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人們進行思考和交流的最重要工具。每個人都是首先通過自己的母語來理解世界的，因此，其母語的形式必定會影響到他的意識、感情和思維等各方面的心理活動。漢語是我們的母語，有着與其它語系語言很不同的特點，因此，有必要對它的特殊性和產生的影響進行必要的分析。

1. 微妙的詞彙

漢語大量使用單音節和雙音節詞彙，極少使用三個音節以上的詞彙。尤其是在古漢語中，單音節詞彙出現的頻率極高。漢語不依靠多個音節的各種組合來產生大量詞彙的，因此，如果也像其他一些語言那樣的簡單發音，必將使得詞彙極度貧乏。對此，漢語是用複合雙元音和三元音以及四聲來避免這個問題的。採用了四聲之後，同一組輔音和元音的結合，可以產生四個不同的詞，而不是只有一個詞。例如，Ya，可以分別是壓、牙、雅和亞四種發聲，這樣就詞彙量就可以放大四倍。

然而採用四聲後，對每一個音節的元音的發音都必須清楚準確，對口腔變化的要求既講究且複雜。這種語言也許對我們民族感覺的細膩,做事的細緻和耐心,有不可估量的潛在的心理影響。

世界上其他許多民族使用的語言, 有的語言雙元音的使用頻率比較低（例如俄語和日語）,相鄰的音節之間的過渡,口形變化也比較容易。在多音節詞中，遇到非重音的元音時，發音可以比較模糊,一帶而過。於是,與這些語言相比,漢語音節發音的速度就不可避免的比較緩慢。中國播音員的語速一般為每分鐘150-200個音節左右,而美國的新聞播音速度為每分鐘450-500個音節左右,幾乎是我們的2-3倍。對於大腦來說,接受和發出一個具體信號,僅需要一瞬間的反應時間。如果在說漢語時,也採用多音節詞彙來表達,就會因跟不上大腦的反應速度，而感到笨拙和累贅,在交流上覺得遲緩和不方便。因此,儘管經過了漫長的歲月，除了一些專有的外來名詞，漢語很少再發展出多音節的詞彙來。

漢語中大量使用的短音節詞彙，表達方式十分緊湊和凝練，在閱讀漢字文章時，往往比閱讀同樣內容的西方文字更為快捷。單元音發音聽起來比較生硬，語速一快，簡直象是在爆蠶豆。複合雙元音和三元音聽起來就柔和得多，與四聲的精妙的配合，更有一種特殊的韻律美，極具感染力甚至震撼力。這樣的效果往往是其他語言很難達到的，例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樣極具感染力的文字面前，任何長長大篇的雄辯都會顯得蒼白。

對於漢語和漢字的這些優點，著名的漢學家費正清和賴肖爾也都認為，是西方採用拼音文字的語言“根本辦不到的”（1）。

單音節的數詞對於計數也非常方便，這是歐語系的許多語種所不具備的，因此，中國的兒童在學算數的時候就有了很大優勢。

由於漢語詞庫里大量的是單音節和雙音節詞,不同詞彙有相同發音的機會就非常多,儘管有四聲來區別，還是遠遠不夠的，以ya 為例，常遇到發ya音的詞至少有30多個，單依靠四聲無論如何難以區分。自然對發展拼音文字極為不利。漢語也沒有性、數、格、時態等詞尾變化，也缺少採用拼音字母的迫切性。

拼音文字本身是建立在分析的基礎之上的，日常生活中頻繁使用拼音文字,無疑會培養人們分析思考的習慣。然而，把一個漢字肢解開來，分成一點、一撇...... 它們能代表什麼？什麼也不代表，它們只有存在在一個整體裡面才有意義。所以。對於使用漢字的人來說，就不會有這樣的心理影響產生。

大量的同音詞，讓中國人有意或無意間，對意義截然不同但有相同發音的兩個詞之間產生聯想。甚至在諸如《紅樓夢》這樣的偉大作品中，也大量使用了這樣的對應聯想和暗喻手法。這種對應聯想式的思維方式，又進一步擴展，例如，用梅花比喻高潔，用荷花比喻出污泥而不染。於是，比喻式的思考和對應聯想，而不是細緻的觀察和分析，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國古人的一種思想習慣，直至哲學的“天人感應”和“天人合一”。

漢語詞彙中有大量的象聲詞，例如：貓、雞、鴨、雷等等，生動形象。一些名句中象聲詞的重疊使用，更產生了極強烈的形象效果，如：“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雷聲隆隆，宮車過也。”“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等等。

文言文中還大量使用語氣詞和感嘆詞，如：兮、矣、也、哉、乎、耶、夫、吁、噫、唏、嗚呼等等，其中許多今天的白話文中已經早已不用了。老百姓用“之乎者也”來形容文言文，其中，“乎”和“也”都是語氣助詞，占了一半。儘管，古人文章之凝練到了惜墨如金的地步，但是，這些語氣詞或感嘆詞是絕對不能省略的，否則，就寫不出上好的文言文來。

文言文中的詞性有很大靈活性，同一個詞既可當名詞使用，也可當動詞和形容詞使用，實詞可虛用，虛詞可實用，完全根據上下文的需要而變通。例如“道”字，作為名詞可以作道路解，如“會大雨，道不通”（《陳涉世家》），作學說解如，“墨之道，兼愛為本”（《中山狼傳》）；作為動詞又可作治理解，如“ 道千乘之國”（《論語》）等等。再例如，杜牧的《阿房宮賦》一開頭“六王畢，四海一。”這裡的一本是數詞，現在被當成動詞用了。即使同一字連續出現兩次，意義和詞性也可以完全不一，如“賢賢易色”（《論語》），第一個“賢”是動詞，表示喜好，第二個“賢”則是名詞，是賢良的意思。這些句子可以說毫無語法可套，但意義彰顯。許多文章中的名句因經常被引用而成為成語。

2.漢語的語言特徵

漢語具有極強的以我為主的主體意識，文言文尤甚。文言文中大量的語氣詞和感嘆詞，主要用於表達寫作者的強烈的個人感受的。即使是必須客觀描寫歷史人物的傳記文章，作者依然要把自己的個人感覺摻雜到裡面。例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開首“廉頗者，趙之良將也。”直譯成白話文，就成了“廉頗這個人啊，是趙國的一員良將啊！”今人當然不會這樣寫，而是“廉頗是趙國的一員優秀的將軍。”但是，如果再直譯成文言文，就成了“廉頗為趙之良將。”神韻全無了。

這種以我為主的表達方式，同樣存在於現代漢語中，例如：“中國隊大勝美國隊。”“中國隊大敗美國隊。”兩句話都表示中國隊勝了，美國隊輸了。對美國人來說簡直是匪夷所思。然而對於習慣於以主體意識來說話的中國人來說不存在任何問題。因為，如果中國隊輸了的話，要是哪個中國人說，“美國隊大敗中國隊。”或者“美國隊大勝中國隊。”那一定是在自討沒趣了。

絕大多數中國學者認為，漢語的基本核心在於本身的“傳神”而不是在語法形式上下功夫。重視神韻，自然不能給自己套上很多框框。如果，按照西方的語法重新來組織這個句子，那神韻就全無了。所以，學者錢基博認為，“歐美重形式而我國文章重精神也。”（《國文法研究》）。因此，漢語語法結構很簡單，正如學者辜鴻銘所指出的那樣，漢語是世界各國語言中，語法最簡單的語言之一。

然而，不受約束的強烈的主體意識，無疑會對客觀思考產生不利影響。歐洲的學者們重視語法和拼寫的分析，因為,嚴格和複雜的語法結構,有利於人們的邏輯思維習慣。各門科學為了思維清晰，首先都要求嚴格的定義。這就要求各種修飾詞彙和短句對定義進行限定，於是必須用邏輯結構嚴謹語句來表達。文言文的含糊和短句就難以適應。另外，中國古代學者在他們書寫的時候，從不願意引進標點符號。他們認為，閱讀文章的時候，能夠斷句，是讀者的一種最基本的能力。然而，如果複雜的語句不斷出現在長篇文章中，就是有神仙本領也無法將它們斷開來。很難想象，在這樣的文言文文章中，能將一系列的直言三段論，一路演繹下去，而不造成混亂。

李約瑟認為，文言文是一種很美的語言，因為文言文是一種含混的語言，具有一種特殊的美感，所謂朦朧美。文言文的凝練和強烈的主體意識也非常適合抒發個人感情。因此，文言文非常適合寫詩，是一種詩的語言。儘管“五.四”以來提倡白話詩，卻幾乎產生不出任何象文言古詩中的那些名句來。中國古代文人幾乎都沉醉於文言文的詩詞美中，留下大量的詩詞作品。甚至，早在甲骨文中的禱詞和《周易》中就出現了類似於詩的句子，春秋時常以賦詩伴隨政治活動，孔子把“詩教”作為倫理教化的一項重要手段。在這樣的環境下，即使在正式的奏書和公文中都會出現如“煢煢孑立，形影相弔。”“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樣擲地有聲的名句。然而，卻缺乏歐美那樣的長篇的雄辯紀錄。

歐洲中世紀的學者用直言三段論辯論得唇焦口燥，中國的古代士人互相詩詞唱和。歐洲的文人都是邏輯學家，中國的士人個個都是詩人。

3.漢字的魅力

1959年山東大汶口出土的陶器上有象形性的圖案，被認為是最早的漢字。以後殷商的甲骨文向符號化邁進了一大步，是比較成熟的漢字了。秦統一天下後，推行小篆，隨之又出現更為方便書寫的隸書，中國文字基本定型。

漢字的造字，後人總結為“六書”，除了象形外，有大量的字是會意的。例如：“人”字象徵用兩條腿直立的人，雙臂大張就表示“大”，“大”上再加一橫則成“天”；屋子底下一個女人就表示“安”；心有餘而力不足則為“忍”等等。大量的這些漢字，具有生動的形象和會意性，往往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由於漢語中有大量的同音詞，所以，漢字就成了幫助口語傳遞信息必不可少的工具。例如，說到姓氏“zhang”,一定還會再問，是弓長“張”還是立早“章”？在其它語言中，很少會有這樣的現象。

另外，漢語字形和發音分離。說不同方言的人，對同一個詞，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發音，但是大家卻共用一個共同的漢字。這也許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廣大地區的中國人，產生一種強烈的民族共同感，維護了民族的團結。

刻在龜甲或牛羊骨上的甲骨文本是占卜的，祭師們根據龜裂的走向占卜。因此，漢字一開始出現，就帶有一定的神秘性和神聖性。倉頡造字被認為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成文字。”據說倉頡造字時感動得鬼哭神嚎。

長期的封建時代，宣揚惟有讀書高，漢字也跟着水漲船高，連寫有字的紙張都不可隨便丟棄的。

因此，漢字對中國人的思維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包括從漢字產生的聯想和心理暗示作用。例如，古人認為“八”字是很不吉利，因為將“人”腰斬，則成“八”，唯恐躲之而不及，而“四”倒是很吉利的，因為兩“四”重疊就意味“事事如意”，前者從字形，後則從發音。（很有趣的是，這種好惡與今人截然相反。）

在紙張出現之前，漢字經歷過金刻、石刻和竹簡等階段。由於笨重和累贅，書寫者只能用詞簡約。所以，孔子的“微言大義”也有不得已的地方。

毛筆和紙張為形神兼備的漢字提供了絕妙的書寫手段，從而產生了一門我國獨有的偉大藝術——書法。漢字創造過程本身含有大量的藝術想象，書寫者的毛筆在紙上每一落筆，用墨或粗或細，或濃或淡，筆鋒走勢，以及總的整體布局的或密或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書寫者的風格、氣質、性格和修養。書法藝術表現出的形式美或者說氣韻，是只能意會無法言傳的抽象藝術。通過書法，書寫者和鑑賞者之間進行心與心之間的感情交流。高超的書法家可以把這種藝術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境界。無論對於書寫者還是觀賞者，都提供了無窮的想象空間，魅力之大足以讓中國文人世世代代沉醉於此黑白兩色的世界裡。

漢語和書法之神韻，影響遠不局限於文學。如果說，書法是繪畫般的字，而繪畫則象是書法的另一種形式。我們的畫不講究色彩，淡墨山水畫幾乎只用黑白兩色。我們的畫也不講究光影和透視，但是，對線條的流暢和布局之神韻則格外強調。我們的繪畫藝術，象詩一樣，同樣是為了反映畫家的強烈的個人心聲，所以說“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我們對園林、盆景乃至奇石的欣賞，也無不建立在這樣的審美情趣之上。而中國的“天人合一”哲學思想，也與強烈的主體意識有關。

因此，漢語的影響深深滲透到我們思維、哲學、藝術、審美情趣和社會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由此構成了一個自成一體的獨立的文化體系。

4.局限性

然而，漢文化的藝術美也帶來不少負面影響。

首先，由於漢語本身的重主觀，輕客觀的特點，使得我們的傳統文化中，缺乏對客觀實物的細緻觀察和思考，從而與科學精神失之交臂。

其次，大量的方塊字，使年幼學子耗費大量的時間去學習和掌握，一方面消耗了大量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死記硬背的不良習慣，對培養創造性思維十分不利。另外，學漢字的困難，使得很多貧民難以獲得基本的文化教育。

另一方面，漢語口語根據需要而逐漸演變，尤其是一些單音節詞，只發一個音，對方實在搞不清具體所指，於是，就慢慢演變為雙音節詞，例如“獅子”、“狐狸”等，但在書寫方面，則毫無改變之必要“獅”、“狐”就夠了，改成雙音節反顯累贅。於是，中國的書寫語言和口頭語言逐漸分離，到後來，甚至連語法都不一樣，例如：文言中說 “布三匹”，白話則是“三匹布”，文言中“不吾知也”白話中則是“沒人知道我”，簡直像是兩種不同的語言了。語言是隨着生活和時代而進步的，而文言則逐漸與時代脫節。要是把日常詞彙放進文言文里，文言的神韻就會丟得乾乾淨淨，文士們當然不願接受，長期如此，必然對時代的一切進步看不順眼，從而導致思想保守。

最後，為了用本民族語言來表達外來詞彙, 必須進行翻譯.使用拼音的國家在翻譯外來詞彙時,只需要將對方詞的發音直接搬過來，就成為本民族的詞彙（例如日語的片名假名）,簡單而快捷,對吸收外來文化十分方便。然而,在中國這種直接照搬發音的辦法很難行得通,過去,有人將“民主”一詞音譯為德謨克拉西,將“無產階級”音譯成普羅列塔利亞,結果讓讀者感到難以捉摸。今天已經很少有人這樣做了，更多的做法,是把外來詞彙改造成中國人習慣能接受並且能大致表達意義的形式,其中，首先必須將這外來的些詞彙壓縮成兩三個音節以內的一個漢語詞彙，這本身就有一定困難。比如computer無論是翻譯成電腦還是計算機,都不夠恰切.遇到這樣的情況,專家們往往會爭論不休,莫衷一是。另外，由於漢字的每個音節都用一個確定的漢字來表達,這些漢字與單個的拼音字母不同,本身往往代表一定的實際意義。用兩三個漢字來組合成一個新詞,很容易讓人望文生義，造成誤解。例如,我們將mathematics翻譯成”數學”。可是， 對數學不十分了解的人來說,很容易產生數學就是搞數目的誤解.實際上數學的絕大多數分支並不與數目有直接有關。

五四運動後，有些人提倡中國文字採用拼音書寫。然而，漢字的大量同音詞採用拼音後將難以區分。

對此，趙元任先後寫下《<施氏食獅史》，“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施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施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試食是十獅屍。食時，始識是十獅屍，實十石獅屍。試釋是事。”

以及《季姬擊雞記》，“季姬寂，集雞，雞即棘雞。棘雞飢嘰，季姬及箕稷濟雞。雞既濟，躋姬笈，季姬忌，急咭雞，雞急，繼圾幾，季姬急，即籍箕擊雞，箕疾擊幾伎，伎即齏，雞嘰集幾基，季姬急極屐擊雞，雞既殛，季姬激，即記季姬擊雞記。 ”

二文都有數十個漢字，卻都是同音的。說明漢語的拼音化路子走不通。

日本早就採用了拼音方式的平假名和片假名，然而，也由於同音詞導致的混亂，於1946年（昭和21年）發布了《當用漢字表》，共計1850字。

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漢語的語法結構。漢語中每一個句子都沒有修飾的從句，而且，修飾詞都堆積在被修飾詞前面。你不把整段句子看完，都不知道這句子是描寫的對象是什麼。例如：

“白雲底下遠遠山嶺的密林中一棵大樹下的青色巨岩前面草叢裡躲着一隻五彩斑斕的猛虎。”

為此，為了翻譯國外的科技或長篇論述文章，不得不把整個句子拆成幾個短句。

把外來詞語翻譯成中國人能習慣的方式，無論在接受外來文化的速度和不造成誤解原文的意義，兩方面都會有一定的困難。這些困難，今天通過一定的努力，也許都能克服。然而，對一些人來說，無形中也會產生一種排斥心理,從而有對吸收外來文化的一種潛在心理阻礙。

（1）費正清、賴肖爾，中國傳統與變革，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p26