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考據學？考者檢查，據者證也。考據又稱考證，考正，考核考訂，其初是指對人或事物進行稽考取以據信，如《禮 學記》“中年考校”，《禮運》“以考其信”等，後引申對書籍考辯校訂，如《史記   伯夷列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南史   蕭子顯傳》“考正同異，為一家之言”等。而以其為學術之專名，則始於趙宋。如朱熹《答孫季和》信中論：“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功夫，所得無幾費力不少”，又《宋史  鄭櫵傳》即稱其“好為考證倫類之學”，考證即考據，倫類則指編纂而言。

     清代尤其是乾嘉時期，關於考據學之名稱與界定，在學術上引起爭論，如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常稱考核學。《四庫總目》多稱考證學，孫星衍，江藩等人則稱考據學，另有樸學，實學，漢學，制數學，名物典制之學的通稱，民國之後學界則多稱乾嘉學術或乾嘉考據學。這些名稱皆以該學術的某一特徵為命名之由，如稱考據學，考證學等是指其糾繆考辯，注重證據的治學特徵，稱樸學或實學是指其質樸求實，不尚虛談不討論義理的學術風格，稱漢學是指其宗尚漢儒重小學訓詁與名物考辯的學術特質，稱制數學，名物典制之學是指其注重辯名當物與考訂典制，而稱乾嘉學術則是因其極盛於清代乾隆嘉慶時期，故以時代為學術之代名，諸家稱名相殊，界定各異。

      筆者認為，考據學是對傳統古文獻的考據之學，包括對傳世古文獻的整理，考訂與研究。是古文獻學的主幹學科，其學包括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辯偽，注釋，名物典制，天算，地理，金石，職官，避諱，樂律等學科門類，相對於古文獻學而言，考據學一般不包括義理之學，但比今天學術界所常說的考據學廣泛複雜得多。就乾嘉考據學而論，與歷代不同之處在於：在考據學諸學科中，以小學為先導與樞紐，小學之中又着重音韻學，四部書中經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經史為主，考據與義理兼治又偏重考據，詞章之學與釋道之學被排除在學術之外，謂“廣義之考據學”。清代學者不講究寫文章，好多學者都不寫詩，如戴震，章學誠等不寫文作詩，這並不是說他們不擅長，而是視這些為雕蟲小計。

    明亡代之而起的是崛起於東北滿清王朝，清廷入主中原後，又經歷了近四十年之徵戰，掃清南明抗清武裝，且平定“三藩之亂”收復台灣。至康熙二十年後，滿目瘡痍的神州大地才回復平和，國內經濟的回覆，造就了最後王朝繁榮的“康乾盛世”。明亡清興和宋末元初有相似之處，主要是產生一大批“遺民”，關於這個“遺民情節”就是兩個在文化上不強勢的少數民族統一了文化強勢的漢民族。隨着清王朝在乾隆中葉到達繁盛，同期到達全盛的卻是考據學這一古老而艱澀的學問，其學既不同於前代學術也不同於清初學術，更和當時趨於成熟的西方資本主義格格不入。至嘉道之際，隨着清王朝的衰微和研究今文經學興起，在學界主流又傾向義理之學，考據學在高潮過後不僅走向回落，且從此受到冷遇和貶斥，對其學的研究也時斷時續，或有或無。究其原因，一方面隨着清朝的衰亡和外國列強入侵，與清王朝盛衰同步的考據學在社會各種空前激烈的矛盾情形下，又始逢學術各種學派交織相雜，門戶之間如隔天地之時期，因而被冠上“學術誤國”之罪名，成為社會各界集中攻擊的靶子。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甚至為“落後”“反動”等代名詞，很少人正視其學，無知伴隨着對其旁落。

     近現代學者在探研乾嘉學成因時提出了種種觀點，如清朝的“文化高壓說”，“宋源說”，“近因遠因說”，“西學方法影響說”，近幾十年又出現了“時代改革說”，“歷史原因說”，“封建學術內部矛盾說”，“清初批判理學思想為先導說”等，仁者見仁，各明一義，筆者覺得大致分兩大類，清朝文化高壓尤其是大興“文字獄”禁錮威逼的人為惡果，即在治學領域無路可走，對於清廷社會現實不得討論，逼迫清代學者着眼於古代經典。或認為是宋明理學內部激變而由“尊德性”走向“道問學”的必然歷程。余英時先生發表過一篇文章《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中國先秦儒家主智，道家法家反智，儒家秦漢以來有法家化傾向。而儒學道宋代，宋明理學中智識主義和反智識主義的對立。余先生的“內在理路說”以為，就儒學內在發展說，“尊德性”之境至陽明學末流已窮，而道問學之流在明代則始終不暢。由於“尊德性”的程，朱和陸，王都已經換成了“道問學”的外貌，以至後來研究思想史的人已經分辨不出他們的本來面目。反智主義在明末清初面壁思過，內斂自省的結果，是將自家學問逼到絕境，結果是反逼出重智主義，亦即清代考據學出現與發展。他們在格物致知對着牆面壁，反省的結果是撞牆之後退出來再回過頭去撞之的結果。余氏此說來自於美國著名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中“範式理論”，比如顧炎武《音學五書》分古韻為十部，自宋以來的古韻研究，對《廣韻》小韻只知其合而不知其分，顧炎武不僅知其合而且知其分，顧炎武對“小韻”的貢獻就是再往下分，有一個小韻分兩個韻部或三個韻部引起音韻學界革命性變化得到學界肯定，並由此引發古韻學分部研究的熱門，從當時至今古韻研究仍沿着顧氏理論在走“公認性，研究綱領，提供先例”，再比如錢大昕古聲紐，《疑年錄》研究等亦如是，他通過古音異讀，通過一字異音研究上古聲的一些變化規律，提出了他的成果。從顧炎武，錢大昕治學道路上似乎符合“範式理論”。

      筆者認為清代考據學的興起和鼎盛，的確是學術內部發展的產物，但絕不是余英時先生所認為的宋明理學行至無路之地而返來重智的過程，而是中國傳統考據，義理之學相互起落的結果。從儒學發展史看，亦是儒家經典的整理，詮釋與流傳的結果，其發展以兩種方式：即考據訓詁的方式，推闡義理的方式。一方面闡述經典的道理，一方面是對經典加以訂正。有了文字，有了書籍，有了對書籍的闡釋，考據與義理兩種訓釋方式便同時並生，共同發展，互為消張。就考據學史而言，其學萌芽於先秦，初創於兩漢，一盛於南宋，再盛於清乾嘉時代。考據與義理自先秦尤其是從兩漢，就如同一輛車上的兩個輪子，駕車前行，或左拐或右拐，如西漢重義理，東漢重考據，魏晉重義理，隋唐重考據，宋明重義理，清代重考據。

      清代考據學興起的另一原因是民間反對結社，背棄講學，朝廷厲禁導致理學衰微。明末以來對講學非常反感，清初知識分子總結明朝滅亡的原因時就認為明末清初的知識界就知道集會結社講學導致社會混亂，所以清代學者如顧炎武，戴震，錢大昕等自己不講學，他們認為講學結社是惡風。同時正如上文敘述，古籍錯誤熾盛與學術文化日趨繁榮之間產生矛盾，中國傳統經典在漢代像劉歆父子在朝廷支持下做了全面整理，參照《漢書  藝文錄》，唐代編《五經正義》，宋明代編寫大型類書，朝廷總是有一些大型古籍整理活動，這些活動經過明末戰亂後，書籍的缺陷流失直接影響了經典流傳和注釋。隨着國家安定，科舉考試之始又逢到印刷業發展，整理古書已經到了迫在眉睫之地步，同時清代學者普遍學宗漢儒風氣，抱有實事求是態度而不講義理，他們始終認為只有理清經典的文字，訓詁和文論，回經典本來面目即能疏通其義。

     古籍經典整理自古就是國家級龐大工程，若無朝廷扶持很難形成大氣候，同時帝王提倡方向對考據風氣之形成亦有推波助瀾之功，清代考據學興起也借於《四庫全書》的編撰和藏館的開設。康熙時代就提倡編書，而那個時代還是遵循唐宋的編書規定編類書，如《古今圖書集成》。到後來朝野上下質疑編類書是把古籍內容拆開有不妥，所以乾隆朝編《四庫全書》這樣的叢書，編叢書沿用至今。與宋明時代學者不同，清代學者始終遵循“經世致用”思想，他們積極入仕，厭惡歸隱，排斥釋道，反對享樂，正本清源，懂理群籍，經術治國，以古鑒今，當然這也藉助富庶安寧的國家政治與經濟環境之外因。後人盲目認為清代學者厭惡功名，隱居作學問，其實不然，按照北大漆永祥先生的統計，乾嘉學者約兩百餘位中，進士八十六人占43%，舉人四十四人占22%，無功名者僅三人，入仕為官者約一百二十一人占總數近三分之二。所以說乾嘉學者黯淡功名，厭棄科舉是無據妄議。確切地說清代學者是在仕途為官完成公差之餘積極治學而取得不凡成績的。

              <    待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