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考据学？考者检查，据者证也。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订，其初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取以据信，如《礼 学记》“中年考校”，《礼运》“以考其信”等，后引申对书籍考辩校订，如《史记   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南史   萧子显传》“考正同异，为一家之言”等。而以其为学术之专名，则始于赵宋。如朱熹《答孙季和》信中论：“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功夫，所得无几费力不少”，又《宋史  郑櫵传》即称其“好为考证伦类之学”，考证即考据，伦类则指编纂而言。

     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关于考据学之名称与界定，在学术上引起争论，如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常称考核学。《四库总目》多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等人则称考据学，另有朴学，实学，汉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的通称，民国之后学界则多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这些名称皆以该学术的某一特征为命名之由，如称考据学，考证学等是指其纠缪考辩，注重证据的治学特征，称朴学或实学是指其质朴求实，不尚虚谈不讨论义理的学术风格，称汉学是指其宗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辩的学术特质，称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是指其注重辩名当物与考订典制，而称乾嘉学术则是因其极盛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故以时代为学术之代名，诸家称名相殊，界定各异。

      笔者认为，考据学是对传统古文献的考据之学，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是古文献学的主干学科，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辩伪，注释，名物典制，天算，地理，金石，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相对于古文献学而言，考据学一般不包括义理之学，但比今天学术界所常说的考据学广泛复杂得多。就乾嘉考据学而论，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纽，小学之中又着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除在学术之外，谓“广义之考据学”。清代学者不讲究写文章，好多学者都不写诗，如戴震，章学诚等不写文作诗，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擅长，而是视这些为雕虫小计。

    明亡代之而起的是崛起于东北满清王朝，清廷入主中原后，又经历了近四十年之征战，扫清南明抗清武装，且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至康熙二十年后，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才回复平和，国内经济的回复，造就了最后王朝繁荣的“康乾盛世”。明亡清兴和宋末元初有相似之处，主要是产生一大批“遗民”，关于这个“遗民情节”就是两个在文化上不强势的少数民族统一了文化强势的汉民族。随着清王朝在乾隆中叶到达繁盛，同期到达全盛的却是考据学这一古老而艰涩的学问，其学既不同于前代学术也不同于清初学术，更和当时趋于成熟的西方资本主义格格不入。至嘉道之际，随着清王朝的衰微和研究今文经学兴起，在学界主流又倾向义理之学，考据学在高潮过后不仅走向回落，且从此受到冷遇和贬斥，对其学的研究也时断时续，或有或无。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清朝的衰亡和外国列强入侵，与清王朝盛衰同步的考据学在社会各种空前激烈的矛盾情形下，又始逢学术各种学派交织相杂，门户之间如隔天地之时期，因而被冠上“学术误国”之罪名，成为社会各界集中攻击的靶子。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甚至为“落后”“反动”等代名词，很少人正视其学，无知伴随着对其旁落。

     近现代学者在探研乾嘉学成因时提出了种种观点，如清朝的“文化高压说”，“宋源说”，“近因远因说”，“西学方法影响说”，近几十年又出现了“时代改革说”，“历史原因说”，“封建学术内部矛盾说”，“清初批判理学思想为先导说”等，仁者见仁，各明一义，笔者觉得大致分两大类，清朝文化高压尤其是大兴“文字狱”禁锢威逼的人为恶果，即在治学领域无路可走，对于清廷社会现实不得讨论，逼迫清代学者着眼于古代经典。或认为是宋明理学内部激变而由“尊德性”走向“道问学”的必然历程。余英时先生发表过一篇文章《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中国先秦儒家主智，道家法家反智，儒家秦汉以来有法家化倾向。而儒学道宋代，宋明理学中智识主义和反智识主义的对立。余先生的“内在理路说”以为，就儒学内在发展说，“尊德性”之境至阳明学末流已穷，而道问学之流在明代则始终不畅。由于“尊德性”的程，朱和陆，王都已经换成了“道问学”的外貌，以至后来研究思想史的人已经分辨不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反智主义在明末清初面壁思过，内敛自省的结果，是将自家学问逼到绝境，结果是反逼出重智主义，亦即清代考据学出现与发展。他们在格物致知对着墙面壁，反省的结果是撞墙之后退出来再回过头去撞之的结果。余氏此说来自于美国著名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范式理论”，比如顾炎武《音学五书》分古韵为十部，自宋以来的古韵研究，对《广韵》小韵只知其合而不知其分，顾炎武不仅知其合而且知其分，顾炎武对“小韵”的贡献就是再往下分，有一个小韵分两个韵部或三个韵部引起音韵学界革命性变化得到学界肯定，并由此引发古韵学分部研究的热门，从当时至今古韵研究仍沿着顾氏理论在走“公认性，研究纲领，提供先例”，再比如钱大昕古声纽，《疑年录》研究等亦如是，他通过古音异读，通过一字异音研究上古声的一些变化规律，提出了他的成果。从顾炎武，钱大昕治学道路上似乎符合“范式理论”。

      笔者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和鼎盛，的确是学术内部发展的产物，但绝不是余英时先生所认为的宋明理学行至无路之地而返来重智的过程，而是中国传统考据，义理之学相互起落的结果。从儒学发展史看，亦是儒家经典的整理，诠释与流传的结果，其发展以两种方式：即考据训诂的方式，推阐义理的方式。一方面阐述经典的道理，一方面是对经典加以订正。有了文字，有了书籍，有了对书籍的阐释，考据与义理两种训释方式便同时并生，共同发展，互为消张。就考据学史而言，其学萌芽于先秦，初创于两汉，一盛于南宋，再盛于清乾嘉时代。考据与义理自先秦尤其是从两汉，就如同一辆车上的两个轮子，驾车前行，或左拐或右拐，如西汉重义理，东汉重考据，魏晋重义理，隋唐重考据，宋明重义理，清代重考据。

      清代考据学兴起的另一原因是民间反对结社，背弃讲学，朝廷厉禁导致理学衰微。明末以来对讲学非常反感，清初知识分子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时就认为明末清初的知识界就知道集会结社讲学导致社会混乱，所以清代学者如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等自己不讲学，他们认为讲学结社是恶风。同时正如上文叙述，古籍错误炽盛与学术文化日趋繁荣之间产生矛盾，中国传统经典在汉代像刘歆父子在朝廷支持下做了全面整理，参照《汉书  艺文录》，唐代编《五经正义》，宋明代编写大型类书，朝廷总是有一些大型古籍整理活动，这些活动经过明末战乱后，书籍的缺陷流失直接影响了经典流传和注释。随着国家安定，科举考试之始又逢到印刷业发展，整理古书已经到了迫在眉睫之地步，同时清代学者普遍学宗汉儒风气，抱有实事求是态度而不讲义理，他们始终认为只有理清经典的文字，训诂和文论，回经典本来面目即能疏通其义。

     古籍经典整理自古就是国家级庞大工程，若无朝廷扶持很难形成大气候，同时帝王提倡方向对考据风气之形成亦有推波助澜之功，清代考据学兴起也借于《四库全书》的编撰和藏馆的开设。康熙时代就提倡编书，而那个时代还是遵循唐宋的编书规定编类书，如《古今图书集成》。到后来朝野上下质疑编类书是把古籍内容拆开有不妥，所以乾隆朝编《四库全书》这样的丛书，编丛书沿用至今。与宋明时代学者不同，清代学者始终遵循“经世致用”思想，他们积极入仕，厌恶归隐，排斥释道，反对享乐，正本清源，懂理群籍，经术治国，以古鉴今，当然这也借助富庶安宁的国家政治与经济环境之外因。后人盲目认为清代学者厌恶功名，隐居作学问，其实不然，按照北大漆永祥先生的统计，乾嘉学者约两百余位中，进士八十六人占43%，举人四十四人占22%，无功名者仅三人，入仕为官者约一百二十一人占总数近三分之二。所以说乾嘉学者黯淡功名，厌弃科举是无据妄议。确切地说清代学者是在仕途为官完成公差之余积极治学而取得不凡成绩的。

              <    待   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