幾乎不存在的 “定居者暴力”。她還錯誤地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描繪成一個 “迫切要求冷靜” 的實體，而事實上，加沙和西岸的恐怖主義當局不僅 “向阿拉伯人支付巨額資金，讓他們謀殺猶太平民”，還將他們視為 “烈士”。它還 “在演講、官方報紙、社交媒體、教科書、學校、俱樂部、政府控制的清真寺、政府控制的電視特別節目以及政府紀念恐怖分子的儀式中煽動針對無辜猶太人的暴力。”

拜登新任國防部副部長科林·卡爾（Colin Kahl）共同起草了一份相關措辭，試圖從2012年民主黨綱領中刪除任何將耶路撒冷作為以色列首都的言論 —— 從而鼓勵伊斯蘭恐怖運動的侵略性妄想 —— 但最終沒有成功。在2012年8月《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卡爾讚揚了奧巴馬總統將以色列邊界推回到1949年停火線的呼籲，這將獎勵70多年來阿拉伯恐怖主義的侵略，並剝奪以色列的防禦邊界；接受建立一個由恐怖組織巴解組織和哈馬斯統治的巴勒斯坦國；在同一篇文章中，卡爾將巴勒斯坦人惡劣的生活條件歸咎於 “以色列占領造成的經濟衰弱”，而不是巴勒斯坦領導人的大規模腐敗和持續的恐怖主義侵略。

這一切在2023年10月7日達到高潮，哈馬斯屠殺了1200名猶太人 —— 男人、女人和兒童，其中包括孕婦，他們的孩子被從子宮裡拉出來，嬰兒被活活燒死。

拜登新任命的負責平民安全、民主和人權事務的副國務卿烏茲拉·澤亞（Uzra Zeya）曾在《華盛頓中東事務報告》（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工作，這是一份臭名昭著的反以色列出版物，她在那裡為一本書編寫了研究報告，聲稱 “以色列遊說團體” 建立了一個秘密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網絡，賄賂和勒索國會候選人，讓他們採取對以色列有利的立場。從而 “顛覆美國的政治進程，控制美國的中東政策。”

拜登的副國務卿溫迪·謝爾曼（Wendy Sherman）將已故的巴解組織（PLO）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稱為“抵抗運動的領袖”，他是自希特勒以來世界上殺害猶太人最多的人，同時將巴勒斯坦針對無辜以色列平民的自殺式炸彈襲擊的道德恐怖程度降到最低，稱其為 “來自巴勒斯坦方面的惱人的干擾”。

謝爾曼在她2018年出版的《不適合膽小的人》（Not for the Faint of Heart）一書中聲稱，她代表美國參與談判的與伊朗恐怖分子達成的核協議 “基於” （a） “實現和平的共同願望” （！）和（b）有助於促進 “重新構想世界”（！）的額外 “更高原則”，美國人可能會 “將我們的對手不視為永恆的敵人，也不視為可有可無的敵人，而是視為虛擬的合作夥伴”。謝爾曼謊稱，伊朗核協議將允許對伊朗核設施進行 “侵入式” 和 “嚴格” 的檢查。

西蒙娜·桑德斯（Symone Sanders）曾擔任拜登的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的高級顧問和首席發言人。 桑德斯是2020年拜登總統競選團隊的三位高級顧問之一，他們向激進的伊斯蘭組織道歉，因為此前拜登的工作人員安德魯·貝茨（Andrew Bates）試圖讓拜登與臭名昭著的仇恨猶太人者琳達·薩蘇爾（Linda Sarsour）拉開距離。薩蘇爾支持哈馬斯煽動的抵制、撤資和制裁（BDS）運動，並與眾多伊斯蘭恐怖組織有聯繫，但她卻是2020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特邀發言人。除了道歉，桑德斯還轉發了激進伊斯蘭組織 “參與”（Engage）的一條推文，稱薩蘇爾 “將自己的職業生涯奉獻給了為正義而戰”。

拜登政府對以色列的政策是由這些對伊斯蘭恐怖分子有影響力的綏靖主義者造成的。拜登政府提倡中東問題的 “兩國解決方案”：一個擁有100多萬穆斯林阿拉伯公民的西方式民主國家（以色列），與另一個宣稱以摧毀猶太國為目標並對猶太國發動了長達70年的侵略戰爭的恐怖主義獨裁政權（巴勒斯坦）並存。

這種短視背叛的代言人是拜登的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布林肯還反對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列為外國恐怖組織並對其實施制裁，儘管伊朗憲法明確規定，伊斯蘭革命衛隊是為了 “對安拉的敵人” —— 主要指美國人和猶太人 —— “發動恐怖襲擊”，並在全球範圍內 “擴大伊斯蘭教的主權”。伊斯蘭革命衛隊的 “恐怖活動” 包括 “策劃9/11”；“在伊拉克殺害了數百名美國士兵”；促進 “伊朗核擴散和武器運載系統的發展”；以及 “向伊朗恐怖主義代理人提供武器、訓練、資金和後勤支持”。

1948年以色列建國時，並不存在 “巴勒斯坦人” 或巴勒斯坦國。直到1964年 “巴勒斯坦人” 才成為一個民族身份，當時它是為了挑戰以色列的存在而明確地被創建的。 “巴勒斯坦人” 也是一個謊言，它掩蓋了阿以戰爭的主要事實：阿拉伯人拒絕承認猶太國家的存在，阿拉伯人明確的種族滅絕目標是摧毀它，殺死每一個猶太人，或者把他們趕出該地區。

拜登的白宮立法事務辦公室副主任是里馬·多丁（Reema Dodin）。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書時，多丁是一名組織反以色列集會的校園激進分子。她曾是穆斯林學生協會（Muslim Students Association）的領導人，這是一個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的幌子。穆斯林兄弟會是一個伊斯蘭至上主義組織，其信條宣稱 “為安拉而死是我們的最高願望”。

多丁將9/11襲擊描述為伊斯蘭對美國支持以色列的回應，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美國支持以色列激怒了全世界的穆斯林。她將9/11劫機者與巴勒斯坦聖戰分子相提並論，她說：“現在有三代巴勒斯坦人在占領下出生。也許如果你開始把巴勒斯坦人視為人類，你就會阻止自殺式炸彈襲擊者。” 換句話說，慘無人道地殺害無辜者和自己是對不被當作人來看待的抗議。2002年在加利福尼亞的一次演講中，多丁為自殺式爆炸辯護，稱其為 “絕望的人民的最後手段”。實際上，一個正派的民族的第一個辦法是應該是承認以色列國，實現真誠的和平。

在2010年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一次聽證會上，拜登任命的美國伊朗問題特使羅伯特·馬利（Robert Malley）呼籲美國 “公布一系列參數”，其中包括沿 “1967年邊界” 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這將獎勵六日戰爭中的阿拉伯侵略者，對以色列來說無異於自殺。他還主張（a）在猶太-撒瑪利亞部署第三方武裝部隊;；（b）數十萬猶太人被迫遷離該地區的家園；（c）以色列將戈蘭高地的控制權交給敘利亞，前提是敘利亞 “不太可能支持激進組織……（或）破壞該地區的穩定 …… 一旦達成協議。” 這從表面上看就是荒謬的。

拜登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情報項目的高級主管是馬赫·比塔爾（Maher Bitar）。在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讀書時，比塔爾曾是 “巴勒斯坦正義學生組織”（Students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的執行委員會成員，該組織是一個穆斯林兄弟會組織，支持哈馬斯恐怖分子和由恐怖分子設計的旨在扼殺猶太人國家的 “BDS” 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即 “抵制、撤資、制裁”）。一張2006年的照片顯示，比塔爾戴着象徵恐怖主義的凱菲耶頭巾，在一條寫着 “從以色列種族隔離制度中剝離出來” 的橫幅前跳舞。（事實上，以色列是阿拉伯中東地區唯一一個沒有實行種族隔離的國家。）2006年，在喬治城舉行的巴勒斯坦團結運動（Palestine Solidarity Movement）大會上，比塔爾主持了一場會議，教與會者們如何將以色列妖魔化為一個犯有 “殖民”、“占領” 和 “壓迫” 罪行的國家。

拜登負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是哈迪·阿米爾（Hady Amr）。2002年1月，阿米爾寫道：“巴勒斯坦起義（一系列針對手無寸鐵的猶太平民的恐怖襲擊）給了我啟發。” 阿米爾警告說，阿拉伯人 “永遠不會忘記以色列人民、以色列軍隊和以色列民主對巴勒斯坦兒童所做的一切。將有成千上萬的人尋求為這些殘忍殺害無辜的人報仇。” 阿米爾沒有解釋，如果他如此關心兒童的安全，為什麼巴勒斯坦人臭名昭著地將他們用作人體盾牌，並從幼兒園開始訓練他們成為恐怖分子，而沒有證據表明以色列人針對巴勒斯坦兒童做什麼。

阿米爾還指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進行 “種族清洗”。這是另一個令人震驚的謊言。超過一百萬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為以色列公民享有比任何中東國家的阿拉伯人更多的權利。與此同時，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清洗是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和哈馬斯的明確目標。在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控制下，向猶太人出售土地將被處以死刑。

針對以色列的激進的伊斯蘭戰爭是一場沒有政治解決方案的宗教戰爭。“占領” 巴勒斯坦土地是巴勒斯坦種族滅絕恐怖分子用來為他們70多年來無端侵略猶太國家辯護的謊言。

以色列和黎巴嫩、約旦、敘利亞和伊拉克一樣，是聯合國在400年前屬於土耳其人的土地上建立起來的。土耳其人不是巴勒斯坦人，也不是阿拉伯人。在土耳其占領的400年裡，沒有出現過爭取 “自由巴勒斯坦” 的運動。建立以色列的聯合國計劃當時為該地區的阿拉伯人提供了兩國解決方案的一半。阿拉伯人拒絕了兩個國家的提議，因為他們反對在中東建立任何猶太國家，在接下來的70多年裡，每次提出這個提議，他們都堅定不移地拒絕。以色列沒有一平方英寸是被占領的巴勒斯坦土地。

現在自稱為 “巴勒斯坦人” 的阿拉伯人與中東地區的穆斯林阿拉伯人沒有什麼區別。他們說同樣的語言，信仰同樣的宗教，遵守同樣的習俗。這就是為什麼在土耳其占領的400年裡，阿拉伯人中沒有發生過建立巴勒斯坦身份認同的運動。

“占領” 也是一個謊言，它掩蓋了阿以戰爭的主要事實：阿拉伯人拒絕承認猶太國家的存在，他們明確的種族滅絕目標是要消滅這個國家，殺死每一個猶太人，或者把他們趕出該地區。每一位所謂的巴勒斯坦領導人都公開表示，在現在屬於以色列的土地上，一個 “自由的巴勒斯坦” 將是沒有猶太人的 —— 或者，正如納粹所說的，是 “除盡了猶太人的”（Judenrein）。

中東 “解放巴勒斯坦” 的戰爭是一場盡一切可能清洗猶太人的宗教戰爭 …… 。滅絕猶太人的號召起源於先知穆罕默德本人一段臭名昭著的聖訓：

阿布·胡萊拉（願主喜悅他）傳述說：“真主的使者（願主賜安之）說：‘當你們與猶太人戰鬥的時候，那個時刻還沒有到來；當一個猶太人躲藏在石頭後面的時候，那個石頭說：‘穆斯林啊，我後面有一個猶太人，殺了他。”

推動 “兩國解決方案” 就是呼籲無視恐怖分子的信仰，忘記70多年來造成數千猶太平民死亡的恐怖襲擊，並假裝這種事情不會再發生。它還短視地否認了這樣一個事實：這場衝突是阿拉伯一方的一場宗教戰爭，其明確的種族滅絕目標與納粹的目標沒有什麼區別 —— 只不過它是激進伊斯蘭世界1500多年來的一部分。阿拉法特推廣的凱菲耶頭巾就是阿拉伯的納粹標誌。

譯者注1：路易斯·法拉罕（Louis Farrakhan，原名路易斯·尤金·沃爾科特；出生於1933年5月11日）是一位美國黑人至上主義者和宗教領袖，領導着伊斯蘭國家組織（NOI）。 在加入 NOI 之前，他是一名 Calypso 歌手，藝名 Calypso Gene。 在他的職業生涯早期，他曾擔任波士頓和哈萊姆區的清真寺部長，並被當時的伊斯蘭民族黨領導人伊利亞·穆罕默德任命為伊斯蘭國家全國代表。 在被命名為路易斯·法拉罕之前，他採用了路易十世的名字。

譯者注2：“J 街組織”（希伯來語：ג’יי סטריט）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的非營利性自由猶太復國主義倡導團體，其既定目標是促進美國領導地位，通過和平與外交方式結束阿以和巴以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